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孤独的大多数》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电影、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孤独的大多数》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在知识分子丧失话语权的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代表朱大可始终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保持自己独立的声音，为中国文化的修复而呐喊。在《孤独的大多数》字里行间，处处彰显朱先生的社会关怀本色，他的四十余篇文字，批判当下文化痼疾，切中时弊要害，读之畅快淋漓。

向不可捉摸的“什年代”致敬（代序）

Part 1 世态镜像录

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洗脚、下跪、磕头和道德演出

无比艰难的道歉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乐

Part 2 栅栏后的声音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我们需要另一次新文化运动

黑色意志的胜利

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

独立电影批评的历史性缺席

个人记忆和民族反思

故乡在哪里？

葵与日的精神分析

童年记忆，像狗一样追着我的灵魂

2009年，中国社会的诚信问题

Part 3 大俗与大雅

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文化复苏当从汉字起步

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

文物鉴定权的京城博弈

文化毒奶和脑结石现象

“洪宝书”及其数字修辞学的终结

汉字和汉词的变乱

“文化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Part 4 文艺进行时

1978-2008年：中国文学蜡像馆巡礼

意见空间的文学丑角

文学的终结和蝶化

马尔克斯同志的噩梦

张爱玲的华袍及其虱子

向索尔仁尼琴的背影致敬

破坏仪式的诗歌

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村史、城史，国史：一部田野调查报告的诞生

民族国家的镜子和工艺

强光的暴行

沙飞及其影像界的精神分裂

中国书法的哲学对抗

木刻的黑白使命

Part 5 时代风尚志

篡位者朱棣的六大形象工程

唐人街：郑和的文化遗产

茅台酒的文化象征

茶、瓷、丝的三位一体

上海与世博的隐秘情史

世界需要一张轻柔的皮

人类母亲偶像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是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了“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个知识救国的时代，这些“居里夫人的中国姊妹”，为饱受惊吓的民众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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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打烊，意味着二十一世纪首个“零年代”的终结。越过前十年的奇诡道路，我们已经洞见下一个“什年代”的汹涌风云。

在零年代的已逝十年，新事物大量涌现，犹如一场文化大爆炸，制造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所无法企及的“奇迹”。大规模灾难、雷人官员、群体事件、山寨器物、娱乐偶像、电视／网络红人、文化丑角、匿名哄客、恶搞语词，各种古怪的事物风起云涌，前赴后继。仅仅耗费十年光阴，我们便拥有过去需要一百年才能遍览的风景。

正是如此，加速引发了强烈的时间焦虑。这焦虑被岁月的流逝所触发，而指向变化莫测的未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探查，重新横亘在边向2011年的道路上，向我们发出如下追问：谁来主宰我们的命运？谁来接管我们的未来？谁来续写我们的精神族谱？

在传统宗教大幅度衰退的二十一世纪，各种谣传和谶言此起彼伏，包围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灵媒、先知和占星家也大规模涌现，试图说出关于人类灭亡或复兴的预言，并对剧烈的全球变局做出回应。这是一个预言家辈出的时代，他们企图阐释正在发生剧变的现实，以及一个变化无常的未来，判处它永生、死亡或涅槃。

早在1999年，关于“千年虫”的咒语就已在流传。诺查丹玛斯的末日预言，更是成为激动人心的恫吓，击打全球民众的日常神经。十年之后，这种危机感卷土重来。UFO(不明飞行物)在世界各地频繁出没，并加强在中国的活动，仿佛在宣布一种嚣张的信息，但没有任何人能解读这种映射在天空上的密码。

与此同时，那个被玛雅人的神明所诅咒的2012年，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持续地高悬在人类头上，寒光四射，凛然不可正视。电影《2012》提供了一个地理先兆，那就是位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火山。而这个预兆竟然已在现实中呈现——一些欧美地质专家发出警告，黄石公园地底热能发生异常，意味着这座足以毁灭人类的“超级火山”即将苏醒。7月23日以来，黄石公园低调关闭了园内部分区域。此举被视为对火山危机作出的初级反应。

在所有的2010年度预言里，“黄石征兆”只是其中最寻常的一种。它的警示意义被电影的虚构性所遮蔽，令人产生坚实的安全感。胶片是用来涂写现代神话的莎草纸，它的功能就是让人在走出影院的瞬间，点燃从灾难幻象中解放的喜悦。

撇开那些神秘的谶言，仅仅依照内在的直觉，我们也不难看出，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将面临波澜壮阔的巨变。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的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戏剧般的转折。

 在下一个十年里，我们这代人(出生于1950—1960年间)将面对职业性退休，即将放弃接管了二十多年的权柄，为后辈留出广阔的上升空间。

是的，从2011年开始，“五○后”将依次、逐步、满含遗憾地退出这个时代，也就是退出被撕裂的历史，退出争斗与抒情，退出声色犬马的名利场，转而成为缅怀往事的回忆录作家，靠着对似水年华的追忆而度过余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超越这种体质人类学的限定。

在下一个十年，我会看见我本人的历史性衰退，我将义无反顾地从汉语书写的前线撤离，转而成为一个神色超然的旁观者：退休，在世界各地旅游，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絮语，于阳光下沉静地缅怀往事，眼望隆隆巨变的中国。而在更久远的岁月之后，逐渐进入失语和缄默的状态。在关于未来的镜像里，我看见了我长满白发的灵魂。

如果世界发生位移、塌陷和崩裂，那么我将祈求一个能够容纳呼吸的图书小室，让我在阅读中平静地死去；如果这世界有幸变得更加喧闹，那么就让我停栖在阑珊的微光里吧。我要从一个无人眷顾的边缘，去窥视那个被钱和物欲吹涨的现世，并向它的抵抗者表达敬意。

朱大可

2010年12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