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佐书简——里尔克晚期书信集》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晚年的书信集，是诗人在瑞士穆佐生活时期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这里收集了129封书信，时间从发现穆佐的1921年直到诗人逝世前不久的1926年底。

在书信中，里尔克常常谈论自己的作品，创作的背景和动机，种种经验、思考和感悟，涉及苦难、爱和死亡这三大主题，语言直接，表达清晰，对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大有裨益。在许多书信中，里尔克娓娓叙来，随意道出了个人生活的各个侧面，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和细节，甚至在他的传记里也很难读到。通过这些文字，人们可以比较具体比较真实地了解他的性格和气质，他的品行和他作为常人的一面，了解里尔克其人，这样会觉得严峻的诗人亲切一些，容易接近一些，可能也有助于读者进入他的作品。

里尔克的三个创作阶段大概可以用几个地方来命名：俄罗斯(早期)，巴黎(中期)，杜伊诺-穆佐(晚期)。《穆佐书简——里尔克晚期书信集》是里尔克在穆佐留下的一笔珍贵遗产。《穆佐书简——里尔克晚期书信集》收集了129封书信，时间从发现穆佐的1921年直到诗人逝世前不久的1926年底。在书信中，里尔克常常谈论自己的作品，创作的背景和动机，种种经验、思考和感悟，涉及苦难、爱和死亡这三大主题。

里尔克说一个诗人手上必须有两支笔，一支写诗，一支写信，二者不能混用。写信的笔记录事实，主要为朋友讲述自己的生存境况，它是非抒情的。这也正是《书简》的语言特点，质朴无华，平实却不平淡。有人说，要是把里尔克的文字比作一件华丽的衣袍，那么书信就是衬里，这衬里实在精致，叫人有时忍不住翻过来穿。

中译本前言

书信

德文版编后记

书信附录

2.致一位少女

……您知道，我并不属于那种人，他们忽视肉体，好以此为灵魂准备一份祭品，因为我的灵魂绝不会喜欢这样一种被侍奉的方式。我的精神的一切飞升皆始于我的血液之中，因此，我总是让一种纯净简单的生活——摆脱了种种刺激——像一首引导的序曲领先于我的工作，以免低估真正的精神欢乐，这种欢乐在于人的身心达到一种愉快的近乎澄明的协调。

……要不了多久，也许我再也不会明白所有那些条件，从前开始的这些诗歌(《杜伊诺哀歌》)正是由此诞生的。要是有一天您能了解几个这些作品，您就会更好地理解我。谈论这些的确很困难。

当我审视自己的良心时，我只窥见一条律法——正无情地责令：将自己封闭于自身之中，一举结束已经传授到我心灵的中心的这项使命。我听从。因为您知道，在此漫游，我所企求的只有这个，在结束我的牺牲和我的服从行动之前，我没有任何权力改变我的意志的方向。

我现已完成几乎所有的准备工作，就是说，大量的信债已经偿还。您想想，我写了——今天早上数了一遍——115封书信，没有一封信少于4页，许多写了8页，甚至12页，字迹很密。(当然我没有把已经寄给您的也算在内，那不是书信，那是通过笔管的呼吸。)好多的书信！这样多的人对我有所期待(期待什么，我不大清楚)：帮助，出主意，而我自己正一筹莫展地面对生命最紧迫的要求。虽然我知道，他们搞错了，误会了，但我仍然觉得——我并不认为这是虚荣心——受此引诱，即告知他们我的一些经验，我长期孤独的一些成果。既有年轻的女人，也有年轻的姑娘惨遭遗弃，甚至在她们家人的心中。少妇们对自己的遭遇惊恐不安。还有所有这些年轻人，大多是革命的，他们走出国家这座监狱却找不到任何方向，于是逃向文学，创作迷醉和尖刻的诗歌。我该告诉他们什么？该怎样安慰他们绝望的心灵，怎样塑造他们难以定形的意志，它在时代风暴的强制下接受了一种借来的、纯属临时的性格，现在他们身上装着这样的意志，如同一种陌生的力量，但几乎不知道如何运用。

马尔特的经验有时使我承担起一种义务：回复陌生人的这些来信。他会这样做的，只要有一个声音传到他耳中……

此外，正是他使我负有继续承当这种牺牲的义务，是他要求我，以我的全部爱的能力去爱我想塑造的一切事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强力，他将其使用权留给了我。您可以想象一个马尔特，假设他在这个对他如此可怕的巴黎有一个恋人，甚至有一个朋友。这样的话，他会一度如此之深地取得事物的信任吗？因为您企求再现其本真生命的这些物(在我俩的几次亲密交谈中，他常常告诉我)首先会问您：你是自由的吗？你准备为我献出你全部的爱吗？你能否与我共眠，就像圣朱利安——那好客之人与麻风病人睡在一起，给他那种极度的拥抱，那是以寻常和敷衍的邻人之爱绝不能做到的，毋宁说它必须靠爱来驱动，全部的爱，可以在大地上找到的一切爱？要是这样一个物看见(马尔特曾经这样告诉我)，要是它看见你正忙着，哪怕只忙于你的兴趣的一行字，它就不会理睬你。它或许以一句话施舍给你一条规则，给你一个小小的略显友好的暗示，但是它拒绝把它的心交给你，拒绝告诉你它忍耐的本性和它那星辰般的恒定——几乎可以等同于天宇的星相。

为了让一个物对您言说，您必须在某一段时间把它当成唯一存在的，当成唯一的现象，它发现自己已被您的辛勤而专一的爱置于宇宙的中心，天使那天[每天]都在那个不可比拟的地方侍奉它。您在此读到的，我的朋友，正是马尔特为我所讲授的那些课程中的一章，在充满痛苦和诱惑的许多岁月里他是我唯一的朋友，而且我发现，在谈论您的素描和油画时，您所说的绝对是同样的话，这些画似乎有价值，在您看来也只因这种您所钟情的义务：以画笔或铅笔去拥抱，去痴情占有。我在上一封信中用了“命运”这一表达，您别为此感到惊异。我以命运指称一切外部事件(例如包括疾病)，它们难免会发生，并且中断及毁灭天生是寂寞的精神素质和教养。塞尚清楚地懂得这一点，在生命的最后30年，他远离了能够把他“紧紧绊住”(他的表达)的那一切，他那样虔诚和忠实于传统，但是他放弃了参加母亲的葬礼，以免失去一个工作日。当我知道这个时，仿佛一支箭将我射穿，但那是一支燃烧的箭，它穿透我的心，同时在心中留下了感悟的炽烈激情。在我们的时代，只有几个艺术家懂得这种顽强，这种极端的固执。但是我相信，没有这个人们始终待在艺术的边缘，当然此边缘已足够丰富，我们可望有一些愉快的发现，可是我们停驻于此，就只像一名赌徒守在绿桌旁边，他的“冒险之举”偶尔也会成功，但他并不因此而少受偶然的摆布，他不过是被法则操纵的、好学和灵巧的猴子。

我常常又必须从年轻人手上夺走马尔特的笔记，禁止他们阅读。原因在于，这本书似乎倾向于证明生活是不可能的，但必须——可以这样说——与此相反地读它。若是书中带有愤恨的谴责，那也绝不是针对生活的。相反，它们只是确证：由于缺乏力量，由于精神涣散和遗传的缺陷，我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本来准备赐予我们的无数尘世的财富。

您不妨尝试一下，我最珍爱的，以这种精神去考较这些书页里的丰盈内涵。这样不会使您少流泪水，但对此不无裨益，给您的所有泪水一种更清澈的、可以说更透明的意蕴。

P7-10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造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秩积，至80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人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逢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竞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2003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