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吴禄贞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今沈阳)，充督军事参议官与教练处总办。
这时，侵占朝鲜的日军精心策划的“间岛”事件发生，清政府在查阅准备谈判所需的文件时，竟拿不出一份精确、像样的地图作为佐证，以致清政府的外交大员在谈判时引用的地图，竟是翻印日本人篡改过的版本。结果首次谈判，正中侵略者下怀。
为扭转被动局面，吴禄贞受徐世昌的派遣，前往延吉负责边务，以便彻底揭穿所谓“间岛悬案”的真相。
吴禄贞领命后，带领两名助手和6名测绘员“冒暑就道，跋涉山水，穷极边塞”，备尝艰辛。他们取道敦化县到延吉，赴珲春，沿图们江北岸东进登长白山，对边界进行实地测量，绘制地图。这是历史上中国对延吉境内的第一次全面勘测，历时73天，行程2600多里，凡是与中朝界务有关的地段，都逐段进行了精密测量，获得了大量勘测数据和资料。随后据此制成了有史以来最为翔实准确的《延吉边务专图》(即“延吉厅专图”)。这张地图和1908年4月写成的长达10万字的《调查延边边务报告书》，以及其他历史文献，成为清政府对日交涉中的重要依据。
谈判需要军事实力支撑。可是，当时延吉只有吉强军数营，而在吴禄贞身边的骑兵、步兵不足200人，沿江防务处处吃紧，一旦发生不测，边防形势便岌岌可危。为了有效地与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吴首先派兵对龙峪衙门进行保护，并训令当地长官不得离开任所，照常处理事务；同时在延吉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揭露斋藤一伙的侵略行径，安抚当地百姓。吴禄贞还采取了必要的应急措施，将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军的继续侵入；又调集民间的人力维持治安，以防止出现突发事件给日本人侵提供借口。
斋藤本以为用偷袭的手段侵占延边可以轻易得手，不料却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制。双方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吴禄贞知道，倭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他不断上书清政府，激陈日军重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形势十分严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他得到的答复只是“稳慎和平、镇静维持”的谕旨。
正当双方对峙的关键时刻，吴禄贞忽然眼前一亮。那是在他前往长白山下的夹皮沟一带调查边务时，曾经遇到一支驻扎在皮夹沟金矿的民间武装，足有三千之众。
夹皮沟地处吉林省桦甸县东南，自清咸丰末年起，被称为“韩边外”的祖孙三代人，在这里率众淘金垦荒，组织武装，势力渐大。由于金矿地处偏远，官兵无力进剿，政府只好采用安抚的办法，给当时的首领韩宪宗委以官职，后又授予宪宗之孙韩登举守备之职，复升为都司。韩登举虽然接受了官职，却不受清政府节制，仍然啸聚山林。这支武装也成了日寇侵占金矿资源的一块心病，日方多次潜入夹皮沟一带，软硬兼施，企图迫使韩登举屈服，均吃了闭门羹。
1907年8月底，吴禄贞揣着一位绿林朋友的引荐信，和他的助手周维桢、李恩荣一道，以侠士的名义来到了韩登举的府邸。韩对吴的到来给予盛情款待，席间，吴禄贞借机向韩揭露了斋藤季治郎率兵强占延吉地区的真相，一席话说得这些绿林好汉义愤填膺。吴见时机成熟，便说明了来意：“大敌当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如果退缩忍让，国家亡了，我们还有活路吗？”但对方唯恐官府追究，吴就言与总督过从甚密，并打开包袱让其观看自己的官服，顿时，解除了对方的后顾之忧。一时间，韩氏手下群情激奋，齐声说：“愿意听从吴大哥的指挥！”于是，吴禄贞当即“斥金数千，购牛羊数十头”犒赏众人。
随后，经吴禄贞组织训练，这支武装修成正果，并在韩的带领下，开到局子街附近驻扎下来，捍卫边防。 有了这支队伍做后盾，1908年11月7日，吴禄贞断然下令查封了日本人侵占的天宝山银矿。次日，吉林巡抚照会吉林日本领事，宣布立即取消汉奸与日方签订的“草约”。继而，东三省总督照会日本驻吉林领事，下了逐“客”令。中国终于收回了天宝山银矿的主权。
到了11月17日，吴禄贞正式向斋藤季治郎下达“最后通牒”，在一所寺庙内同日军进行了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
据传，吴禄贞留日期间，与斋藤季治郎曾有一段师生之交，斋藤挟着骄横之气而来，满以为可居高临下，轻易迫使吴禄贞就范。
当斋藤季治郎来到寺庙时，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四周龙旗招展，数千中国官兵荷枪实弹，排成密匝匝的方阵，站满了山前山后。虽然服装并不整齐，但其阵势威严，个个精神抖擞。难道这些中国官兵是从天而降？
吴禄贞见心理战初步见效，便用日语有礼有节地发问：“这里是中国领土，你们为何擅自侵占？！”
“这里本属朝鲜管领，现在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我们奉命对韩民加以保护，你不要在此滋生事端。”斋藤狡辩道。
“我是朝廷命官，奉命驻于此地，你们几日前才强占这块地方，反倒说我们在这里生事？如果不马上退出这里，我们只有用武力解决了！”吴禄贞怒不可遏地反驳道。
斋藤的态度虽有所收敛，但仍强词夺理：“你要求我们退出此地，可以送达文书到朝鲜统监府，如果有了统监的命令，我们就退去，不然是不可能的。”
吴禄贞斩钉截铁地回敬道：“我的责任是保护国土不受侵犯，不是同贵国外交谈判。外交谈判与本官毫不相干，那是本国外交部与贵国外务省的事，因此请不必多言。”
“此事关系重大，你不要过分自信！”斋藤恼羞成怒地警告说。
“我固守国土，系职责所在，义不容辞，何谓过分呢？”吴禄贞义正词严地反驳道。
斋藤理屈词穷，军事上也呈弱势，自己阴谋一时难以得逞，只好自己找个台阶：“好吧，我回驻所后，电告政府，再来同你交涉。”然后悻悻退出会场。
吴禄贞连夜赶回奉天，向总督徐世昌报告与日本交涉情形，得到总督嘉许。
P17-19
2011年10月，是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江汉大学合并组建10周年的纪念日。辛亥百年纪念，对于江汉大学而言别有一番意义。
其实，江汉大学和辛亥革命及武昌首义元勋渊源颇深。1912年民国成立不久，黄兴、宋教仁等即积极酝酿在武汉成立大学。后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下，江汉大学在汉口成立，当年秋季正式开学，招收来自全国十四五个省区的学生600多人。江汉大学由宋教仁亲自担任总理，湖北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前的军事总指挥蒋翊武任协理，同盟会湖北省支部负责人石瑛为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江汉大学受到牵连，被迫解散。20世纪20年代，武昌起义后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又积极筹备恢复江汉大学，可惜时局艰难没有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武汉高校纷纷成立。1980年，武汉市决定成立江汉大学。在短短的时间内，江汉大学即以收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等改革举措瞩目于世界。2001年10月，教育部批准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武汉市职工医学院等武汉市四所高校合并，组建新的江汉大学。这是武汉地区合并高校中第一所整体搬迁、异地重建、全方位实质合并的新兴大学，也是几所实力和影响相对较弱的高校通过合并后很快产生较大影响的大学，其合并方式当时被称为“江大模式”，舆论称江汉大学合并升起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颗新星”。
虽然，因首义而兴的江汉大学和改革开放后成立的江汉大学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两所江汉大学都有着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在办学理念上，两所大学一样突出应用性。因此，在辛亥百年纪念中，江汉大学人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正因为武昌首义先贤创办过江汉大学，我们对武昌首义的人物研究情有独钟。于是我们策划和撰写了这部《辛亥首义百人传》。全书记叙了参加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之100人的业绩和事功，力图全面展现武昌首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完整记录辛亥先烈纷繁复杂的历史足迹，用100人的传记和100万字的篇幅，纪念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100周年。
辛亥首义人物群星璀璨，本书选取标准包括四类：武昌首义以前动员和筹备起义之革命先烈；武昌首义中较有影响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支持和响应武昌首义作出突出贡献者；虽未参加武昌首义，或者在武昌首义中影响一般，但在武昌首义后有突出影响者。全书突出辛亥首义人物之最，即突出各传主在辛亥首义中的“第一”，各传主写作重点均放在辛亥首义前后。第四类人物主要事功在辛亥以后，因此主要突出辛亥首义对其以后人生的影响。每位传主配个人图片一幅，无图片存世者付诸阙如。全书坚持史学第一，同时注意增加文学性和可读性，力争雅俗共赏，因此书中虽标明引文和史实来源，但没标明引文页码。
本书由杨卫东、涂文学策划、指导、定稿，裴高才、邓正兵撰写提纲、联络撰写人员、主笔并通稿，来自江汉大学、湖北经济学院、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武汉市政协、武汉黎黄陂研究会等单位的李卫东、方秋梅、王耀、郭青松、张军、董玉梅、张均、王刚、陈勇、徐志刚、王凤霞、柯文翔、谌赖、李永芬等，也参与了部分人物的撰写。全书完成，得益于各方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选题之初，冯天瑜、皮明庥、严昌洪、萧致治、罗福惠等先生对传主的人选、文章的写法、全书的篇幅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指导和论证。提纲拟出后，严昌洪、罗福惠等先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后来，章开沅先生审阅了部分书稿。冯天瑜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拔冗作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郭沂纹主任、特约编辑段启增、责任校对郭娟等在编辑校对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本书参考了一些现有成果，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必定不少，请读者不吝指正。 编 者
为首义存真，为传记添彩
冯天瑜
湖北是声色壮丽的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舞台。
当人们历数湖北近现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尤其不会忘记，20世纪初叶，反清革命运动曾在这个省份风起云涌，省垣发生了结束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新军暴动——辛亥首义。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革命”，只导致改朝换代，并未改变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唯有辛亥革命，破天荒地砸碎了专制帝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使国体、政体发生改变，在破旧与立新两方面，堪称创举。辛亥首义志士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值得大书特书。
纵观百年来辛亥首义人物传，独立卷本、回忆录、群像传、纪念文集，林林总总，其中贺觉非先生著《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全景式地再现了400多名日知会会员、同盟会会员、文学社社员、共进会会员及其他革命志士的业绩。贺先生作古数十年来，海峡两岸又发现了一批新史料，辛亥首义人物传记，有必要也有可能补充与完善。值此辛亥百年之际，由江汉大学杨卫东校长、涂文学教授主编，作家裴高才与邓正兵教授联袂主笔的这套《辛亥首义百人传》，图文并茂，再现了首义风云人物风采。
人物传记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精神等领域，进行系统描述、介绍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作品要求“真、信、活”，按照胡适的说法是：“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这些年来，主编与主笔一直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在策划此书时，作者曾邮来提纲征求我的意见。我的第一感觉是，此书有创意。也许是文人相惜的缘故，主笔特将参加首义又书写首义的人物，以及从首义走出的文化巨匠，列为一个重点。在接下来由杨卫东与涂文学教授主持的选题论证会上，我提出了可将“花园山聚会”的代表人物列入等建议，还有学者提出补充刘艺舟、高振霄等颇具特色的人物。高才、正兵二君吸纳这些意见，重新修改提纲。
就其传主数量而言，此次推出的《百人传》虽然不足贺著的四分之一，但其时间跨度延伸了，资料考证更精细了，诸传的内容更丰满了。所列传主囊括了辛亥首义酝酿、宣传发动、拱卫三镇、二次革命与护国护法诸时段的典型人物，而且穿插了尘封百年的多幅辛亥志士手稿与文物图片。正好与贺著相得益彰。
由于一批辛亥志士迁居台、港及海外，大量史料分散在境外。为了求“真”，作者跨洋过海，到境外搜寻史料，访问辛亥后裔与学者。同时，还寻访辛亥志士故里，查阅方志、宗谱与家传，考析地域文化对传主的影响，不仅掌握了不少第一手图文史料，而且对于勾勒传主的成长史与心灵史有所裨益。
在资料的采证方面，作者力求做到“事信而不诞”。诸如作者从台湾《湖北文献》中查到：阳夏之战华侨敢死队总队长马超俊先生，曾向黎元洪毛遂自荐，前去游说海军提督萨镇冰一事。大陆早期出版物鲜有记载，我与贺觉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也未提及。而马氏所说的时间，又与史书记载有出人，作者不免产生疑虑。于是，便致信于我，让我辨其真伪。作者在来函中说：
在马超俊的口述自传中，有关他送信给萨镇冰一事，时间与尊著《辛亥武昌首义史》以及其他史料相左，极有可能是马氏把时间记错。也就是说，马送信的时间，应该是他刚刚抵汉之时即11月10日面见萨镇冰(因萨镇冰于1 1月13日已经离开汉口)，而不是汉阳失守马超俊撤退之后(11月28日)。大陆有关史料记载给萨氏送信者，只有余日章、朱孝先和瑞典人柯斯。我当时是这样回复的：
《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所述送信萨镇冰一事，其人、事可与胡石庵等人提供的记述相对应，故不大可能是马编造的。至于时间相差较大，可能是马氏晚年口述时记忆有误。但材料有参考价值。
事后，我已经将马超俊送信萨镇冰一事，收入新版《辛亥首义史》，供大家赏析。
作为传记，要真正做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情真而不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表现辛亥志士的鲜明个性，作者不拘泥于正史的记载，而是结合方志、谱牒与辛亥志士手稿等，力求做到图文并茂，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在《蔡济民》里，作者从蔡官田珍藏百年的九角十八星旗人手，从制旗、插旗、换旗、护旗、祭旗，到旗帜的颜色变化与珍藏故事，一一铺陈，颇具可读性。在解读“黎黄陂”时，他首先从其扑朔迷离的身世破题，引人人胜；再谈其坐镇都督府，为号召天下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于黎与袁世凯勾结，诛杀张振武后，武昌报界演绎的讽刺小说“床下都督”，娓娓道来。把这个半新半旧的人物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在述说陈时首义后弃政从教，毁家创办私立中华大学时，以在家绝食，来描绘其办学决心；当学校历经战乱，“粮道街无粮，米市街无米”时，他宁愿俯首效法武训“行乞兴学”，也要坚持“教育独立”原则。因此被周恩来赞誉为“清苦的教育家”。读后，让人肃然起敬。
这套人物传告诉我们，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精英，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亡清必楚”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在辛亥首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不论是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与共进会等革命组织的骨干，如吴禄贞、蓝天蔚、吕大森、张难先、刘静庵、蔡济民、潘康时、蒋翊武与孙武等，还是立宪派人士如汤化龙、范熙壬、刘赓藻等，不是在科考中取得功名，就是留日归来，或是在新学中受到熏陶。有一次，党人蓝天蔚利用在湖北新军任职之便，回黄陂招收了96名新兵，其中就有12个廪生、24名秀才。接下来，这些举人、廪生、秀才和留学生，都成为运动辛亥首义的骨干。
也许是心灵相通，当年贺老创作了《武昌首义人物传》后，又与我合作了《武昌首义史》；如今，当我与张笃勤重撰《辛亥首义史》时，卫东、文学、高才、正兵等又几乎同步推出《辛亥首义百人传》。我想，这既是向辛亥百年的献礼，又是奉献给首义志士的一束玫瑰，也是对贺觉非先生的追怀。
2010年12月29日于武汉珞珈山
(冯天瑜：著名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革命”只导致改朝换代，但并没有改变封建专制，惟辛亥革命破天荒地砸碎了中国专制帝国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首义之士抛家舍己，前赴后继，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值得大书特书。综览有关辛亥革命题材的论著、文章、文集、传记、回忆录等，林林总总，但有关辛亥首义人物的传记尚缺乏，随着新史料的发现、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深入，理应可以补充和完善。杨卫东和涂文学主编的《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通过对辛亥首义典型人物的生平、生活、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简明扼要的梳理和描述，生动地再现了当年义士们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内容丰富、资料扎实、图文并茂、可读性强，读来令人对革命志士肃然起敬，同时也能激发人们热爱祖国、强我中华的意志。
杨卫东和涂文学主编的《辛亥首义百人传(上下)》是一部全景式地反映辛亥首义人物风采的传记文学作品。所列传主囊括了辛亥首义酝酿、宣传发动、拱卫三镇、二次革命与护国护法诸时段的典型人物，而且穿插了尘封百年的数百幅辛亥志士手稿与文物图片。尤其是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传主通过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持续运动，在辛亥首义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