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与折磨是这些导演们经历的宝贵财富。市场的残酷性普通人无法体会，而宇文翮编著的《少壮派导演报告》就旨在通过与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导演(包括编剧、广告、电视制作、戏剧和电影学校出身的人)的交谈，去除一般访谈时被公关人员披上的装饰外衣来展示他们的真实性和多面性，并呈现出一个个相对完整的电影人生。

“少壮派”是一个广而概之的说法。顾名思义，它是一个群体，是一种分类。《少壮派导演报告》所界定的“少壮派”导演的标准包括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少”，他们大部分都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通常在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上大学，目前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相比北京电影学院孕育出来的第五代、第六代，他们的背景更为复杂。他们都是在2000年之后投身电影圈，在商业电影领域取得成功却是最近四五年之内发生的事情，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他们肯定将成为中国影坛创作的主体力量。

《少壮派导演报告》由宇文翮编著。

序一：被埋没的是平庸 冯小刚/文

序二：期待续集 魏君子/文

前言：少壮派导演报告

宁浩：拿电影做一个实验

陆川：每个梦我都希望能够慢慢品尝

张一白：每个电影都有它的使命

乌尔善：我为电影院拍电影

高群书：我们在为中国电影烧炕

丁晟：我不是奔着某个奖去的

尚敬：应该对大众的趣味心怀敬畏

王岳伦：在中国拍电影不能跟风

李蔚然：拍电影就得接地气

杨树鹏：拍好电影肯定能赢得席位

徐静蕾：用演员身份扶植导演事业

滕华涛：好电影就是好故事加合适的演员

后记：十二个侧影 宇文翮/文

人的能力是无限的

我在山西电影学校上了四年中专，那个学校是山西省电影公司开办的技校，本着为公司培养电影放映员的目的向社会上招生。我们是学校里的第一批艺术生，是因为以前的海报都是手绘的，没有彩喷技术，电影公司需要一些能画海报的人。学校是面向全社会招生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年龄偏大，18岁以上，我在学校里头算小的，开始两年觉得很好玩，但玩了两年之后就觉得很无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何去何从，突然就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当一个人进入到这种状态中就会产生莫名的焦虑和恐惧，这样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我决定来北京。我是觉得不能在山西再呆下去，因为再呆下去我的人生就看不到希望了。

1997年我来到北京，刚来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自己要干什么。北京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之前积累的所有东西统统都放弃了，直接导致了各种的不适应。当时我爸也不支持我，不给生活费，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报考前班时，兜里就揣着2000多块钱，学校一年要收3000多块钱的学费，我只好跟招生的老师商量，能不能先交一学期，跟人家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收了1750元，就剩300多块钱就是生活费了。那时候住地下室，房租很便宜，交了租还剩下100多块钱，于是算计着过日子，每天吃两顿，一顿小笼包，一顿烧饼，再买一瓶酱豆腐，到现在我还很爱吃酱豆腐，这都是那时养成的“好习惯”。

我当时其实考了好几个学校，有工艺美院、服装学院、电影学院等，我把考学当作一条出路。那一年我人生的主题就是考试，本着无所谓的状态就去了，考完也就完了，最后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简称北师大)。我说我要去上学，家里人还很不同意，说你都已经工作了，现在去上一个成人教育，这文凭也不知道算数不算数。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想上大学，你不支持我没关系，我自己可以去弄到钱。其实我来北京第一年在工艺美院读考前班的时候就已经在靠摄影赚钱了，当时做图片设计，又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有一阵子还专门给歌手拍照片。上北师大的时候我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甚至还买了装备。我当时在ChannelV…帮他们做活动，慢慢认识了一些歌手，后来混熟了又去拍MV，所以我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石头里蹦出来的，都要种个种子。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很辛苦，但也很快乐。我一个月有时候能拍四五首歌，10万块钱一首，差不多年收入有几十万，那时候我还在读书，收入可以说是相当可观。

在北师大的最后一年拍毕业作品，我弄了一部片子叫《星期四星期三》，粗剪版有90分钟，精剪完还有60分钟。那时候我就发现，拍故事片跟我性格里面的一些东西很吻合，这种讲故事的欲望导致我后来不断地尝试写剧本、拍电影，然后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片《香火》。

《香火》是在大同拍摄的。我当时其实已经写出了很多个剧本，这是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原型是我在太原的一个和尚朋友，他是到处瞎混、挺基层、挺生活化的那种和尚，有一段时间他想修个塔，所以老往北京跑，没事就跟我碰个面、吃个饭，跟我讲他修塔的事，比如谁捐了多少钱，修好了别的和尚要抢他怎么做斗争。我觉得这个人物挺有意思的，于是就开始琢磨这个故事。

2002年年底，当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剧本写完我就给张献民看，他看完没置可否就放下了。后来有一天，突然韩小磊老师找到我，说我的本子有点意思，问我想不想把它拍出来，他帮我找钱。当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机会，但最后忙活了半天钱也没落实。

每个导演刚起步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钱，谁给你投资，投资之后怎么回收等等。我不想空忙一场，最后就决定自己掏钱，纯当娱乐了，反正也就几万块。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要拍电影，刚开始还觉得拍电影会更挣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不是这样的，到现在也不是，但因为走到这条路上来了，积重难返。今天如果我还是20岁，我可能选择去挖矿，留在山西想办法干点儿更实在的事情，但那会儿走到电影这条路上去了，都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有什么可选择的余地吗？因为你把时间成本用完了，你只干了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有惯性，很难再改变，就像《拆弹部队》…里的人，即使是那么危险的一个工作也只能继续做下去，他干不了别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选择越来越少，这是一个特别无奈的事情。

《香火》是我唯一一部跟故乡有关的电影，我不像贾樟柯他们不断地在拍山西，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很感兴趣，说到底，学校里的教育只是局部的，一个人一生当中所接受的教育70％是从父母那儿来的，父母的教育是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儿来的，一脉相承。还有土地的氛围，哪里的人会有哪里的看法，这是肯定的，通过地域判断一个人肯定没错。前一段他们说怎么突然集中出了一批山西的导演，我去韩杰家聚会一看都是老乡，而且都是北师大的，全是师兄弟，前后脚毕业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就跟有一个阶段陕西出了特别多人一样，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我分析是大家互相看着，也没觉得很远，比如某个人成功了，就给其他人指出了一条捷径，有可能有这种影响在里面。其实你要看得见它，它就会变成一个可行的东西，比方说我在山西上学的时候，拍电影这个事儿简直跟山西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山西挖煤行，干电影觉得没什么关系。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就发现贾樟柯也是山西人，他以前在山西大学画画的，你就琢磨着这件事情好像并不遥远，你就会建立某种心理联系。之后，我做了导演拍了电影之后，以前跟我一起玩乐队的那帮人现在全都变成了导演和副导演，大家有一种心理路径觉得这个事儿原来可以干。其实所有行业都一样，它都呈现群落效应，为什么温州人都做生意，都是大款，就是地域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最后变成了一种现象，我觉得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带动效应。所以我认为，是从贾樟柯开始山西开始跟电影这个行业有了联系。

在山西拍《香火》时我们剧组一共就八个人，当制片的同学找了当地一家破宾馆跟人谈半天，从初一到十五总共给2000块钱还管早晚饭。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帮学生，每个人都很有热情。主演李强是我的同学，当地人，还有一个刘庆苗是从大同过来的，边演戏边帮着协调当地的事情。我们七八个人在县城的老街上拍戏，全靠日光，因为没有办法组织现场，大部分时间里只能采取偷拍的办法。我记得是大年三十开的机，开机头一天摄影机就冻坏了，零下二十几度，电子设备罢工了，赶紧在旁边生一堆火，把摄影机拿过去烤一烤，烤完拿军大衣裹着再投入工作。第一部戏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但是不觉得苦，因为好玩儿，而且拍摄进度也不紧张，晚上回来还能跟大伙儿打打麻将。有很多时候是早上起来才跑去找演员，睡醒了才开始想今天这场戏找谁来演，然后跑到街上看这个卖菜的人挺好，就去问问卖菜一天能挣多少钱，他说一天挣200块，我就说让你演一天戏给你200块钱。好多演员都是这么找来的。P5-9

期待续集

文／魏君子

2009年初，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之后，我访问了时任寰亚执行总裁的庄澄先生。话题围绕合拍进行，最后庄澄庄重说道：“香港导演要想摸透内地市场，起码要用五年时间学习生活，但问题是内地年轻一代导演也在崛起，他们对内地观众口味的把握，可能更得天独厚。”当时听完还不以为然，放眼内地导演，拍类型懂市场者不过寥寥几位，哪能这么快？岂料不过三年，不仅冯小刚、姜文、张艺谋、陈凯歌四大导演连创市场佳绩，宁浩、陆川、徐静蕾、高群书、丁晟、王岳伦、李蔚然、张一白、尚敬、滕华涛、乌尔善也相继突破五千万、一亿、两亿、三亿、七亿票房大关……

电影当然不能尽以票房论英雄，但正如某些言论宣称“忍够了香港导演拍烂片”一样，真正让大众看到的，得媒体关注的，被业内讨论的，令片商动心的，仍是那些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高票房类型化电影，手拢大把资源，人在聚光灯下，枪打出头鸟，钱多必压身，做得好坏与否，被夸张放大也在情理之中。内地近年涌现的这批“少壮派导演”同样处在风口浪尖上，纵然年纪参差，出身不一，目标各异，轨迹有高低，但在面对市场这一标准时，他们暂时过关了。过关如考试，总有诀窍心得，未必是真知共识，也可能是经验教训，总有借鉴或者吐槽价值。所以，为什么不做一个内地少壮派导演的报告呢？

有想法容易，做执行最难，我这“口的巨人”，幸运地遇到一位年轻有为的实干派接棒奋笔。他笔名“宇文翮”，师从上海电影学者石川先生，对电影史与电影艺术有系统的认识，也有持续的热情，更愿意不惜工本花费近一年的时间走访诸位少壮派导演，在创作与市场中寻找他们的共性，最终埋头整理撰写出这本可读性与参考性并重的电影书来。惭愧的是，我只起到前期策划作用，在本书实际操作阶段几乎没怎么过问，直到书稿完完整整摆到面前，才欣喜地发现没有所托非人——电影圈又多了一个靠谱的年轻人！

《少壮派导演报告》聆听了十二位内地导演的侃侃而谈，但这远不是少壮派(如何划分书中有详细阐述)的全部，江湖后浪推前浪，影坛力量在变化，这一阵营也会不断扩大。从市场角度，我期待着尽快推出续集……

2011年10月，我去《王的盛宴》片场探班。那几天陆川阑尾炎发作，一直带病在坚持。早晨从市区医院开出的药水只有8小时的有效期，送到外景地已是下午4点，剧组的工作人员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位大婶，像是当地的村医，一针扎在了导演的右臂上，拴根木棍吊盐水瓶。夕阳的余晖下，我看到了“少壮派”导演的一个侧影。

为了描写这群不再年轻的“年轻人”，我前前后后花了一整年时间。陆陆续续的采访，最初是高群书，最后是宁浩，有的人来去匆匆，有的则聊了数次，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和惊喜。我很享受交流的过程，让我了解到电影诞生的艰难困苦，以及那些“造梦者”的努力与坚持。

拍电影并不很赚钱，从事一份与电影有关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儿理想的味道。很多人把导演的工作想象得简单，好玩儿，比如可以在片场指点江山，可以带着剧组四海云游，可以在各种电影节上挽着俊男美女走长长的红地毯，接受闪光灯的抚摸，风光无限，但在这些表面的虚荣背后所付出的汗水和泪水，想来却没有多少人关心。陆川拍《南京！南京！》中途因资金链断裂几度停工，丁晟在野生动物园里“与熊共舞”，宁浩在大草原上面对众叛亲离也坚持了下来，杨树鹏则为自己的电影梦赔上了身家……尽管在中国拍电影很艰难，但他们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中国电影的这面旗帜总得有人来扛才行。

其实魏君子最初策划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是一个三到五年的计划。2011年，这个想法还有点超前，我们预计“少壮派”导演会在未来的十年里慢慢登上舞台，成为主角。但写着写着，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发生着巨变。一方面新导演一个接一个以抢班夺权的态势冲了出来，并且还都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成绩；另一方面，好莱坞大举入侵，也迫使年轻导演早早的挑起大梁，成为对抗好莱坞的主力军。我们在这群“主力队员”中挑选了12位导演，因为各种原因也留下了几粒遗珠，与李玉、金依萌、钟继昌，包括很有前途的张猛都失之交臂。但三五千万的成绩并不是什么太高的要求，在中国电影100多亿产值的背后却只能数出区区十几位代表人物来，不能不说是产业的危机。不管怎样，成功者的经验总还是有价值的，听他们说说对电影的理解，于后来者也是启发。

关于电影我懂的不多，只是一个倾听者、记录者。我也相信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描述都会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就像是《罗生门》，即便我尽力去掉那些宣传上的华丽辞藻，但事实还需要读者们自己去伪存真。读者是有能力的，毕竟电影是大众的艺术，不像美术和音乐。在这个“白媒体”的时代里，谁都可以发言，都可以有话语权，于是我也随大流地在每一篇章的最后都附上一篇尽可能简短的评论，个人观点，一家之言。

最后感谢魏君子和赵静的支持，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若无他们的鞭策，这本书也许早就半途而废了。也感谢12位接受我采访并细心为我校对稿件的导演们，以及出版社的徐峙立老师、电影票房专家刘嘉老师、我的导师石川以及王丹、张殉、阿童、王威、杜若飞……这一年里给予我帮助的人很多很多，在此一并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