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牌华语电影人深度访谈，讲述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受访对象包括徐克、陈可辛、顾长卫、许鞍华、尔冬升、赖声川、刘镇伟、陈德森等。详细讲述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们的电影情感及心路历程。访谈文字如朋友间促膝交谈，真实洒脱而无矫饰，或睿智或诙谐，读者可于问答间翻开一幕幕光影，得窥著名电影人作品背后的喜怒哀愁，在回忆中拼接出一段段光阴，咀嚼摄影镜头之外的时代变迁。

本书是文艺社推出的“收获人文丛书”之一。书中对包括徐克、陈可辛、顾长卫、许鞍华、尔冬升、赖声川、刘镇伟、陈德森等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们的电影情感及心路历程作了详细讲述。具体内容包括《许鞍华·新浪潮的进行时》《顾长卫·瞬间，足以将生命照亮》《尔冬升·鹄的本来》《徐克·我睡着了》《陈德森·“末代副导演”》等。

电影是刹那光影，如光阴，入眼入心再深，仍只留存记忆，而记忆永远因人而异。金牌华语电影人深度访谈，尽述银幕内外喜怒哀愁。

许鞍华·新浪潮的进行时

陈可辛·过客

顾长卫·瞬间，足以将生命照亮

杨争光·电影的灵魂

尔冬升·鹄的本来

侯咏·一代人的电影机缘

徐克·我睡着了

黄建新·坏血

王家卫·迷失在时间的灰烬

赖声川·行走在舞台与影像的边缘

陈德森·“末代副导演”

刘镇伟·后现代的歪打正着

文化渊源

王樽：……看过十多部你的电影，给我触动最深的是《男人四十》。我知道这部电影在香港反响并不强烈，一般也不认为是你最好的电影。我是在嘉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看的，记得散场时，一位东北的女记者眼含热泪对我说，为什么内地就拍不出这么深情的电影？“深情”这个字眼让我一惊，我忽然想到，在你的电影里，除了亲情、爱情之外，还有对中国文化的深情，这可能是最能打动内地观众的地方。比如张学友和梅艳芳扮演的夫妻用粤语朗诵《前赤壁赋》，很普通的细节却很动人。在香港电影里，即使有中国古诗词运用也常常带有调侃色彩，而在你的电影里却熔铸了深情。这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是你特意设置的吗？

许鞍华：其实没有那么刻意。电影里的古诗词是编剧岸西写上去的，我自己自然也很有感觉，就把它拍了，在拍电影时我也没有特别要求这些元素。

倒是影片主题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张学友在片中演一个中学国文教师，这个角色虽然没有具体原型，但岸西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产生了很强的共鸣。香港是个很特别的地方，虽然到处是中国人，但在这里的教育制度下，中学国文教师地位很低，到了中年，就会有很强的失落感。在这个文化杂糅的大码头，一个以中文为生的人多少会遭遇一些冷落，他的心态很复杂，有落寞也有自卑，是蛮有代表性的。

王樽：我注意到，你的电影结构里常常出现两条线并进，《男人四十》也是，是为了形成映衬吗？

许鞍华：对。《男人四十》讲的是亲情与爱情之间的矛盾磨合。两条线索对称：中文教师和女学生的师生恋关系；中文教师的妻子和妻子当年的中文老师的恋情。当中文教师张学友和女学生林嘉欣开始走到一起的时候，妻子梅艳芳的初恋情人出现了，这些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内含着反讽的效果。这部电影的题材难得，拍的时候有些冒险，上映后反响没预想的那么大，香港票房没达到预期标准。很多外国人觉得好，但又觉得好像故事太淡，理解起来有些难度。

王樽：电影里出现了很多中国风光，长江三峡等，有些虚，是通过电视来表现的。

许鞍华：那些风光，都是我喜欢的地方，拍的时候没有特别强调中国元素，也许是有些潜移默化的情结在里面。(笑)

王樽：你的电影大多表现世俗生活，但总融入某种诗意的东西，这和很多香港片不同。比如，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周润发扮演的骗子也动不动吟诵几句，什么“长恨此身非我有”等等，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诗意与你早年的教育有没有关系？

许鞍华：我不知道哎。你不提我也不会注意，我真的是没有想过。

我对中国古典诗词的接触主要是小时候在澳门和香港。最早的启蒙来自我祖父，1952年我到香港，之前一直到五岁，都是与祖父母一起在澳门生活。我祖父教我诗词，《唐诗三百首》背诵了很多，我记得第一首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长恨歌》没教完，假期结束了，我就回了香港，我爸爸就继续教我《长恨歌》，还有《琵琶行》，一句一句地教，也不解释，我也不是很懂，但就这样把很多诗词都背过了。常常是大人让我背诵，我就站在那里背，他们手舞足蹈，很高兴，我也很得意。我早期对中国文化、中国山川风貌的理解都是在古诗词里。

王樽：你的祖父母是怎样的人？

许鞍华：我的祖父是很文明、很前卫的人，我的祖母比他大两岁，不缠足、学英文。祖父娶了祖母之后，家里还要他纳妾，他就拒绝了。我的祖父懂英文，我小时候的英文就是他教的。祖父早年就想去北京协和医院学医，后来因为家里开药店需要人手，没有去成，我祖父和爸爸都想念大学，都没有实现，所以，他们都想我们能够去念大学。现在回头看，我觉得祖父是个有些不得志的人，年轻时的很多理想没有实现。

1958年或1959年左右，我的祖父母去了广州。他们本来在澳门过得很舒服，当时也都有六十多岁了，但很向往回到大陆，参加祖国的建设，祖父是个老中医，他到广州去的是中医研究所。我的父母其实都不愿他们回去，我还记得去码头送他们。祖父到了广州后，还常常把内地出版的一些爱国主题的图书邮寄过来给我们看。

王樽：你从小生活在多种语言交汇的环境，英文比中文更熟练，又常年生活在海外，你怎样认识自己的文化归属？

许鞍华：很难说。小时候学说话是英语和粤语，读书是英文学校；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学——比较文学，使用的也是英语；在家里说话主要是说粤语，居住的环境是说粤语为主；早些年，写日记用英语，有时交叉着用些中文，平时习惯于用英语和粤语思考。最差的是普通话，到现在也说得不怎么样。

王樽：你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这种特殊的家庭构成，对你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

许鞍华：好像也没有特别影响。事实上，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那时很小，只觉得母亲有点怪，因为她说不正宗的粤语，别人说她是东北人，那时候我也不懂普通话，没有概念，就觉得是真的。母亲不太懂中文，我还以为是她没怎么念过书的缘故。差不多十五六岁时，才知道母亲是日本人。

关于我与母亲的关系，母亲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我都已在《客途秋恨》里讲到了，虽然不完全是真实的，但那个意思都在里面。比如关于怀乡的情感等等。一般移民早先都有想法，比如挣到很多钱后就回去，实际上很少有人真的回去，里头有很多被人灌输的感情，不是他真正的感情，有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想回去。因为你很难在一个地方立足，你要回去就必须重新适应，我妈妈后来去日本就很不适应，不适应那种坐在地上的方式，不适应一般日本女人的谦恭，不适应一般老人对日本女人的态度，吃的东西都不习惯了。

1975年，我跟母亲去美国参加妹妹的婚礼，回来时去了东京，顺道去了日本乡下我舅舅家，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客途秋恨》讲述过这个故事，后来，我也跟日本的亲戚有联系。语言有些障碍，相处得还是很融洽。我的舅舅会说汉语，他在东北待过，又在苏联做过苦工，他会说普通话。

王樽：那么，对中文的认识主要是十几岁以后？

许鞍华：看中文书主要是上小学时，10岁左右，那时候，我经常去维多利亚公园里的图书馆，看了好多。12岁以前就看鲁迅、老舍。《四世同堂》就是在那里坐着啃完的，也看了冰心，都是因为我们念的教科书上有他们的示范本，所以就找他们别的书来看，现在就没有兴趣再看了，其实那时也是看不大懂的。

王樽：冰心应该好懂，鲁迅可能会觉得晦涩。

许鞍华：就算懂也不知好在哪里。12岁的时候开始看武侠小说，金庸和梁羽生的几乎全看了，初一的时候开始看《西游记》、《红楼梦》，一个暑假，我就在学校的通道上看这两本书，尤其是《西游记》觉得特别好看。《红楼梦》其实是看不懂的，也觉得十分好看。完全是忘掉自己的生活，沉浸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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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看过太多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导演，每个人都拍过很棒的电影，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体力包括智力的衰退，往往都把生命结束在一部相对他们鼎盛时期的作品而言，很不怎么样的电影上面。每当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既期待人生中最满意的电影出现，又非常不愿意有那样的结局。

——陈可辛

其实我这个人最不像导演，人家常常还是把我当小工，我最容易被人家当作干道具的——有一次我在剧组里找道具，喊了几下“道具？道具？”就去洗手间了。等我洗手间出来，一个工作人员就对我说，道具，快，导演找你。

——徐克

我跟她认识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从朋友谈话中了解到，这个女孩子很喜欢菲律宾。我就决定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来跟她去菲律宾吃饭。很多年后，我的岳父告诉我，当时他提醒女儿要小心。他觉得刘镇伟这个男人很可疑，可能是个贩毒的人，想要叫他的女儿去替他携带毒品。因为，如果不是贩毒。为什么吃个午饭要到外国去？

——刘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