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这个女人，一生三次垂帘听政，掌权长达四十七年。她主政时，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也实施过不少有利于爱新觉罗氏皇朝长治久安、有利于晚清中国社会进步的举措。她一死，清王朝只有三年便垮台了……这本《政治女强人慈禧》，是沈渭滨在电视台所作慈禧讲演的原稿基础上整理而成。

这本《政治女强人慈禧》，是沈渭滨在电视台所作慈禧讲演的原稿基础上整理而成。

《政治女强人慈禧》根据可靠史料，还慈禧本来面目，力求客观公正地把她的所作所为，择要告诉读者诸君，让各位认知后自己作出评议。

愿这本书能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欢。

自序

应选入宫

咸丰帝之死

叔嫂联盟

辛酉政变

重用汉族将领

整饬纲纪

压制奕诉

兴办洋务

同治帝亲政

同治帝之死

收复新疆

慈安暴卒

甲申易枢

归政与训政

帝后矛盾

戊戌变法

第三次垂帘

慈禧西逃

推行新政

立宪之争

光绪帝驾崩

女主归天

访问录

后记

恭亲王连续三个奏折呈上去以后，得到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的同意，可是朝廷里面一批反对学习西方、反对开展洋务运动的保守大臣，对奕诉的奏折进行了抨击，由此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

在奕沂的强势推动下，洋务运动的步伐开始加快，而慈禧此时也掂量出洋务运动对于拯救时局的重要意义，在改革与保守两派群臣的争论中，慈禧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争论是从同治六年(1867)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开始。张盛藻的奏折指责奕让科甲正途出身的官员到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是提倡“重名利而轻气节”，如此一来是要提倡“学技巧而入歧途”，就是让这批人仅仅学习西方的技巧，这会误入歧途。奏折上去，慈禧太后看了以后，大不以为然，她认为这是胡说八道。所以，慈禧让内阁拟旨驳斥，大意是说学习天文数学，不过借西法来图强，并不是不要孔孟之道而使人误入歧途，怎么会妨碍人心呢？这个上谕理正词严，把保守派驳得哑口无言。圣旨下来后，奕诉就加快了筹办的步伐。

然而事情没有结束，到了二月十五日，保守派领袖、德高望重的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出场了。倭仁上奏折反对开设天文算学馆。他认为，立国之道，是崇尚礼仪而不是崇尚权谋；国家根本的目的，是在人心，而不在各种各样的技艺。他把争论的重要性归结到何以立国，靠什么图强的高度。因此他在奏折中进而认为“师事夷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必然是中国成了西方的天下。他气愤地说：“夷人，吾仇也。”西方是我们的仇敌，我们学习西方就是学习我们的仇敌，所以是“事仇”，这是件最为可耻的事。进而他得出结论：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必定有精于天文数学的这种人，何必要向外国入学。

慈禧太后对倭仁一向敬重，不仅授予他很高的职位，而且任命他做小皇帝的师傅，用他的人品、学问来教导儿子成器。但是她看到倭仁的奏折以后，并不以为然，于是当天召见倭仁。慈禧跟倭仁的对话，我们现在不清楚，可是从《翁同稣日记》二月十五日的记载来看，当时慈禧召见倭仁问话的时候，“倭相未能悉畅”，即理由没有讲得很顺畅，于是话题就转到小皇帝学习的功课上来，倭仁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太后。《翁同稣日记》说“倭相未能悉畅”，有两种可能：一是倭仁拙于言辞，不能够畅所欲言；第二个是他讲的跟奏折上面讲得大致相同，没什么新意就转换了话题。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较大。于是问话之后，慈禧就将倭仁奏折发交总理衙门处理。

恭亲王读了倭仁的奏折以后，感觉到必须反击。于是三月二日，奕诉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重申招收科甲正途的人学习天文算学的重要性，同时提出来倭仁既然认为这件事情有不好的地方，想必他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如果真有好的办法能够压治外国人而不为外国人所治，我期望能够追随倭仁之后。然后，他话锋一转，如没有别的好的办法，仅仅以所谓“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说这样做可以置敌于死命，我不敢相信。很明显，奕的奏折是用以退为进、以攻为守的办法，让倭仁拿出比自己更好的办法来谋自强，把“皮球”踢过去了。

倭仁在三月八日再上一折，他绕过奕诉的反击，提出如果奕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办法，真正能有把握使中国自强起来，这不是很好吗？如果不能成功那不如不要做了。把“皮球”又踢过去了。

三月十九日，奕诉再上奏，他实话实说，说我这个办法有没有把握实在难以预料，也就是说兴办洋务这个举动结果如何，是很难预期的。然后他话锋一转，抓住倭仁奏折中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戳他一枪。他要倭仁保举几个人，请他择地另开一个馆，由倭仁督导来看他的成效。

这份奏折上去以后，慈禧太后接受了奕的这个建议，她让倭仁照此办理。于是，奕诉踢过去的皮球经过慈禧太后一脚，打正了倭仁的大门。倭仁不得不上折承认，“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我前面说的仅仅是“以理度之”，想想而已，同文馆既不能中止，我前面的奏折已经没有必要再讨论了。

但是朝廷不依不饶，仍然下旨要倭仁随时留心，一旦访到可用的人立即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三月二十一日，朝廷下旨要倭仁在总理事务衙门行走。这道上谕使得倭仁极为难堪，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认为，以宰相之尊充总理衙门驱使之役，实在是太作践倭仁了。倭仁用一片忠心换来的是难堪的侮辱，他太伤心、太难受了，结果气出了毛病。倭仁一病倒，同文馆争论虽然余波犹在，但正面冲突已经结束。

慈禧太后作为朝廷的最高仲裁者和决策者，她把砝码投向天平两端的奕诉一端，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这一年是1867年，她和奕诉之间的权力斗争刚刚以互有胜负收场，而倭仁是坚定地支持太后的，他力主恭亲王“不可复用”。那么太后在这场争论中为什么不偏向他而支持奕呢？细细地想来却自有道理。那个时候的慈禧，不愧是个以皇朝基业为重，头脑清醒的女主。她革去奕诉议政王头衔、保留其他的职务，是为了削除重臣危及皇权的隐患而利于用其所长；她支持奕诉开办天文算学馆，是为了借西法图自强以保大清长治久安。她从自己出逃京师的耻辱中，已经清醒地看到西方船坚炮利的优势和清军大刀长矛之不足，所以认定制器练兵、求强求富是有利于皇朝的富强之举的。她从来不怀疑倭仁的忠心，但是不同意他的迂腐守旧。所以慈禧在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上，只有一条标准：看是否对皇朝强盛兴旺有利，不问亲疏，只论利害。正是这种理念和做派，才使兴起不久的洋务运动得到朝廷的支持而能够长久进行下去。

如果说同治六年的同文馆之争，是一场革新和守旧之争的话，那么慈禧太后在这场争论中，所扮演的是革新力量保护者和仲裁者的角色！P68-71

这本小书，是我在电视台所作慈禧讲演的原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内容和评议均未改动，只在文字上稍有修润。因为由讲稿成书，所以体裁上类似已故史学前辈黎东方教授开创的“讲史体”，多讲史实，略有评议。

慈禧这个女人，一生三次垂帘听政，掌权长达四十七年。她主政时，做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也实施过不少有利于爱新觉罗氏皇朝长治久安、有利于晚清中国社会进步的举措。她一死，清王朝只有三年便垮台了，很值得人们深思。以往的评论，往往对她彻底否定，把她妖魔化，一棍子打死。她成了近代一个十恶不赦的妖婆。这样的评价，是不是公正，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本书根据可靠史料，还慈禧本来面目，力求客观公正地把她的所作所为，择要告诉读者诸君，让各位认知后自己作出评议。我在书中的若干看法，仅供各位参考，也期望批评赐教。在我看来，评论历史人物，特别像慈禧这类复杂的“问题人物”，决非由哪个专家说了算，可以一锤定音的。学术是天下公器，谁都可以根据真实可信的资料进行研究，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愿这本小书能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欢。谢谢。

沈渭滨序于蒲溪抱墨轩

2011年10月

书院一词产生于唐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后来，经由士人大儒的文化自觉，成为在官学体系之外建立的一种研习讲学场所。由唐初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它承继孔门遗风，以修己安人、成德济世为宗旨。作为古代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教育机构，书院不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贤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学与管理的优良传统。宋以后的大儒，从范仲淹、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到王夫之、姚鼐、戴震、康有为等，无一不与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千三百多年来，成功的书院共同印证了一件事：在此地，师友必相契于人文关怀，切磋于学问思辨，而自得于人文化成。

晚清以降，随着近代学堂的兴起，书院逐渐衰落而最终被废，尤其是经历了“五四”与“文化大革命”的激变，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出现了断层。于是，近百年间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几代国人失去了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滋养，对于本国的文化与历史也渐已淡忘。

梁启超先生曾言：“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之不发明。”然而，本国学术思想之发明非一代人可以成就，须“由其民族自身传递数世、数十世血液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

多年前，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曾创办某日播学术思想类电视文化栏目，试图借助媒体的公信与资源，为挖掘与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一己之努力，以电视广播的广泛影响力，让更多国人能亲近本国之灿烂文化与历史，以期未来重光。遗憾的是，在“娱乐至上”的大环境下，这个栏目开播仅一年，便因收视率不高之故而被停播。

2007年的10月，到绍兴参加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邂逅作家迟子建，我问她在家会看什么电视？她回答说，从来不看电视。再问为什么时，她说，电视有电视的受众，她只愿意与书与文字为伴。这或许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感受。也在那一年，我读了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写的一本小书《娱乐至死》。在书中，他讲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人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当时，我对这种带有预言性的判断，表示了一定的怀疑。但随之，中国大地步美国后尘风起云涌的一切电视娱乐化表达，已过之而无所不及了。因而，要在电视媒体再去做一些深沉的文化思考，近乎不可能了。

2008年夏日，因一批学友同道相邀，共赴长沙岳麓书院游览，遥想当年“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文化风貌，心向往之，不自量力，进而萌生沿袭传统开办民间书院之念。此后，因缘际会先后有幸与汤一介、乐黛云、朱维铮、沈渭滨、郭齐勇、葛剑雄、王家范、阮仪三等先生及骆玉明、朱学勤、朱青生、赵林、汪涌豪、傅杰、鲍鹏山、李天纲等一批国内颇有影响的学者诸君求教关于传统文化传播与交流之事，众大德高士对于笔者提及借书院传统，潜心研习中华文化经典，颇嘉许之，并言及若书院开山，将身体力行驻院开讲。

得诸位先生与学者的发心，又蒙蒋国伟、姚军、朱笛颖诸君襄助，书院遂假座嘉定别墅开山。上海嘉定有名园日“秋霞圃”，且嘉定曾出儒学大家潜研学派代表人物钱大□，书院因而沿袭传统命名方式，冠以“秋霞圃书院”。渭滨先生以七秩又五高龄，题赠匾额，仪三先生再以七秩有六高龄，亲为书院篆刻“秋霞圃”章阴阳二枚。

秋霞圃书院自民间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主导，秉承“传习经典，润泽心灵”的宗旨，开山后活跃于民间，不设形式限制，让民众终身学习。这或许正是它“匡翼”学校之处。在师友共处时，游憩相伴，吟唱酬答，反复磋商，志业与共，慧命相续。这些师友之道，有益于性情的调护，心志的存养。

几年来，书院浸淫于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文等四个领域，每月延请名师驻院讲学，畅谈文学想象、纵论历史分合、仰望哲学星空、顿悟艺文美感，海阔天空、其乐融融，得以领受国内外学界精英多年学术钻研之精妙。转眼，已有20多位学者在书院传道讲学，整理成文字，已数百万言之巨。惶惶然，如不加以善待，有愧诸位师长。适逢浙江古籍出版社杨社长林海先生，念我旧识同乡，多次往返沪杭两地，秋霞圃的文字愿照单全收，遂一揽子交付林海兄，“秋霞圃人文典藏”得以陆续付梓。

几年的艰辛探索，到今日方绽放了几朵“小花”。虽为“小花”，但经由诸多名家高士精心培育，想必会给读者带去怡人馨香。诚然，文化薪火相传仅靠一己之力难以点亮国人心灵，希冀更多的高士大德汇聚，众人拾柴，才能让经典重光。今天我们如果有重建人文精神的意愿，那么书院传统必然是值得珍惜的资源，如何汲取传统文化之精华，以现代的表达与方式使其重现，发挥“匡翼”学校之不逮的功能，这正是今日文化振兴、重建民众心灵家园所不可忽略的课题。

李耐儒

于辛卯年仲秋秋霞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