《闲话》丛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文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

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册，全书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科学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闲话》丛书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闲话》丛书传承《良友》画报精神质地，以新生代慕客书的形式出版，扫描名流世界，管窥历史碎屑，近观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本书为《闲话》丛书第十辑，主要收录了《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美人的残渣剩粉》、《“辛亥革命”前后的何海鸣》、《关于于味青的交代材料》、《范泉给周楞伽的11封信》、《胡适终究是书生》等作品。这些作品会使人获得异乎寻常的人生趣味。

赵树理悲剧命运的“百慕大”

胡风的误读

美人的残渣剩粉

应云卫的幸与不幸

“辛亥革命”前后的何海鸣

宋教仁与孙中山的路径歧异

关于于味青的交代材料

周楞伽遗作述略

范泉给周楞伽的11封信

周楞伽在1936年

穆旦：一生流浪的精神探索者

胡适终究是书生

寻觅父亲靳以的信

靳以的信

一

谢泳在《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文中，揭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现象：

就赵树理本人的命运观察“赵树理悲剧”，可以发现，在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中，事实上隐含了作家本人的命运，但作家在叙述当时生活场景时，对于自己笔下的这个生活现象并没有察觉。……他以“大团圆”结局形式完成了这个反抗旧婚姻制度的故事。赵树理的思考停止在这个层面上，这是启蒙者的局限。一般说来，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目标主要是平等、公正、自由、人权、民主、解放、发展、进步等，但这些目标中，人权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赵树理没有自觉意识到，他在这篇小说中偶然提及的一个细节，在以后的历史中会发展成为一种远比旧式婚姻制度更为有害的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斗争会”。

《小二黑结婚》的第六节，赵树理命名的小标题就叫“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

无独有偶，尤为深长意味的是，作为小二黑、小芹对立面的兴旺、金旺兄弟，当否定了他们迫害小二黑、小芹的“斗争会”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面临的同样也是“斗争会”的命运：“午饭后，庙里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报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

赵树理在对这些斗争会作描述时，没做任何解释和说明，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地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农民对“斗争会”的形式不但认同，也非常熟悉这种斗争形式，而这种形式在赵树理眼里也是天经地义。

正是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构成了中国社会以后侵犯人权的基本形式。

对“斗争会”场面的描述，在共和国作家的作品里屡见不鲜比比皆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在作家笔下这一现象频率极高地反复出现验证着一个事实：从1942年延安整风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这种形式事实上已经司空见惯非常普遍。李维汉回忆了延安抢救运动，他曾主持过一个“斗争会”，他对此的评价是：“场内群情激奋，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

法国古斯塔夫-勒邦所著：《鸟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对此作出这样的分析：参与社会革命事件中的群众，感情无论善恶，皆夸张率真、冲动易变、缺少理智，更多受生物本能影响，有如原始人，易被煽动鼓舞。当情感的磁场在人群中迅疾传染蔓延积累到一定的量时，人非常容易流于暴戾。此时若稍加暗示或鼓动甚而导致犯罪，群众还自以为是高尚之举。而行动中的个人于对象并无明确的恩怨仇愤，在无意识状态下作恶犯罪，形成一股极为疯狂可怕的力量。心理学家荣格称之为“兽性的上层建筑”。

毛泽东可说是发动、操控这种群众运动的大手笔。“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谢泳说：“赵树理悲剧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当他在平静中叙述解放区日常生活里‘斗争会’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没有任何警觉，这种把‘斗争会’形式自觉合理化的潜意识行为中，表达了作家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正面评价，但它在事实上却隐含了作家自己的悲剧命运。启蒙者在启蒙的时候，对自已命运中的悲剧因素没有产生警觉，自己的悲剧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有幸抑或不幸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作家赵树理，命运之荒诞诡谲也就宿命般地落入这无休无止无边无际无可奈何无所适从的斗争会的“百慕大”魔魇之中。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