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谈学谈诗二十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其生命历程中比较重要的疑点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来面貌。

在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每一阶段，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他的博士学位问題，他的西洋哲学素养，他对毛泽东的影响，他和蒋介石的关系……随着《胡适日记全集》的出版，其中有些问題已能够获得比较明确的解答。

《重寻胡适历程》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內在线索，探讨胡适在各个阶段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并就上述引起议论的疑点，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让胡适自己说话，还胡适一个原来面貌。

《重寻胡适历程》的作者是余英时。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

 一 留学时期（1910-1917）

 二 “新文化运动”初期（1917-1926）

 三 “大革命”时期（1926-1930）

 四 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1931-1937）

 五 出使美国（1937-1946）

 六 内战时期（1946-1962）

 七 落日余晖（1910-1917）

 后记

谈学谈诗二十年

 ——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

 前言

 一 胡适的出及其思想史的背景

 二 思想革命的始点

 三 长期的精神准备

 四 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

 五 胡适思想的形成

 六 方法论的观点

 七 实验主义的思想性格

 八 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

《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

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

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

 ——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征引书目

1931—1937年胡逋重返北大，出任文学院长。这七年在他的生命史上也构成一个清楚的段落。但是1931年9月14日，筹备了九个月的新北大开学后的第四天，日本军队便攻占了沈阳，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所谓“九一八”事件(见《日记》1931年9月14日胡逋的眉批)。1933年3月初日本又在几天之内攻占了热河(见《日记》是年3月2日至13日各条)。从此直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整个华北都在不断扩大的日本侵略阴影下度过的。在这几年中胡逋的主要心力仍然集中在帮助蒋梦麟改革北大，希望建立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大学，不但注重教学而且强调研究。我用“侵略阴影下的新北大”来概括这一时期《日记》的特色，便是为了点出：胡逋重返北大的七年恰好又是国难最深重的时期。

现在让我们先从《日记》中看看他怎样出力改革北大。1931年1月9日他在上海的《日记》：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点半，在沧洲饭店开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到会者有Dr．Paul M0nroe、MessesLeighton Stuart、I．E．Baker、Roger S．Greene、蔡元培、蒋梦麟、任鸿隽、赵元任，与我共九人。

是日所议事最主要的一案为北大补助案。会后胡逋以名誉秘书的身份发表谈话说：此次常会中，美国董事顾临君提议，自民国二十年度起，由基金会每年提出国币二十万元，赠与国立北京大学，以五年为期，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之用。(《日记》同月13日所附剪报)

这个案子表面上是由美国董事Roger S．Greene(顾临)提出，背后的原动力主要是胡逋(可看同年《日记》1月7、8日两条)。他后来在《丁文江传记》中把这个功绩完全推给了傅斯年和顾临、(见《年谱长编》1930年末所引)，那是一种谦词，其实并不可信。有了这一百万元的补助，加上北大本身也特别提出一百万元作为配合，改革的经济基础便稳固了。

有了充足经费之后，他便迫不及待地为北大网罗人才了。1月24日他特别绕道青岛，想把杨振声(金甫)、闻一多、梁实秋都拉回北大。所以25日中午下船吃饭后便“回到金甫寓中大谈，谈北大事”。(《日记》1月25日条)27日“晚上先在金甫家与实秋、一多、金甫谈。金甫肯回北京大学，并约闻、梁同去。所踌躇者，青岛大学不易丢手”。(《日记》27日条)这时他并不是北大文学院长，但已在积极进行文学院的革新了。29日回到北京家中，《日记》又记：“孟真来，谈甚久。孟真不以金甫回北大为然。”第二天的《日记》更为重要。

梦麟今早来谈，下午又来谈，皆为北大事。他今天决定用院长制，此是一进步。但他仍要敷衍王烈、何基鸿、马裕藻三人，仍是他的弱点。晚上我与孟真谈，请他劝梦麟努力振作。

写信劝丁西林、徐志摩回北大。

这条记载最可看出，在改革北大这种大事上，他和傅斯年都是移极的推动者，蒋梦麟反而处于被动的地位。院长制显然也是＆于胡、傅的建议。丁西林是物理学家，胡逋的影响显然不限于文学院。《日记》同年2月13日：

昨夜李仲揆(四光)来电：“教书甚愿，院长无缘。”今早与梦麟谈，他去电再劝他允任理科院长。

李四光回电给他，可见去电约请的也是他，当然是事先与蒋梦麟商量好的。后来他的内弟江泽涵说他“对理学院的整顿有过相当重要的贡献”，决不是溢美之词。

他出任文学院长的事也有曲折，胡颂平先生编《年谱长编》时，未见《日记》，因此也语焉不详。《日记》1931年2月7日：

作二书与梦麟，一说我在北大教书不支薪，一说文科院长不可无人。

下午又作一书，说北大事须是有计划、有条理的改革，不可听学生自动驱速教员、主任。

一日三函，其积极可见。关于文学院长的事，蒋梦麟在第二天有专信商讨：

文学院院长问题，我仔细考虑过，承认你的见解是对的。现在一个问题是：三学院同时发表院长呢，还是先发表理、法两院，稍后再发表文学院？因为文学院我已承认自兼了，要转弯过来，须经过以下的步骤实较稳当：

1．发表文学院未觅得妥人以前暂行自代，理、法两院为某某。

2．两院长都就任以后一二月内即发表现已觅得某某为文学院长。

你以为何如？(《日记》2月g日条附原函)

其实文学院长一职是胡逋自告奋勇，愿意担任的。怎样知道的呢？1932年4月4日他有一封信给蒋梦麟，坚决表示不能继他出任北大校长，并极力劝他万不可此时抛却北大去做教育部长。信的第二段说：

北大的事，我深感吾兄的厚意。但我决不能接受这种厚意，前夜已与兄说过了。我是不客气的人，如北大文学院长的事，我肯干时，自量先告诉，不等你向我开口。(引自《年谱长编》1932年4月4夜条)

所以上面所引胡遗论“文科院长不可无人”一信，便是一封自荐书。他似不知道，蒋梦麟已先在校中宣布过自兼院长，不能马上出尔反尔。对于蒋迟一二月再发表的反建议，胡逋最后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此下《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似乎是一疑案。但是我终于在他的一二篇残稿中找到了解答。他有一篇《记病——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四月》，专记他在1932年入协和医院割治盲肠的经过。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一天(按：2月15日)是我约定到北大文学院去接受院长办公室的日子，已约了秘书郑毅生(按：郑天挺)去那边候我，所以我决定去会他。

九点半到第一院，郑君来了，把文学院的图章交给我。(附在《日记》1932年2月13日条后)我们再看上引同年4月4日给蒋梦麟信中后面几句话：

但我那番举动(按：指自动愿作文学院长)，只是要劝告吾兄回北大，只是要使维持北大的计划可以实现，只是要在这几个月计划明年的改革。不料我到北大的第一日就病倒了，直到今日，什么事都没有做。

两段话互相比勘，我们现在可以完全断定，胡逋是在1932年2月15日正式接任北大文学院长的。他通情达理，让蒋梦麟有一整年的时间“转弯过来”，以免贻校长以出言反复之讥。所以胡颂平《年谱长编》把他出任文学院长的时间系在1931年之始，绝对是错误的，虽然他确是文学院的幕后主持人。P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