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作者以科尔沁旗草原为背景，通过展现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描绘了清朝以来两百年间关东大草原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那诗化的主题、诗化的人物、诗化的情节、诗化的语言，使它至今在中国小说林中独领风骚。七十七年过去，科尔沁旗草原上当年发生的故事依然是那么悲壮、诡谲，丁宁还是那么的年轻……

本书以科尔沁旗草原 为背景，展开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

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步入20世纪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日俄战争期间俄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肆意蹂躏与疯狂掠夺，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与压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 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以及由此激发起来的抗日怒潮。也能够看到充满了毒辣阴谋、血腥罪恶与丑恶闹剧的大户发家史，以及自然经济走向 瓦解时大户子弟的分化———有的投身于波诡云谲的证券投机事业，有的夤缘攀附身居高官，有的则走上了文化启蒙之路。还能够看到不甘于被压榨的农民，急欲抗争，但因奴隶根性作祟，半途而废。

作品不仅烛照出社会底层的人们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发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隐微：强抢农家女作妻、后在外放浪形骸的没落者，内心深处竟也隐藏着一段不无暖意的幽情；立志走一条新生之路的觉醒者，在自家利益与佃户利益发生冲突时，却站到了佃户的对立面，并且禁不住堂婶的诱惑，于半醉半醒、半推半就中犯下了乱伦的罪愆。

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带有原始萨满教巫风的跳大神仪式，以及民众在其神秘和恐怖的氛围中敬畏有加而又如醉如痴的奇特效应，听到悲凉中不无幽默的民间小调，感受到粗犷、神秘而别有韵味的东北民间文化氛围。

《科尔沁旗草原》再版赘言

科尔沁前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后记

科尔沁前史

一

我是生长在辽宁的一个小县城里，我生的地方叫鸳鹭树。那个县城算是一等县，在清代以前这里曾设过“卫”，大概叫做“辽海卫”。这是因为在地里掘出一块殊砂碑而知道的。那个碑现在还摆在城里最大的一个老爷庙里。在咸丰年间，这个地方，只设了“昭磨（注：是清代地方官。相当于县长的地位）”衙门，管理没有被皇帝的恩诏所许可而自动逃来的移民。这个地方是大草原，没有古代的森林，没有不平的山峦，没有长江大河，都是平地，就是东北话所谓的“一马平川”，所以在开发的工作上，比较来得容易。从山东、河北来的农民，都以这儿为第一个理想地。倘使这儿待不下去，才又转流到黑龙江或者吉林那儿去。

后来，因为这儿土地大量地开发了，管理这儿的王爷，名字叫达尔罕王（在他之前是科尔沁王），蒙族，汉姓金，他就开了两个向土地征收税钱的“地局子”，一个叫恩阜地局，一个叫广成地局。这两个地局就是给他家收税的账房，因为这个地方是他家的封地，这地方汉人的地主，要接受他的统治权，要对他的统治权作一种报效，就是完纳一种租金，这名字叫做“大租”。恩阜地局和广成地局就是他家的私人账房。所以老百姓把他家派出来收大租的人通称叫做“账搭”。因为这些账房先生们背上，总是背着个褡裢口袋来装钱，也叫钱搭子。

王爷在这儿没有行政权，只有经济特权。所以土地大量开发了之后，这儿就设了“府”，叫做长突府，长突是一个满州字，大概就是榆树的意思，后来就顺着音改成昌图府。行政权由府直接行使，面积非常广大，包括现在的三四个县治在内。现在的八面城、通江口、通辽……那时都受治在这个府，没有独立的行政系统。

达尔罕王的领土到底有多大，我不清楚。因为我生下来较晚，那时他家已经没落，他家的封地都已转移到汉人手里了，他差不多成了那些王爷里最穷的一个。但是，假如在东北的科尔沁旗草原，从前都是由他接替来管辖的话，那幅员可就相当大了。它包含四块地方：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左翼前旗，科尔沁右翼后旗，科尔沁右翼前旗，所占的地方都是肥沃平坦的地方，海拔三百尺左右，是广大的草原地。

这个地方在地理的分布上，一半是属于南满，一半是属于北满的，它差不多把关东草原所有的最好的'田地都包括在里面了。这里的地主，轻视别处的一切地主。

在达尔罕王之前，这儿都是僧格林沁的封地。僧格林沁是清朝末叶最大的封王之一，他就是科尔沁王，就生长在昌图县城。这县城有个大喇嘛庙，造得非常庄严，庙顶有三个金顶，远远离着三四里路都可以看到它闪闪发光，庙里修造得非常堂皇，供奉的大的蜡烛，和北平白云观的差不多大小。这个地方就是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在县的西北角还有一个僧王祠，是给他修的祠堂，祠堂两壁画着大画，描写他的战迹。庙前有几百株白杨树。

他是满洲皇庙的最后一员大将。满洲的贵族那时候似乎拿烟枪比拿火枪来得拿手，后来没有办法，才起用了那位汉人曾国藩先生来捕杀汉人。

僧格林沁后来是满洲人唯一的能争惯战的，在抗击英法联军入侵之际，清廷招他人关防守天津白河，他曾使英法联军的两舰队的队长都受了伤，打沉了英军四艘炮舰，死亡了四五百人，还捉住过巴夏礼。后来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北方的首领李开芳的军队，就是被他决了黄河的水给淹了的，李开芳也被他给打死。太平天国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差不多都是在他手里扑灭的，就像南京的势力被汉人曾国藩所扑灭的一样。后来他在向捻党进攻的时候给打死了。

清宫三大殿的东庑历代贤臣的牌位里，最末的一位牌位就是他，好像没有曾国藩似的（不过也许在西庑里，记不清了）。

从僧格林沁之后，关东草原就开发起来，汉人的踪迹就更多了，而且清廷的统治权也就一天一天地没落。继承他的达尔罕王生气毫无，只知道消费，他住在北京，大享其福。把土地的税收，托给他的两个大管家，一个叫金五老爷，一个叫王五老爷，托他们管理，自己不做事。金家和王家都已完完全全汉化了。金家成了汉化的土地主，王家则成为房基领有主，反而比达尔罕王要阔气起来。但是因为特权的消灭和汉化的中和作用，他们就掉人到普通地主的命运，一点也没有什么特色了。达尔罕王则失去了一切，“九·一八”之后，投奔到溥仪那儿做了最穷的最富的王（注：达尔罕王几乎失去所有的土地，所以说是最穷的，他复得了最显赫的王位，所以说是最富的）。

二

在清朝时代，东北社会的阶级关系可以说比较单纯，要比关内所具有的更要简单。这儿的社会关系，当然是地主和农民的对立，但是这些人都是大量移民过来的，他们过去的社会地位，早已动摇，还原成彼此相差无几的难民群了，他们的新的社会地位的取得还是一个未知数，是必须经过一番新的斗争才会稳定下来、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的原始社会的成分也特别多，比如低级宗教的信奉和当地土匪的义侠行为就是很好的例子。

满洲的征服者自从关外长驱直人，在北京做起皇帝来之后，这种统治虽然包含着民族压迫的意义，但是他们非常巧妙地把这个外来的侵略的统治转换成支持和安定封建秩序的定力。他们几次免除钱粮来满足地主阶级的愿望，这样买得了关内地主阶级的信托和尽忠，使这个开初侵略他们的势力，现在成了保护他们的势力，所以满洲人的统治在这种结合之下，就渐渐的稳定下来了。

但是在这满洲人统治的社会里，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关系，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就是“旗人”和“民人”的对立。“旗人”就是满洲的人，也就是统治的人的代名词；“民人”就是被统治的子民的意思，也就是汉人的特有代名词。

在那时，“旗人”和“民人”的差别可就大了。“旗人”到七岁就从国家领到口粮，生下来就可足衣足食，和皇室关系好的，就可做官袭爵，和皇室关系差一点的就入军营，去做军门，立功斩将，仍可做官袭爵。所以他们生下来就是天之骄子，在社会上就有一种特权为他们准备着，等着他们来享用。

当时游猎生产集团的满洲人，一到关里立刻就以进步的农业社会为满足，又加他们受了一贯的、先天的对于生产技术的薄弱性和对于汉人的生产技术的依存性所限制，使他们完全成为不参加生产过程的地主。满洲皇帝就是当时最大的地主，他们除了祖宗发祥的领山、封林、围场、陵田之外，还有庄田，他们自人关之后，就以围为标记，大量地圈地，直接从汉人手里掠夺田地。把掠夺的一部分归自己直接管辖，叫做皇室庄园。另一部分给皇族王宫，叫做宗室庄田，还有一部分给满洲八旗的军队，叫做旗地。此外还有所谓驻防庄田、屯田、官田、庙田等等。

满洲皇室庄园的土地，有一百三十多万亩，属于皇族宗室的共计也有二百多万亩，此外人关的旗人都是被禁止营商的，所以只许拼命掠夺土地，他们的特权部分和优厚生活的来源，差不多就都建筑在大片的土地上，这是他们在人关的时候，乘着混乱的局面，任意圈定下来的。

但是这种特权也就注定了一种命运，第一，就是使他们永远得不到参加生产过程的机会，因而不能获得参加生产过程的技术。他们成了完完全全的“不在地主”，坐吃山空，和一直参加生产过程的汉人不同。第二，就是土地的黏性和惰性使他们很难转换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在都市的商业发达起来之后，他们就很难参加进去，很难脱胎换骨，把土地资本变更为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来和汉人竞争。

受了这种拖累，他们的命运，就和大观园里贾府的命运一样，终究脱不了“树倒猢狲散”的结果，一天一天地颓败下去。

这些个特权阶级为了要弥补他们的奢侈的生活，不至于倒霉下来，到后来就不得不出卖土地，所以就造成了土地所有权转移的现象。这种现象随了都市的建立和皇室的腐败而逐渐扩大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后来满洲的统治者，看看没有办法，随着清朝皇室和王公的私有土地，分别使旧主承领或使典押主承领，才开始了土地大批的真正的转让。这样一来，旧旗人所有的旧旗地，便实际都进了高利贷者、大商人和大官僚的手里来了。从这之后，贵族对于旗地的特有的支配权才从此混乱起来，终于很快地消灭了。在这以前，就是旗人因为没有钱而转让土地给汉人们，也只是典押而不是出卖。

东北的土地开发很晚，一直到现在还有大量的处女地没被开发。所以土地的兼并并不十分巨大，但是因为家族制比较严密，到处都还普遍地实行大家族制度，所以一般的地主家里，土地的数目，要比南方来得大。有的地主因为兼营商业，一方面竭力把每年的纯利挪下来购买土地，做成一种田产的投资，所以有的地主有超过一两万亩的事，也是有的。在东北所谓“家称万贯，地上千天”（注：天是土地的单位面积，相当于十亩之数）。但到民元以后，这现象就少了。

三

属于我太爷的家，他的兼并土地的手段是非常高明的，他的官是京丞，他就利用他的地位收买土地。运用了现代资本家的兼并方法，抬高地价向自己手里贵价收买，减低物租向佃户贱价出租。

这样一来，使土地的吸收不会流到别人的手里，而得到垄断的实际效果。而后他又减低物租，使些佃户乐于为他耕种，乐于成为他的奴隶。这之后再由他儿子的手里提高了或者比别家更高的物租，便没有人能够和他竞争了。他成为独占土地的领主。

这种方法，在那时东北的现金不能大量聚集的情形之下，要想无障碍地进行，也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用特殊的方法来向土地进攻。

他向他的领地四旁的小地主，采取包围政策，就是将他们周围的土地都买来，使他们陷人了被封锁的地位，此后，凡是放水、运粮、施肥便都得经过他的领土。这样他们的土地的调济护持，必须在取得太爷的同意之下，才能进行，否则是不能动一动的，因此，他们的主权已经丧失了一大半，处处感到掣肘。

好像装在口袋里一般，一切都得仰承太爷的鼻息，太爷这时并不追逼他们，而且还摆出十分宽大的样子，不来苛克他们。

要不是这个家族，而是其他的厉害的地主，便可以从高处向这些被包围的土地筑起了坝堤，在土地不需要水时，向下放水，在地上需要水时他又撇住不放。或者应该走的运粮道，不许他们通过，不该走的运粮道，偏又允许通过，使这家的土地完全像被捆绑的一般，生死由不得自己。渐渐地，挨不过这个罪受，就只好卖掉算了。侣是，在东北有一条不成文法，土地的邻家有购买的优先权，只有他不买，才可以外卖。所以这块肥肉，原是被他看上了，到一个相当时候，自然要命定地就落到那早已张开的嘴里了。

这个家族却不用这狼虎的法子，而用软刀子扎人，使那家感到：这是太爷活着时候的恩典，要是在他死了之后，将来难免也要受气的，还不如趁着太爷活着，早打算盘。一则可以求他的情面多卖钱，二则可以叨太爷的光，仍然租佃这块地，少拿一点儿租。所以这软刀子，有时比硬刀子还好使，这个家族的土地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他置了一两千天大亩地。

这种方法之外，他还运用了政治结婚，他娶了那县城的最大的富翁、亮鬃桥老庞家的女儿作他的妻，带给他一批丰富的嫁妆，这个还不算，他把他的唯一的弟弟，送到远房的宗室那儿兼祧，等他继父继母死了，他又把他接过来，这样那一支的土地也就跟着带回来了。

P1-7

《科尔沁旗草原》再版赘言

曹革成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先生二十一岁时的作品，距今已有七十七年的光阴了。

小说中的主人公——丁宁，用时新的语言说就是一位“知识青年”，又是与传统富人不同的“富二代”。他就读于南方的一所大学，休假回到了东北的农村——科尔沁旗草原，小说由此以激越雄浑和华美冷艳的两种笔调讲述了一个沉郁凄美的故事。

三年的大学生活，授予他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再加上城市强势的环境：社会、思想、文化、经济……把这些农人子弟来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认为自己成为了时代的“新人”。

“新人”回到了原始蛮力的农村，他是雄心勃勃的，充满改造者的壮志。然而很快他便陷人了不能、自拔的矛盾中。

新的认识高度，让他看到草原上的家乡还蕴藏深厚的生命力，但是解开这个结的阻力，恰恰是来自于自己的家族。

一边是对家族开发史的崇拜与敬畏，一边是对家族罪恶与荒淫的忏悔与斥责，两者交织，把他紧紧束缚住了。

“脱胎换骨”哪有说的那么容易？他的血液里的的确确增加了许多打着时代烙印的新因子：科学、道德、平等、博爱……

可他的血液中也依旧奔腾着家族的旧因子：卓越的野性和霸气，粗犷的拓荒精神，强烈的主人观念，倔强的生命力……

现实，这比画一张画来的艰难！

家族的方面，热情地容纳了他，期盼他能继承家业，对此，他感到厌恶与痛恨！

家族的对立面——底层农民，对这位少东家，充满怀疑与不信任，对他每一个举措都保持着警惕，对此，使他痛苦，恨铁不成钢。

他居然成了科尔沁旗草原上的“孤独者”！

种种试验，种种调和，统统归于不了了之的“瓦解”中，其中还有疾火和徐慢的情爱。终于他疲惫了。继而又大彻大悟：认识到自己无法成为整个草原的拯救者！痛苦中他有无数的“内心独白”，像诗一样美，像雾一样朦胧，像风一样无形，最后却只有逃离草原去获得“新生”，而草原自有人去续写它新的篇章。

著名评论家王富仁指出：“丁宁就是‘五四’以后所有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象征，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感受，他的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就是一代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和感受、矛盾和痛苦，端木蕻良对这类知识分子表现的大胆和深入几乎超过了除鲁迅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文事沧桑话端木——端木蕻良小说论》）

丁宁的率真与单纯，丁宁的彷徨与痛苦，都是作者亲身经历过的，因而能写得那么深刻，那么准确。

二十一岁的作者，又把自己家族的无数往事，揉碎掰细，一一纳入了小说的情节之中。这个秘密，直到1940年，他在香港发表《科尔沁前史》，才细细加以披露。

《科尔沁前史》是一部回忆录，它可以诠释小说中部分人物原型和情节来由，因此这次也将它收入本书中。

但是，《科尔沁前史》又不是一部严谨的回忆录。里面的某些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等等，并不十分准确。端木先生曾表示：在当时战乱的情况下，一来顾不上去细细的追忆、甄别；二来写这个东西，主要是剖析家乡清末民初的社会形态，写出两个“大崩溃”：之一是东北家乡如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走向崩溃的，之二是他父亲一族老老少少是如何走向灭亡的。所以《科尔沁前史》完全有助于读者了解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历史与时代的大背景。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先生的代表作。那诗化的主题、诗化的人物、诗化的情节、诗化的语言，使它至今在中国小说林中独领风骚。七十七年过去，科尔沁旗草原上当年发生的故事依然是那么悲壮、诡谲，丁宁还是那么的年轻……

2010年3月14日于雪花纷飞的北京

一九三三年我写完《科尔沁旗草原》（其中有一段是以前写出并发表的），一直不能出版，直到一九三九年这书才得和读者见面。对支持这书出版的人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在我写《科尔沁旗草原》的时候，对当时东北的社会结构也曾做了一些粗糙的分析。在这书初版的后记上有这样的话：

“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

地主在这里，有这样的等差：

最低级的，叫做‘小闷头’财主。这种小地主，是无声无息的，不愿露富。家里有四五十天地上下，自当自过，很有一包脓水，就是怕人来‘挤’。因为是‘闷头’，一‘挤’就该‘瘪’了。

还有一种是‘一捧火’。这是家里人口多，父子兵，齐下火龙关，起早贪黑，自家人带领长工短工一齐下地，年年留下厚成，都置买地亩，这叫做‘一捧火’。最怕分家。因为设家有地百天，拆为六股，则每股所得就无几了。

以上两种都是小地主。

暴发户，这是新兴地主，很难有像一般有历史的那些财主们那样的绅士的矜持的。他们的特色，是很怕把自己抬得不高，很怕把自己不能表现给别人看。修房子力求火暴，穿衣服力求鲜艳，因此，常常露出初上台盘的马脚来。

和这相对的，是破大家。它是肾亏的，神经衰弱的，少爷都是金花秧子。有一家少爷是这样的，觉得鞋里不舒服，精神上感到不能忍耐，脱了鞋一看，原来里面有一根头发。

还有两种，是土鳖财主，肉间蛆，都是很肥壮的，只是行为都同蛆虫一样的笨拙懦怯，怕出头，怕吃怕烫，怕树叶打脑袋。

再就是大财主、大粮户了，这就是全城仅有的那几家了。比如槟榔荷包李家，半拉山门田家，红花甸王家……远近一提起，大小孩芽都可知道的。这虽不如‘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那样的显赫，但在农民的印象里，却比任何事物都要深刻的。

最后要说到首户，它拥有全城最多的土地，他是大地主的盟首。

像这样的财主之类，他们是有余钱的，土地兼并几乎已经到了饱和状态，所以过剩的余钱就成为高利贷资本，但是这种事业，在东北的混乱金融市场里，流动性是很大的。而在有限的农村的吸收量里，它的膨胀也是有限制的。所以东北的三大企业，烧锅（造酒业）、油坊、粮栈，就成了大地主投资的渊薮，所以构成科尔沁旗草原大地上的三种东西，就是：一、土地资本，二、商业资本，三、高利贷资本。

但是，从来财富都得需要保护的。没有角的恐龙是不能生存的。所以地主们必得有‘坐地虎’、‘顶门杠，才能保持他自己的王国。所以，必须有权贵的亲戚，或者自己是官僚，或者家里有留学生，大学生，自己是靠山王的土豪，横霸一方，这才能镇得住。所以地主层又必须是统治层。

我这小说，便是以科尔沁旗的首户丁家为模型而写的，因为再没有他家更足以表现出东北地主的各方面了，因为再没有一个地主的长成史，比他更完全的了。

这里有土地吞并，官吏的结纳，倒把投机，高利贷，商业资本，欺骗，剥削，镇压……他们提倡宿命论，惟神论，风水，族望，君子之泽，家仙锡福，前世阴骘……他们的生活是侈纵，狂乱，神经病痛……

所以，我选择了他。”

这个分析是很肤浅的。但假如连这点儿粗糙的理解都没有的话，我当时便不能学习写作。

这个故事写到“九一八”的前夜为止。正如毛主席所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人坟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一三——一四页）

当日本的军事侵略伸人东北，那里的农民武装游击队遮天盖日地起来了，使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派遣大批飞机来到红罗岘一带滥施轰炸。但是，人民的火海是扑不灭的，反而越来越泛滥了。此伏彼起，摧枯拉朽，人民坚持着，终于得到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得到了苏联红军的支持。实现了翻身的“奇迹”，在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七彩的长桥，接引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国度。

人民是有力量的，生活本身有多么壮阔多么美呀！比起生活来，我写的可以说是大海对一滴水珠。我想今后在生活的锻炼里，党的教育下，做个“普通一兵”，加强文艺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将是我今后最主要的课题。

“我们必须熟悉并且热爱我们的英勇的党的历史，我们新社会的历史。”（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致敬词）我必须奉行这样的话，继续前进！

作者 一九五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