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场景刻在我的记忆里。时间：1988年4月，地点：北京北太平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这一年，新影厂完成了定义为“彩色长纪录片”的《巴金》的拍摄，纪录片解说词由黄裳先生执笔，编导张建珍，摄影周俊德、钱厚祥。我曾数年报道新影厂，且是研究巴金的年轻人，也在邀请之列。
那天看片的人不多，座谈时人更少，约十多位。曹禺在夫人李玉茹的陪同下，从始至终参加。这一次，曹禺显得格外兴奋，或许人少的缘故，也与当时思想界气氛极为活跃有关，座谈时，他的即兴发言轻松、洒脱，一开口，便引起一阵欢笑。
“我与巴金是老朋友了。我的几个老婆也都与他关系很好。”
李玉茹老师在一旁立即纠正：“你只有一个老婆啊！”
曹禺一笑，赶紧说：“不，我的前后几个老婆都与他关系好。我们两家一直很好。”
人们谈友谊，谈电影，谈得最多的是“文革”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曹禺肯定巴金的独立思考和提倡讲真话，忽然，他的声调高亢许多：“与巴金相比，我简直是个混蛋！我简直不是人！”
一字一顿，响如洪钟。许多话我都记不确切了，但这两句话语气激烈，超出我的想象，一经听过，再也难忘。在我来到北京的几年时间里，听说过他的一些传言，也亲历过他在不同场合的表态，知道他在1980年代文化界的反思潮流中，与写作《随想录》的巴金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此刻，绝对没有想到他竟会用这样一种无情贬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老朋友巴金的爱戴与敬重。顿时，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就在看片会的当天晚上，曹禺致信巴金，这样写道：
……我看你的纪录片后，感情激动，大家要我谈，我就说了几句。也许说过了一点，但却是我的真心话。(1988年4月11日)
最激烈的言辞与最真切的震惊，一直无法忘记。
印象中，纪录片《巴金》后来似乎只在上海放映过，并没有按计划在全国公映。电影海报上，选用高莽先生画的一幅巴金低头思索缓步而行的素描。如今，再看海报，耳边又响起曹禺高亢的声音……
面对老朋友巴金，曹禺在1988年春天进发而出的自我鞭挞，虽颇有戏剧效果，却又并非没有内在的必然。可以说，他对近十年的自我反省，浓缩在那一两句的进发中。
曹禺与巴金在“文革”之前的经历与境况大致相似，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他们走过的无外乎也是自我批判、明哲保身、人云亦云、批判他人等这样几个阶段，在被动地批判自己和参与批判他人的过程中，在精神不断被扭曲的状态下，以积极配合而求安稳。“文革”突兀而来，他们再也无法逃避，只能在精神受折磨、人格受凌辱的日子里默默走过。但他们还是和许多朋友一样，等到了“文革”结束，等到了生命的重新开始。
1979年，对曹禺、对巴金而言，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前者，婚姻生活的重新开始；后者，写作《随想录》高潮的到来。
巴金的《随想录》在1978年12月开始动笔。与此同时，他准备着1979年4月的重访法国。不少巴金研究者都非常看重巴金早年思想和道德观与《随想录》的关系。我也同样。我甚至认为。准备重返法国以及随后的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我注意到，《随想录》刚开始写作时，巴金在家里接待过几位法国汉学家，在1979年1月25日第八篇《“长官意志”》中提到了此事。第十篇就是《随想录》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把心交给读者》。1979年2月3日写作的这篇长文，带有“宣言”性质。文章开头记叙巴金和友人黄裳的对话，巴金告诉黄裳，他要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他要把心交给读者。正是在这篇文章里，巴金深情地回忆自己1927年的巴黎生活，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他所敬重的法国伟人：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而他特别强调伏尔泰、左拉为冤屈者发出抗议之声的举动。就是在这样的回顾中，巴金开始了自我解剖的工作。
经过1979年的写作，一个开始反思的、有着全新精神面貌的巴金，出现在人们面前。此时的巴金，多么希望老朋友曹禹能够与他一样投入独立思考的行列，以新的创作、新的面貌告别历史。
巧的是，巴金《随想录》的写作，一开始就与曹禺有着直接关联。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是在中国公映三部日本电影：《追捕》、《望乡》、《狐狸的故事》。描写日本妓女阿崎婆一生故事的《望乡》，在中国公映后引发激烈争论，有的批评者甚至将之归为“黄色电影”，主张禁演。一位当年在部队服役的军人回忆说，当时他们突然接到更改休息丑的通知，内容是：“本星期日更改到下星期一”，目的是要避开影片《望乡》的放映日，以不让军人到地方电影院观看。(郭根群《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的日本电影热》)《望乡》引发的社会震动，可见一斑。P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