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这样一个犬儒与圈养知识分子掌握话语权的时代，仍然保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作为当时社会良心的这些前辈学人，是我们永远的典范。

《那些有伤的读书人》作者（谢志浩）从近现代学人中选取有代表性的30余位，遍及人文社科的各个门类，以学人的生平、学问入手，解析学人的成长与发展，进而放在大历史、大世界中探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寻求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

《那些有伤的读书人》是一本留给自己的“作业”，也是学术地图的“底稿”。

老辈人身上流淌的人性光芒，照耀着我，温暖着我。蔡元培、陈寅恪、金岳霖、潘光旦、陈岱孙、周有光、张中行、费孝通、周辅成、季羡林、金克木、王元化、唐德刚、谢韬、茅于轼、陈乐民、吴敬琏、江平，这些老辈先生，才是灯塔，照亮着夜空，温暖着我的心窝。而杨小凯、郑也夫、秦晖、萧延中、梁治平、贺卫方先生，无论思想的魅力和道义担当，都曾深刻启迪着我。

在石门这个荒僻的小城，这些人物，至少，让我不再孤寂。温暖更多的心灵，照耀人生的旅程，是所望焉！

《那些有伤的读书人》由谢志浩编著。

蔡元培：神话与神化

陈寅恪的“志业”与“心迹”

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致梁漱溟先生的一封信

雅人深致金岳霖

温柔敦厚潘光旦

玉树临风陈岱孙

倔强蔡尚思

周有光：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六朝人物张中行

寂寞周辅成

有趣的金克木

播种者费孝通

季羡林：纯正的学问家

任继愈：柔弱中带伤

体悟顾准

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

谢韬：老战士，永不死！

唐德刚：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

舒芜：摇晃的人生

陈乐民：菊花残，满地霜

吴敬琏的良知

江平的呐喊

焦虑钱理群

杨小凯与茅于轼、刘道玉、周其仁往还片断

硬汉郑也夫

秦晖：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贺卫方：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王铭铭与老辈人类学家

跋

蔡元培：神话与神化

记得几年前北京大学韩水法先生写出《世上已无蔡元培》，行文带有德国哲学特点的缜密思维和逻辑推理，引起知识界普遍的唏嘘感叹：难怪事情做不好，原来没有蔡先生啊！

2007年，正值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纪念，我在《纪念西南联大需要平常心》一文中，曾经指出：“我不愿意看到西南联大随着纪念的升温而被神话，通才教育、学术自由，老辈学者能够做到的，其实我们也完全可以做到。”

在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深刻反省我们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态度，大有必要。

首先，给我的感觉，台湾和香港的大学似乎没有神化蔡元培先生，而是大陆对蔡元培先生进行神化。梁漱溟先生神化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别出心裁、独树一帜。梁漱溟老先生晚岁回忆蔡元培先生时，肯定把蔡元培先生礼聘自己到北京大学任教的佳话予以了加工提升。梁漱溟老先生有一番话，大意是：中国共产党出自北京大学，而蔡元培先生使北京大学气象一新。

这种提法，随着梁漱溟先生去世，已经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梁漱溟在神化蔡元培先生方面，确是先驱人物。

1988年，正值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高中同学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样，我得以作为局外人观察北大校庆。那时候，北大对于蔡元培先生，好像是保持着一种温情的，但是在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北大好像对蔡元培已经是彻底地神化了。也许，伴随着神化的，正是对蔡元培大学理念的摒弃。但是，这种大学理念在一些校长比如说丁石孙、王义遒那里，还是不绝如缕的。

正当许智宏校长准备向蔡元培先生学习的时候，许多教授却觉得现在的北京大学没有资格学习。这让人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其实都是欧美现代大学的常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对于欧美伟大的学府来说，那是现代大学的底线。蔡元培先生凭借卓越的声望，成功地将欧美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移植到北京大学，梅贻琦、竺可桢、蒋梦麟、胡适、罗家伦接续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守护了现代大学的底线伦理，开创了中国大学的黄金时代。

当代中国大学似乎陷入了迷思。相对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以说是除了思想都自由，除了学术都包容。我们奇怪，大学可以包容’自僚，可以包容奸商，图书馆可以自由地少买书，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少买实验设备。国家要创新，社会需大师，校园应寂寞，思想盼自由。北京大学特别渴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具有底线的大学，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都是现代大学的底线。

纪念蔡元培先生，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够给予我们后辈一点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一种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修养和科学具有无穷力量的源泉，就是寂寞和自由。其实，我们的大学校长并不是没有力量，他们比起蔡元培更有力量，我们大学校长的力量是行政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具有行政和经济力量的校长，经常慨叹自己没有力量，还算是比较清明。但是，他们不是慨叹自己欠缺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而是埋怨自己行政、经济的力量还不够大。提到蔡元培先生，他们不自觉地神化，潜意识中不愿意保持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蔡元培先生就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真希望当今的校长，能够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温情地理解蔡元培。不要忘记，蔡元培正是从一所大学人手，塑造中国大学的传统的。当今的这些校长其实与地方官员相仿，具有强大的能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P1-3

2012年3月14日，周三，在《中国传统文化》课堂上，给中文系学友讲述十三经的来龙去脉，着重指出，春秋战国存在着多元主义的文化生态，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属于“子学”的时代。从汉代开始，历史进入“经学”的时代。自从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为汉武帝所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俨然成为文化主旋律。

遥想2500年前，处于“轴心时代”的孔夫子，风尘仆仆，周游列国，坚守“克己复礼”的理念，要为华夏文明奠定“普世价值”；但是，终其一生，也只是属于“非主流”。

孔夫子的不朽贡献，在于提出“仁”的概念，并升华到很高的境界。“礼”是“法律”，是规矩，可谓“生态”；而“仁”是“道德”，是自觉，可谓“心态”。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孔夫子的良苦用心，身处“礼崩乐坏”的“转型时代”，老夫子希望大家具有自觉，“仁义道德”不离口，还不是为了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法律规矩。

汉代大儒董仲舒，不愧是孔夫子的异代知音啊！董仲舒氏发

明的“春秋决狱”，将“仁”与“礼”融合在一起，确立了一种文化范式，使得汉武帝成为百代之帝王。

斗转星移，尽管时序已经进入21世纪，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磨砺，孔夫子、董仲舒塑造的文化形态已经雨打风吹去；但是，“礼崩乐坏”的生态，“转型时代”的际遇，让历史具有了“穿越性”。中国历史上，很少见“居庙堂之上”和“处江湖之远”的人士在呼唤当代的“三纲五常”这一方面，竟然那么不谋而合？

“道德焦虑”，不期然成为有“断裂危险”社会的一种难得的“共识”。似乎，社会各界意识到：流淌道德的血液，已经成为一种底线标尺。

“仁义道德”本属于社会的心态，而“法律规矩”塑造社会的生态，道德这种“软文化”要服从法律的“硬道理”。也就是说，“法律”才是社会运行的第一推动力，而“道德”要服从这种第一推动力。当然，“道德”具有深厚的心理积淀，在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起着整合和调试的巨大作用。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按照孔夫子的说法，真是“礼崩乐坏”。但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依然流淌在国人的血液里。现在谈论“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时尚，不是偶然的。老一辈学者资中筠回忆早岁所受教育，哪些事情属于“君子不为也”，很是清晰。但是，这位前辈很沉痛地说：比起自己的老辈，自己好比一个野蛮人。

业余搞学术地图，经常接触的正是资中筠的前辈，资中筠的感慨，笔者作为晚辈似乎也能够体会。陈寅恪、梁漱溟、胡适这些老前辈，立身行事，待人接物，流淌出来的那份良知和操守，令人追慕！

当今社会，“道德焦虑感”的产生，追本溯源，也没有那么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不外乎“社会生态”和“文化心态”出现了问题。

从“文化心态”来看，随着老辈陈寅恪、梁漱溟的凋零，后辈中“行己有耻”、不苟且的道义之士实在寥落。道德是需要浸润和熏陶的，环顾当代学林，还有几位陈寅恪、梁漱溟？既然身边几乎没有那么卓越的人，那么怎么要求后辈树立道德标杆呢？

近二十年来，当代士风的迁变，与百年学术史上第四代、第五代的“做派”具有莫大的关联。“第四代”大体属于“三零后”，也就是1930年左右出生的。李泽厚、袁伟时、资中筠、江平、吴敬琏、厉以宁，都是在“大批判”的文化生态中成长起来的。不是“批判”，便是“被批”，成为这一代人的写照。这里面，资中筠因为常驻欧洲，很偶然地成为相对比较超脱的“逍遥派”。这种时代际遇，给人的心理打下很深的烙印。所以，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不少第四代学者沉湎于“大批判”的快感，绝非偶然。

第五代学者，一般属于“五零后”，造过反、下过乡，机缘巧合，成为新三级学人。这一代在80年代成长时，第四代正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很幸运的是，第五代学者部分属于“隔代传承”，受到第三代学者的“点化”和“熏陶”。比方说，葛剑雄师从谭其骧，陈来师从张岱年，莫砺锋师从程千帆，品学双修，功力自然深厚。

90年代后期，随着“985”和“211”项目的展开，安贫乐道的学者实际上日益边缘化。第四代失之于“大批判”，而第五代则失之于“课题”和“项目”。残酷的“大批判”，并没有使学者丧失个性，而“课题”和“项目”使得知识分子的个性丧失殆尽，真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历史如此吊诡，那些从大批判中成长起来的“三零后”，经过彻底的反省和痛苦的反思，不满足于闲云野鹤的生活，活跃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茅于轼、江平、资中筠、袁伟时，人老心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而已经成为“学界新父”（应星先生语）的第五代学者，竟然沉湎于“发家致富”，已经朽败不堪！

“道德家”面对这一切无不痛心疾首：唉，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市场经济引起道德沉沦，这道大学生辩论的经典题目，竟然在当代中国得到如此生动的印证，确实令人纠结。有人认定，知识界的堕落与此有着极大的关联。职称评定、课题申报，学友转系、保研，都要找到有司意思意思。

笔者注意到，道德失范的背后，其实是到处流行潜规则。转型时代的特征，正是“礼崩乐坏”。 这时候，旧规矩不顶用了，新规矩写在墙上，却并没有写在人心里。况且，这些新规矩的出台，不仅没有程序正义，更可怕的是也未必体现多少实质正义。掌握资源的强势群体纵横捭阖，获得了新旧两种体制带来的实惠；而弱势群体，则受到两种体制的排斥和挤压，也就是说，改革不仅没有带来更多的自由，以前的福利也早已丧失。

令人气短的坏事是否都是“改革”带来的呢？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前那种日子再也不能延续了，农民才要换一种活法。

毋庸讳言，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改革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依托的是“合适”的规矩和“稳健”的制度，而与“合适”的规矩和“稳健”的制度相匹配的，是“公序良俗”。

这个时代，中国大陆既没有稳健的“法律规矩”，也没有合宜的“公序良俗”，这正是时代的尴尬。与其纠结于“道德失范”，不如兴利除弊，进行“制度建设”。一个合乎理性的“粗糙”的制度，远比高尚道德的呼唤要究竟得多。

固然，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但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生长在真空里。“道德圣斗士”衡量自己和旁人总是两把尺子，那么道德自觉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事实上，大陆社会之所以处处潜规则盛行，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不经意间，“规矩”被破坏殆尽。

孔夫子为什么谆谆告诫世人“克己复礼”？还不是预见到随便逾越“规矩”的社会后果很严重，“仁”再重要也不能超越“礼”。当代社会的“仁”，就是“道德”；当代社会的“礼”，就是“法律”。祛除“道德焦虑”，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道德的归道德，让法律的归法律。高喊道德回归的“圣斗士们”，不仅无助于道德自觉，更可怕的是私设道德法庭对无辜的“异端”进行审判，反映了一种“专横”的本性。

还是前辈胡适先生，具有历史预见性，一针见血指出：“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正常国家，道德自然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这是一份特殊的“作业”。

1985年，笔者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得遇萧延中先生。萧先生，激发我的理性，传递给我温暖。在精神成人的关键期，只有吸收大量的异质思想资源，才能够支撑因为重估一切价值所带来的虚脱和断裂。这种痛苦，在母校就开始折磨着我。痛苦的反思消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这是无法倾诉的。

1989年，离开京师，分配到石家庄。当时的想法是，“且住”一段，然后漂流。谁能够想到，蓦然回首，已经在这里“且住”22年。相对北京而言，这个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史的“奇迹”，是一个荒僻的小城，有着乡野村姑的质朴。笔者就在杂草丛生的田野，开始了精神上的狂飙突进。

离开母校，成为一个淘气而孤独的孩子，漫无目的地行走在知识的旷野，不知道哪里是属于自己的自留地。再也没有老师，给我留下“作业”了。

因为信从开卷有益，不知道到底吸吮了多少“精神三鹿奶”；这时，多么渴望身边有萧老师那样温厚的先生，给我一张学术导游图！没有办法，只能给自己留“作业”吧！朋友们看到的这部小书，就是用心写作的“作业本”，也是业余描绘当代中国学术地图的“底稿”。

如果我的“作业”还流淌着真情，那么，我觉得这是老辈人传递给我的。老辈人闪耀的人性的光芒，照耀着我，温暖着我。蔡元培、陈寅恪、金岳霖、潘光旦、陈岱孙、周有光、张中行、费孝通、周辅成、季羡林、金克木、王元化、唐德刚、谢韬、茅于轼、陈乐民、吴敬琏、江平，这些老辈先生，才是灯塔，照亮着夜空，温暖着我的心窝。而杨小凯、周其仁、郑也夫、秦晖、梁治平、贺卫方，无论思想魅力还是道义担当，都深刻启迪着我。

这份独特的“作业”，属于一己的心得体会，在《百年中国历史人物》选修课上，都曾经与学友们倾诉过。这部书稿的形成，要感谢陪伴过我的历届学友们。正是选修课，使得笔者身处荒僻的石家庄，而不至患上“文化失语症”。

这里要特别指出，出版界最早认同这份“作业”，并准备出版这份“作业”的，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杨卫民兄。为此，卫民兄专程到石家庄看我，但这时候，由于内心的激荡，写作竟然陷于停顿。杨卫民兄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识见，温暖着我。

2010年的暑假，终有闲暇，重新打量，流淌着心血的文字，竞有一种“甜蜜的忧伤”。首先稿子的体例，有的像论文，有的像散文，有的竟然像时评。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有些稿子，属于论文、散文、时评混合体例。凡是，遇到这方面问题的，只能忠实于过去的我。其次，由于没有老师评点我这份“作业”，稿子里面长满了“杂草”。有些偏离主题的句子，忍痛割爱。最后。是最难受的，里面不少“作业”，充斥着“意气”和“偏见”。这时，就要动大手术，进行改写。无奈，“意气”和“偏见”何其多！

回首当年，2002年4月份，在智效民先生的客厅，提出绘制当代中国学术地图，气势如虹。十年过去，不由得感喟，当代中国学术地图，这份“作业”，简直是难以完成的。

2012年3月5日，绿茶兄带给我喜讯，这部躺在时间河流里太久的稿子，出版有日！

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曾经给我温暖的知识人，用以表达笔者发自内心的温情与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