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为“京城著名文化名人”张立宪主编的综合性人文社科读物，取“大型阅读仓库”之意，一般每两月推出一期。丛书侧重对当今社会影响很大的文化事件、人物做深入报道，回忆和挖掘文化热点，对文艺类图书、影视剧作品、流行音乐等进行趣味性分析和探究，为读者提供珍贵罕见的文字标本和趣味盎然的阅读快感。

本辑收录了《父亲的一生》、《中芭往事》等作品。

本书收录了以下内容：《中芭往事》介绍的是中国芭蕾五十年的甘甜与辛酸。经过长期细致的采访，大量生动的细节和珍贵的图片被挖掘出来，让我们得以看到这门“最美的艺术”、“二十世纪的仪式”如何在新中国蹒跚起步；继《读库0902》中《母亲和我》一文之后，熊景明老师又写出《父亲的一生》。一代兢兢业业、公而后己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跌宕起伏，并随二十世纪一起成为历史。这一代曾经关注天空的年轻人，一生坎坷，他们失去了理想，失去了机会，中华民族也失去了他们。是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父亲”；《京东奇案》是萨苏的大作，记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北京城郊的一桩大案；《鲁兵和他的朋友们》介绍的是开创中国儿童图画书巅峰时代的一代艺术大师群体；《左派》一文，介绍的是西方的左派知识分子娜奥米·克莱恩和她所代表的反企业运动；《英伦两生花》一文介绍的是最具悬疑色彩的一部《指匠情挑》……

中芭往事

父亲的一生

京东奇案

考工记

鲁兵和他的朋友们

“毛毛虫童书馆”选页

左派

英伦两生花

官妓

数字生产力

练功时，所有女孩子们穿上经过洗、烫、浆等工序制成的白色小裙子，从后边系起来，配上自己准备的小白袜子，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无论何时，小公主一样的打扮，都可以满足女孩子的爱美之心。  ，而吃饱喝足的男孩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训练“芭蕾王子”所必须具有的高贵优雅的气质。

芭蕾舞演员对练功是既恨又爱。有一次，赵汝蘅的姐姐来学校看她，恰遇苏联专家伊琳娜正在给她们排练第一个实习作品《小鸡舞》，要求她们不断地练习半脚尖。做不到位的时候，老师会打骂。姐姐见此情景，就要去告这个学校的老师打人。赵汝蘅赶紧阻拦：“千万不要，老师打我，说明喜欢我。喜欢我，才这么严厉地对我。”

练功的岁月中，如果哪一天老师走过身边，却没有搭理她，赵汝蘅这一天都会过得不开心。对此，多少年后，经过赵汝蘅苦口婆心的挽留才留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年轻演员邢亮，有着与她同样的感受。虽然时代不同，但学生期间练功的经历和心理是相通的。

练得最艰苦的时候，女孩子们会先把脚尖在地上“哒哒哒”地不停跺，跺到麻木，痛感暂时消失了再练。最后练到脚尖全是茧子，茧子一层层增厚，直到足够厚了，才算有耐力。

女孩子显然没有男生那么洒脱，环境陌生，练功艰苦，哭鼻子是常事。赵汝蘅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哭了。学校在荒郊野外，晚上蚊子来咬，她马上就想家、想妈妈了：“当时就特别想回去，但招生简章上写着，一律不能自动退学。只好坚持。”这一坚持，赵汝蘅一辈子再没离开舞蹈。

把白淑湘等人对练功的回忆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和着血的成长路程：脚尖磨破，带着伤继续练，一层层地结痂、生茧，最后形成厚厚的茧；脚趾甲脱落，生新趾甲，趾甲盖由软到硬，慢慢向前生长，坏死的趾甲脱落。期间，经受着疼痛难忍到不知疼痛、最后疼痛减弱的滋味，“那是只有舞蹈演员才能明白的滋味”，每一个演员都是在疼痛中最终实现芭蕾梦的。

然而，刚进校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薛菁华那样有清晰的目标，他们对芭蕾没有任何概念。后来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老四的万琪武，上初中二年级时只是因为“跳得比较高”而被选中。而当时，他和那个时代所有的男孩子一样，理想是飞行员、工程师等显得特别神武英气的职业。

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女孩子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而男孩子多出身贫苦，看中的是舞蹈学校管吃管住的优越条件。

白秀峰就是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家境条件不好才进入舞蹈学校的。“管吃管住，甚至连衣服都发。每月十五块钱伙食费，还有四块钱营养费，这在五十年代不得了。”在小学就当文体委员的白秀峰感觉舞蹈离自己并不远，考上之后，发现这里的待遇太高了，天堂似的。其他男孩子也有同感，住在学校，不用在家看管弟弟妹妹，简直如飞鸟出笼。

当年，国家在负担学生所有费用的同时，还提供优厚的物质保障。相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舞蹈学校的孩子们过的是标准的贵族生活。苏联专家教导期间，学校还为学生们制定了这样的饮食标准：每天要吃黄油、果酱、点心，每周吃一次鱼肝油。薛菁华说，印象中每一次发营养品的时候都特别开心，跟过年一样。

虽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但北京舞蹈学校更像是一座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象牙塔，仿佛处在不同的轨道上，学生们保持着与世隔绝的精神状态。仅是他们的生活待遇，便是外界不能想象的。这种优厚的生活仅维持了几年，之后，无论是实验芭蕾舞团还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阶段，再没重现。事实上，这也与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发展变动紧密相联，正如中国芭蕾的命运一样。

不过，即便是孩子们感觉天堂般的生活待遇，也并不能完全补充练功和身体成长所需要的能量。白秀峰说，他们1961年毕业的这批学生，在所有的毕业班中，早逝的最多，有六个。

艰苦的练功和封闭的生活，使得孩子们特别盼望周末的休息。休息的时候，他们要学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薛菁华把妈妈准备的白袜子，今天一双，明天一双，到最后全都穿成了脏袜子，也不知道洗。大多数孩子和她一样，等所有袜子全脏了才忽然意识到，“哎呀，我们要洗袜子了，洗衣服了”，就各自端着小脸盆，带着肥皂，到盥洗室去洗。可是，怎么洗，全不知道。辅导员老师、高班的师哥师姐，就从洗衣服开始指导，告诉他们，要学会管理自己。

除了洗衣服，周末做的最多的就是补袜子。袜子穿几天，脚后跟、大拇趾全出来了。男孩子拿着一堆破袜子找到女生宿合，“谁能帮我啊？”总有人接过来。薛菁华说：“我们就是互相帮助，这个集体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班级都特别团结，像兄弟姐妹一样的。”现在的城市家庭已经见不到补袜板这种过去生活中必备的模具了，为此，白秀峰专门到潘家园买了一个，要给自己的孙子留着当纪念。

无论是懵懂还是清晰，这些孩子日后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专业的芭蕾舞演员，创造了中国自己的芭蕾形象和芭蕾舞剧。

北京舞蹈学校的成立，有着上层关怀的特殊背景。

1950年9月，欧阳予倩编导、戴爱莲主演的芭蕾舞剧《和平鸽》成功演出。演出时，只有戴爱莲一人穿的是足尖鞋，用足尖跳。周恩来总理观看后，对编导兼主演戴爱莲说：“我们还是需要芭蕾的，什么时候能够演出《天鹅湖》呢？”于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北京舞蹈学校开始筹备成立，戴爱莲为第一任校长。

成立专业舞蹈学校的首要工作是先培养师资，从未接触过芭蕾的中国舞蹈界何来师资呢？

新中国建立初期，从社会制度到政治制度，从工业生产到艺术形态，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在模拟和照搬社会主义苏联的模式。“苏联专家”是中苏友好时期中国人民最熟悉的词汇，各行各业均不陌生。直至六十年代初，中国众多领域内崭露头角的业务精英，均受益于这一特殊的人群。芭蕾当然不会例外，因为，彼得堡是世界芭蕾艺术的中心之一，当时的苏联拥有世界上最知名的芭蕾舞演员和编导。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