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它的影响更已越出了诞生它的中华大地。其中的一些篇章早被译成多种外语，并且国外也有不少著名的研究者。1956年司马迁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各国人民的纪念。这一切都说明，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是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这份文化遗产，让它不断发出新的光辉。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本书为其评传。

序

一、故乡，童年

二、二十漫游

三、由郎中到太史令

四、李陵之祸

五、刑余的史臣

六、史家之绝唱

 (一)三千年的通史

 (二)“实录”精神

 (三)卓越的史识

七、无韵之《离骚》

 (一)史学与文学

 (二)抒不平之气

 (三)辛辣的讽刺

 (四)完整的人物形象

 (五)生动的语言

八、光照千古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像一条巨龙，蜿蜒奔流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它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它的两岸产生过灿烂的文化，上演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横跨黄河两岸，连着山西、陕西两省，有一座龙门山，形状就像一座雄关的大门。传说这还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的。古书记载，龙门的气势是：两岸石壁矗立，大河被约束在山峡间盘旋，到了龙门这里，山峰忽然敞开，河水不再受约束，奔流而下，那声音就像无数的震雷在轰鸣！关于龙门，流传着许多神话，其中的一则说：大河里的鲤鱼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像比赛跳高似地往上游跳，跳过了龙门的，便化成神龙飞去，跳不过去的则在额头上留下失败的印记，还是退回去做鱼。龙门一带，风景壮丽，是产生过许多奇妙的神话传说的地方。

龙门以南，西周时代筑有韩城，是一处军事要地，后曾改称少梁，到了公元前327年更名为夏阳，地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的韩城市。汉代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阳的芝川地方，一家复姓司马的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长成后，取名迁，字子长。他一生遭遇极其不幸，可是他“不欺其志”，——也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志向，忍辱负重，发奋著书，创作了《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终于成为一位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司马迁很爱他的故乡，并以故乡有大禹治水的遗迹而自豪。所以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就是说：“我出生在龙门，曾在大河以北，龙门山以南耕种、放牧。”他说生在龙门，是因为龙门是当地的标志，就用来代指这一地区。要说司马迁的籍贯，当然应该说是夏阳，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

司马迁童年、少年时期在家乡从事过一些放牧、除草之类的农活，这给他少年时代的生活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司马迁在《自序》中又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这也是他少年时代的得意事。所谓古文是指和当时通用的隶书不同的古代文字。．既然诵读，那就应该是指用大篆古文写成的书籍了。秦始皇焚书、禁书之后，这种古籍保存很少，没有专门传授，也读不懂。司马迁十岁能诵古文，想必他也常到在首都长安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那里，阅读国家藏书，向专家请教。他聪明好学，十岁就能诵读古文，毕竟是很了不起的事。汉代学术有今文、古文之争，对于传世经典，两大学派不仅记录的文字不同，解释也有许多分歧，所传授的解释经典的书籍也很不一样。据记载，司马迁曾向传授《古文尚书》的大学者孔安国学习过，也曾向今文经学的大师董仲舒求教过。因此，他是今古文兼通的，等到他写作《史记》的时候，他就将今、古文经来了个兼收并蓄，并不拘泥于学派的不同。

司马迁不仅以出生龙门自豪，同样使他感到自豪的，还有他极富文化传统的家世。《自序》一开始，讲自己家族的来历，便一直追溯到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颛顼(zhuan xu)时代。据说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曾命南正重管理天，火正黎管理地。关于重、黎二位的神话传说纷纭错杂，大致这二位都是著名的大巫，掌管观察天文和祭祀山川的事，由于他们职掌的事密切相关，故而常常相提并论，后来竟合二为一，成了一个人了。也许重黎成了一个家族的称谓，故不再加以区分了。在原始社会里，巫又是掌管文化的人，他们是对自然、社会现象作出解释的权威。后来，社会进步了，原始宗教消歇了，巫便逐渐被史所代替，由巫官文化进入了史官文化的时代。司马迁根据一些古书的记载，确认重黎是司马这一姓氏的始祖，也就以此强调他史官家世的渊源。上古的史官，属于天官，主要职能还是观象授时，同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录君主的言行和社会的大事件，也属于史官的职责。重黎一族，世代担任史官。到了周宣王时，有一位程国的伯爵叫做休甫的，被周宣王任命为大司马的官职去讨伐淮夷，不再担任天官的职务。但由此却获得了司马这个姓氏。后来司马氏又做了周王朝的史官，直到春秋中叶，才又有了变化。时代动乱，史职中断，司马氏一族也分散成了几支，在秦的一支世居夏阳，就是司马迁的嫡祖。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在秦惠王时伐蜀有功，做了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秦国名将白起的部下，后来和白起同时被逼迫，在咸阳附近的杜邮自杀。靳的孙子司马昌，秦始皇时做过管铁矿的官。昌的儿子司马无泽，做过汉市长，就是管理长安部分商业市场的官。无泽的儿子司马喜没做过官，只有一个“五大夫”(二十级军功爵中的第九级)的空头爵位。喜的儿子司马谈，便是司马迁的父亲了。他们这一支，除司马错外，并不显赫，司马谈、司马迁念念不忘的，则是他们的先世曾经世代做史官，他们为此而自豪，并决心要予以继承、发扬。

汉武帝初年，司马谈担任了太史令。太史令级别不高，俸禄只有六百石，相当郡丞或州刺史一级。然而，从历史传统看，却是跟重黎一样的天官。所以司马迁在《自序》中还特别说明一句：“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这个职位管天不管人，说起来像回事，可一点权势也没有。司马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曾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易》，向黄子学道论，而这三位都是当时著名的专家。司马谈写过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现保存在《史记·自序》中。这篇文章全面肯定黄老学说，而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是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他的论述比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他认为六家考虑的都是治理好天下，只是所取道路不同，有得有失而已。司马谈的思想及其继承史官家世编撰史书的志愿，曾给司马迁以深刻的影响，他收集的史料和已写成的部分撰述，更给司马迁写作《史记》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司马谈给予他的儿子，也是他事业的继承人司马迁以悉心地培养，指导他读书、问学。在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又鼓励他离开长安，作一次较长时期的漫游。古代的有志之士认为访学交游，作实地考察是非常重要的。游学甚至成了一种传统。五百多年之后，被称作隐逸诗人的陶渊明，也曾写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想必司马迁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开始了他的漫游。

P133-136

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孔子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各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

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日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人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

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

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多元文化共存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编委会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