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汹涌澎湃，终不免覆亡。开国轰轰烈烈，因为有孝庄而史添精彩。百年盛事，转瞬化为历史尘埃。末世衰败，慈禧欲挽狂澜，但无力回天，是非功过，任凭后人评说。

郭厚英、刘燕君编写的《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4：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是历史题材最具突破性作品，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国内权威清史专家李治亭、杨东梁、王俊义联袂推荐。

从《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4：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起，《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系列将另开新篇，开讲晚清大变局中的政治女强人慈禧太后。乾隆帝的治世过去，接下来，就是政治上致虚守寂的“嘉道守成”时期。嘉庆帝进行过一次“咸与维新”的改良尝试，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道光朝承乾嘉两朝流末，政治上陈陈相因，淆乱粗糙之象却已层层暴露。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本为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怯懦短视的道光帝所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却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它使得外国殖民资本势力开始渗入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咸丰帝上来之后，虽然摆出了一种攘臂奋争的姿势，却已无力阻止倾荡颠危局势的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奕詝再战英法联军，结果却还得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落第秀才洪秀全在南方的趁虚而起，竟然把太平天国的这把野火，烧进了南京城。正是在残阳如血的一种历史背景之下，有一位叫叶赫那拉氏的满族女子，却在繁文缛节的迷雾深宫中静静地成长起来。实际上，叶赫那拉氏一生的好运气，应该是从为咸丰帝生了独子小载淳伊始的。这为叶赫那拉氏此后在政治上的崛起，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4：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由郭厚英、刘燕君编写。

第一章 都是那“嘉道守成”惹的祸

 1.慈禧降生，与和珅的一段转世报恩传说有关

 2.嘉庆朝虎头蛇尾的“咸与维新”

 3.一样悲欢逐逝波的道光帝

 4.让道光帝郁闷的时评：治家有余，治国不足

第二章 半梦半醒时分，发生了鸦片战争

 1.寂静的晚清帝国

 2.英国人从海上运来了大量鸦片

 3.鸦片围城，林则徐策划了禁烟反击战

 4.欲战欲和，主战的林则徐、主和的琦善都倒霉了

 5.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耆英开了一个恶劣先例

第三章 叶赫那拉氏这一家子

 1.她来自于一个“根正苗红”的公务员世家

 2.父亲惠徵的官场沉浮之路

 3.惠徵家的女子，个个骄傲得像漂亮的小母鸡，慈禧是其中最骄傲的

 4.传说俱为浮云，还原一个本色的慈禧

第四章 咸丰朝的三个“小诸葛”

 1.四阿哥奕詝的寂寞

 2.奕詝、奕□强强相争，杜受田说：心灵美那才是真正的美

 3.杜受田积劳病殁，恭亲王因忌废黜

 4.肃顺应该对于咸丰朝作出过较大的贡献

第五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奕詝又挨打了

 1.广州城跌宕再起的反英运动

 2.发誓为咸丰帝争光的叶名琛，最终囚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3.英法联军把战火从南方蔓延到了天津城下

 4.大沽口保卫战，咸丰朝最后的荣光

 5.和战都没法阻滞英法联军向北京城挺进的步子

 6.八里桥惨败，点燃了圆明园的冲天大火

第六章 洪秀全“拜上帝会”的激情反叛之路

 1.放下书本，立地悟教的洪秀全

 2.到广西去，壮大“拜上帝会”

 3.秀才也疯狂，洪秀全竟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4.太平天国的这把野火，烧进了南京城

 5.兼豪杰、盗贼之性情于一身的洪秀全

第七章 从兰儿到懿贵妃，向着理想的高度飞去

 1.慈禧入宫，正值咸丰帝扩充后宫，来得早还得来得巧

 2.一生的好运气，伊始于为咸丰帝生了一个好儿子

 3.慈禧的成才之路

第八章 一个肃顺跌下去，两个太后上青天

 1.奕□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成了一个准军机处

 2.咸丰帝的临终安排

 3.肃顺与后宫二把手慈禧的恩怨纠结

 4.慈禧与奕□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辛酉之变，既冷血又华丽

 6.确立了两宫皇太后“垂帘”政体

清高宗弘历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足足60年，一直是顺风顺水的。

可是，后来，有一天，86岁高龄的乾隆帝在“江国春风吹不起，鹧鸪啼在深花”的春困季节，聆听群臣汇报工作之时，竟然流着口水恍恍惚惚地睡了过去。这令这位以“文治武功十全老人”自诩的老皇帝颇为难堪。

于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老乾隆帝便在勤政殿上，絮絮叨叨跟身边爱臣拉起了家常：古今帝王，享国最久者，应该数朕的皇祖康熙大帝了。朕小时候，康熙爷爷最看重的皇孙，便是朕了。因此，朕自幼即崇拜咱大清国的一代明君康熙大帝，朕一生将康熙大帝视为学习的楷模。康熙爷爷一生勤于政事，在这把龙椅上安然地行使了61年的行政大权，这在古今的帝王中是绝无仅有了。朕是从25岁那年开始履行帝王的职责的。托列祖列宗的洪福，岁月悠然至今，朕的执政不觉也过了60年的光阴。朕这一辈子的政治野心原本不大。在政治经济方面，朕只希望能保持发扬圣祖当年所开创的政治格局，即已心满意足了，并不敢侈谈超越。因此，朕在年轻的时候就曾向神灵发誓，一俟朕执政的期限超过了60周年，即归政告天。

这样，乾隆帝就宣布把自己的皇位移交，内禅给40来岁的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并且以明年丙辰改用新皇帝的年号：嘉庆元年。

这时候，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大清国的政治经济，在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的枝繁叶茂之后，它已经走过了自己的繁华时期。

所谓的繁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封建时代，最初，想判断一个时代的好坏，一个粗浅的观察指标，为观察它人口繁衍的规模。老祖宗靠天吃饭，过去的人想要吃一口饱饭，真的很不容易；它有赖于一个清明的政治、安定的生活环境以及有效的农业水利工程。从理论上来讲，男子想要制造人丁，绝对是一件极简单而又愉悦的体力活儿。可是，老百姓必须吃上一碗安稳饭之后，人口才能增长。所以，从前即使是号称封建全盛时期的唐宋时期，总人口也从来没有突破过八千万。

清顺治初期，进行人口复查之时，所得户籍人口不过区区一千九百万人丁(当时，人口逃亡比较厉害，加上战区人口无从如实统计，实际人口约在五千万左右)。但是，进入“康乾盛世”，人口总数即迅速攀升到了令人咋舌的三亿人。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人口巅峰值，也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震撼性的人口数值。当年欧洲大陆包括俄罗斯人在内，其人口的总和也不过一亿多一点，这是欧洲总人口的两倍有余。这对于像中国那样一个活跃了千余年的传统农业经济大国而言，意义自然非同寻常。至少，如果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考虑、对于当时国内经济贸易的促进，它一度曾经使得当年清帝国的国内市场的活跃度以及贸易的交换量，均远远地超过了正在工业化的欧洲大陆。不过，人口红利也不是可以无限期支取的。不久，大清国爆发式的人口增长速度，就迅速成为羁绊经济发展的巨大的绊脚石。亚当·斯密因此在他著名的《国富论》一文中指出：“在这样的国家，工人的工资在过去足以维持生计，养家活口，但因为工作相互竞争与雇主的权益，工资很快就会下滑至一般人道要求的最低限度。”其结果是“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欧洲最匮乏国民的贫穷程度”。

另外，则在于野心勃勃的清政府对于开拓疆土的热衷程度。汉武帝的盛世与李唐王朝的花繁叶茂时期，虽然声称有过拓疆近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面积的非凡成绩。但拿汉唐的金戈铁马来跟大清战士的大胃口相比较，却令人有不可同日而语的感叹。因为大清铁骑早期的善战与耐力，一度曾经使得他们成功地把中国的疆域，比前明王朝的后期拓广了四倍。

但是，乾隆帝谢幕之后的嘉庆王朝，满洲人向前走的步子，却变得凝重起来。究其根源，应归咎于乾隆帝晚年的恋政贪权。

事实上，乾隆帝自一线退下，做了太上皇，并没有将实权真正放手给儿子颙琰。其时，乾隆帝的春秋既高，处理政务的水平自然大失准头。于是，怠倦、健忘、疏懒的乾隆帝，再处理起政务时，就更加的依赖上了权臣和珅。国家诸多的政治，竟这样一天天地耽溺在了乾隆帝的游宴之中。

有关乾隆帝训政的这一段情形，后来的史学家孟森曾有过一段精彩的点评：“和珅之权加重，乃由太上之记忆力益衰。和珅不过为传太上意旨之人，所传之真不真，无从质证，不得不畏而奉之。则其对嗣君，不暇计自全之道，假借一时而已。嗣君于政事虽沉默，然讲筵犹可择人自近，其韬晦之程度，不过至不敢预政而止，未尝至自饰为清狂也。附帝而不附和珅之人，和珅亦未尽倾陷，则亦非大奸慝。唯乘太上之耆昏而专擅，亦未尝顾及后祸矣。”

如此，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刚刚驾崩，嘉庆帝即着手处置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户部尚书福长安两个太上皇的宠臣。抄没和珅家财，对于新皇帝嘉庆而言，应该有一种分柳拂花般的窃喜。《梼杌近志和珅之家财》一文中，便记载了嘉庆帝的抄家心得：“其家财先后抄出凡百有九号，就中估价者二十六号，已值二百二十三兆两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号，论者谓以比例算之，又当八百兆两有奇。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政府岁入七千万，而和珅以二十年之宰查，其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入之半额而强。虽以法国路易第十四，其私产亦不过二千余万，四十倍之，犹不足当一大清国之宰相云。”有关这种说法，当代史家邓之诚、冯佐哲等人则认为：和珅和珅当年的私产总值绝对被严重夸大了，“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否则，后来的嘉庆帝在筹集军费时也不用拆了东墙来补西墙了。不过，民间仍然一口咬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事实上，就和珅的家世背景来看，他的出身也是根正苗红的，具有颇为高贵的满洲贵族血统。其祖先钮祜禄·尼雅哈纳为清朝的开国元勋，与著名的“开国五大臣”额亦都为堂兄弟。外祖父伍弥泰曾经在清政府中担任镇武将军兼镶白旗蒙古都统的高官；父亲常保也出任过福建地区的第二号军事长官。只是由于父母早丧，这才令早年的和珅，一度尝到了人生的艰涩贫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和珅以文生员世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补授三等侍卫。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一月，升为乾清门侍卫，兼授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桩和珅命运中注定的好姻缘降临到他的头上。18岁时，和珅为当时的大学士英廉所赏识，娶英廉唯一的孙女冯霁雯为妻，这为和珅的仕途打开了一条方便之门。

事实上，不管和珅后来的人生是否做错了一千件、一万件的事情，只是，和珅与冯霁雯之间那一份花时天似醉的爱情仍然值得我们期许。

冯霁雯与和珅新婚的数年间，和珅还只不过是咸安官官学中的一名穷学生罢了。家中的钱不多，主要靠冯霁雯带来的一点嫁妆，很小心地过着清苦的日子。冯霁雯虽出身于名门，在和珅面前却从不露出一点点骄傲的神色。她洗尽铅华，每天系上围裙，素面朝天地亲自下到厨房为丈夫准备炊事，入夜则慧极情深地服侍于和珅的身边，带给他一份摇曳有姿的鲜洁情爱。这样的感觉，令后来和珅的一生均感动非常。冯霁雯的祖父英廉多年出任户部尚书和总管内务府大臣，掌管国家财政和负责宫廷事务，在朝廷中可谓桃李满天下。冯霁雯就利用祖父英廉的人脉，一点点地为和珅拓展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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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两个女人一个清朝》第三部《盛世曙光与孝庄太后》出版不久，作家郭厚英女士清史系列小说第四部《晚清政局与慈禧太后》也即将面世。承蒙作者与该书编辑杜康先生再度诚邀，我又写了一篇文字，权作小序。

或许读者会问，我何以接二连三为这套书写序？说起来，也算是缘分。我与郭厚英本不认识：一个在南国，一个在北方，相距数千里，又非同业，且茫茫人海中，缘何能联系？这缘于在厚英的第二部《大清开国与孝庄太后》出版前，杜康找到了我，向我求序。前序已交代，我本一介书生，专业在清史，原不通文艺，此前从未涉足此道。但曾受朋友之托，给描写清平南王尚可喜的历史小说《家国春秋》作序，仅此一次。当杜康先生要我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作家的小说写序，我实不敢应允。顺便补充一句，就连杜康先生我也不认识。结果，我还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使我无法拒绝。我只好表示，看看小说后再定吧！我的意思是，如果小说可取，不妨一试；倘若戏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的！

我粗粗地读了一遍，感觉甚好，以为一部描写清史的小说，能忠实于历史，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这在今天，实在是难得！于是，我不再迟疑，很快，就把序写了出来，这就是第一篇序的由来(也就是《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第二部序)。

接着，我又应邀为厚英的第三部书写了序。到这时，我还不认识作者本人呢！经杜康介绍，我与作者通过两三次电话，算是神交吧！可知我写序是对书不对人。

终于，我与作者见面了。时在今夏，作者携家人来北京游玩，由杜康安排，彼此才认识。只见厚英其人，已到中年，不事修饰，一身素朴打扮，不掩斯文高雅；言语不温不火，却不失热情；性情内敛，亦不失真诚。这大概就是我初见之印象吧！

相识一席谈，始知厚英大学读的是理科，而今所从事的职业也与文学完全无关，却坚持文学创作，又是在她十分陌生的清史领域辛勤耕耘，竟写出清史系列小说。我为之惊讶不已。这也不足为奇，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又有几人能成为真正的作家？那些“星光”闪耀的文艺界的明星们，也并非都毕业于艺术院校。赵本山的表演艺术才华，就连那些出身名牌艺术院校的人也为之汗颜！差别就在于，执著追求，奋斗不已，必有成功之日！

听厚英讲述自己的艰难创作，我不禁肃然起敬。不为功利而作，不为追求时尚而写，在已出版的三部小说中，既无取悦读者的媚俗，亦无哗众取宠而作秀。三部小说已见证了作者的人格、人品、人气之正。可谓文如其人。当我见到作者，听其言即识得人如其文。

怀着敬意，我已没有初次作序的疑惑，很乐意再次表达我阅读第四部小说的一点感受。厚英的第四部小说，已写到晚清，是本系列小说的“重头戏”之一。前文写过孝庄，从这部小说开始写慈禧。严格按照清史学界的定位，本书以嘉(庆)道(光)中衰为开端，拉开故事的序幕，从鸦片战争转入正题，直至慈禧战胜肃顺集团，标志这个女人已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开始了以她为主宰的“慈禧时代”。

学术界所界定的晚清，指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开端，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71年，又称为近代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空前巨变的时代。学术界一直给予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之多，可用“铺天盖地”来形容！研究晚清史，实有三难：一难，资料浩瀚，又很散，搜集殊非易事；二难，晚清史头绪纷繁，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有理不清、理还乱之惑；三难，在断是非，难下结论，过去60年来，诸多人物如慈禧的评价，几度变换，迄今还是说法不一。还有近代史多受历次政治运动之影响，有关晚清史的历史定位已成固定模式，其基本评价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也已成定见，势难改变。如何突破传统观点与定见，谈何容易！事实正是如此，尽管近代史即晚清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却难见真正的创新。也确有个别颠覆性之作，不过是“离经叛道”，距真理甚远！

学术研究如此之难，而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恐怕尤难。要说容易，也不难。如像一些人信口胡说、胡写、胡编，不受史学规则的约束，不论哪个时代的历史都可以搞得声色俱茂！大不同者，厚英决不采取这种态度，如同严肃对待生活，对历史亦负有责任感。小说创作，首在素材，这就是数也数不尽的史料，从山积的档案、官书、史籍、方志，名人传记等史料中选取出来，厘清历史真相。“胡说派”们无须史料，也就不去下功夫为史料而辛苦。可以想见厚英为搜集史料、吃透史料，已付出巨大的劳动。因为有扎实而丰富的史料即素材为据，晚清史一幕一幕的动人故事，便在厚英的笔下展现出来，如此清晰，如此准确，真令人信服！凡涉及地点，无不与史书与今日之称相吻合；凡时间、公历、农历互用，互为印证，把年月日写得明明白白；举凡人物，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各不相同。作者之高明处，把握分寸，恰到好处。这是最难做的事之一。厚英对历史确有大悟性，多少也有些灵气，能深刻理解历史，准确剖析人物，给出恰当的描写。慈禧这个女人，恐怕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厚英与常人不同，“认定为其情可悯、其人可伤的，忽啦啦大厦坍塌之清王朝的一位送葬人”。如说洪秀全，“兼豪杰、盗贼之性情于一身”。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恰当定性。再如“都是那‘嘉道守成’惹的祸”“半梦半醒时分，发生了鸦片战争”，其下给出小标题“寂静的晚清帝国”“欲战欲和，主战的林则徐、主和的琦善都倒霉了”“一个肃顺跌下去，两个太后上青天”，如此等等。这些标题，鲜明、生动、准确，是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深刻理解，勾画出一种历史感的真实。

不仅如此，书中写到至关重要处，不时地引进现代史学大家如孟森、范文澜、李剑农等学者的论断，与作者所描写的故事相呼应，起到印证的徘用，即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历史。但作者并非一味跟着学者跑，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识。如，慈禧的出生地及籍贯，众说纷纭，作者统计有六处说法。她不苟同，不盲从，坚持个人的科学判断，明确地指为叶赫的后裔。如厚英言：“传说俱为浮云，还原一个本色的慈禧。”

可以说，书中所写的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无不言之有据，一句话，就是真实可信。几与学术研究不差上下。应当指出，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各走一径，却是殊途而同归。厚英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创作的真实做到完美的统一。本书及前三部虽属历史小说，适可当信史来读。

学术界研究历史人物或事件，多“抓大弃小”，抓住大事，或者说以大事为主，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就出在忽略甚至放弃那些表面看无关紧要的枝节末叶的小事，缺少血肉，历史就变得无生气，枯燥无味。正如写经济史，只见数字统计，分不清大小事，却很少见人的活动。

与此相反，创作清史影视剧，却丢弃大事，亦不论时代特征，只抓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任意虚构胡编，无中生有，制造无数个荒诞的故事。把一个严肃的主题变成一场戏说的闹剧！

显然，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厚英则将两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大中有小，以小见大。在这部书中，大的时代背景、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大的事件等，形成一条主线，同时有关人物的心态、情志、一个事件的具体情节乃至细枝末节，虽属小事，亦不予遗漏，与大事相得益彰。这就是大中有小之意。从小事，哪怕一举手一投足，即可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显示其本质。叙述一个大事件，如不将诸事具体化，也难见历史真相。此即“以小见大”之意。随便举几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有关“大沽口保卫战”“八里桥惨败”，叙事之详，为一般史著所不及，尤其是清军无论胜与败，都打得十分惨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读此不禁令人感泣！一些论著，却按清朝腐败的模式评述这些战役，实则抹杀了民族抗战的民族精神！

咸丰帝也是个短命的皇帝，缘于酒色过度，大伤体质。本书描写有关他的生活状况、心态、欲望等具体细节，细细描绘，至为详尽，给人印象深刻。一般史著多属大而化之，即使细节也不细，难见其生活的真貌。

慈禧与肃顺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始于肃顺为顾命大臣之时。书中指出其矛盾及矛盾激化，直至将其处死，来龙去脉，描述得一清二楚。就连肃顺受刑时的细节也披露无遗。

书中处处有故事，处处见细节，不胜枚举。

概括本书不虚、不妄、不俗，构成鲜明特色。描述历史真实不空泛，皆有史可据，是谓不虚。实事求是，按公而断，忌妄断是非，去偏见，除臆想，是谓不妄；不迎合低级趣味，不猎奇，格调高雅，品质优良，是谓不俗。厚英之书有此三大特色，也就与社会上那些庸劣、俗不可赖的文艺作品严格区分开来。

最后，说到语言文字，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那么，究竟特在何处？首先是字浅而意深。在书中，找不出一个古怪字，更找不到一个晦涩难懂的词。其字皆为常见常用，最为平常不过了，文字虽浅显，却表述出更深的意境。这里仅以书中目录为例，随便举例，以证我言之不谬。

如描写慈禧的第三章，章内小标题为：“惠征家的女子，个个骄傲得像漂亮的小母鸡，慈禧是其中最骄傲的”。再如描写洪秀全的第六章，章内小标题为“放下书本，立地悟教的洪秀全”“到广西去，壮大‘拜上帝会”’“秀才也疯狂，洪秀全竟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这些文字谁都看得懂，文字的确通俗易懂，不事华丽，不雕琢奇特，却表现出内在的意境之美！

其次，字里行间流淌着作家的丰富情感。不用政治性语言，也不用怪诞的词语，不随便下结论，不故作惊人之语。那么，是否就没有是非？或者说不辨美丑？恰恰相反，就是在这平常的话语中倾注了作家的情感，表达了她的审美意识与历史观！作者写道：“道光时，大量农民陷入破产的潦倒境地，愤怒不祥之气，忧郁地堆积于大清的阴霾的天空。”在这些通常可见的文字中，我们会读出作者对这段历史所表达一种忧郁而无奈的情感。

这就是厚英已有的独特的文字风格，用一句话概括：素朴的文字，深远的意境，饱满的情感，尽显史学之美！

用文学写历史，小说实为一种重要载体，或者说是其重要表现形式。究竟怎样写，写到什么程度为最佳，古人早有实践，今人也不断推出这类作品，更有影视现人现声。可以说，迄今影视作品极少有成功之作，绝大多数胡诌胡扯。以文字论，厚英所作的这部清史系列小说，确属自创一体，与已故台湾作家高阳之作相近但又不同，比之二月河之类的清史小说又大相径庭。就是说，厚英笔下的清史更真实更精确，风格独特，尤具启发性，令人耐读。它的魅力不是靠文字的“特技”，而是再现真实的历史，用历史自身之美，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来激动作者的心。

当然，也有点想法，厚英可以更放开些，不必过于拘泥于历史，厚英可以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再实践，必将其创作推向更高、更美、更好！

如讨论如何创作历史小说，要说的话就太多了。已经拉拉扯扯地说了不少，就此打住。

是为序。

2012年9月10日夜

于神州数码大厦

我读高阳的小说与读厚英的小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同样的感觉，要而言之，两作家严格按照清史与相关人物的本来面貌去描写，故“写出来”的故事及“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著名清史专家李治亭

红颜岂能都是“祸水”，性别不能锁定优劣。三百年清史波澜壮阔，两个女人横空出世，孝庄、孝钦各领风骚，一头一尾时代迥然。多少兴亡事，尽在演绎中，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原图书馆馆长杨东梁

以真实的记述与艺术的描绘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清前、后期两个女人的人生故事，书写有清一代的历史兴亡，是史学走出书斋，接近平民大众的有益尝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王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