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人格魅力》由胡波所著，认识“真正的”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困难的。“国父”孙中山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历史学界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伟人。其生时，有人对其他咬牙切齿，有人对其冷嘲热讽，有人对于顶礼膜拜。在其逝世后，对领袖的“神化”运动更加深了对孙中山的评价难度。韦慕庭认为：孙中山本人的想象力和他的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在他的主观愿望和屡次挫败他的客观形势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有关一个人的个性构造问题，而这种个性构造，驱使着孙中山去追求一种难以实现的目标。

《孙中山的人格魅力》由胡波所著，中山思想最称丰富，民国以前之民族革命宣传，与民国成立后所标榜之三民主义，成为世人所称道，而后者尤富有平民政治之精神。世人论之者，辄惜中山先生理想太高，每为事实所不能行，故理想恒多于事实。其实中山之所谓理想，恒能在国民希望心理之中，其所以不能实现，并不在中山自身之不能力行，而在环境与时会之关系。中山平常对于国际问题及政治问题之见解，大抵皆超越常人，与欧西名政治家不相上下。惜时会未熟，致即有主张，亦多无由实行。中山自身所抱主义至坚久，惟少事务材与驾驭部下之术，左右复缺和衷共济之精神。

《孙中山的人格魅力》：中山之为人，自其思想上观察，殆为最新之人物，自其性格上观察，则慈爱仁厚。年来躬亲政务，饱经艰辛，于猛进之中，已有稳健之觉悟。使彼以新派最高领袖之资格，调节新旧思潮，作用、至大。今失此一老，则新旧潮流，无缓冲之机能。将来各以盲人瞎马之势，相激相荡，祸之及于国家社会者，殆不堪设想。此更吾人对于先生之死，引为大憾者也。

前言 难忘孙中山／1

第一章 叛逆的孙中山／1

一、“石头仔”／5

二、洪秀全第二／11

三、喜欢提问的学生／16

四、爱思考的改造者／20

第二章 革命的孙中山／25

一、革命，革命，再革命／28

二、起义，起义，再起义／34

三、和平，奋斗，救中国／39

第三章 博学的孙中山／43

一、学问与革命／45

二、兴趣与爱好／53

三、因袭，规抚，创获／59

第四章 演讲的孙中山／67

一、革命与宣传／70

二、演讲的魔力／80

三、艺术地演讲／85

第五章 思想的孙中山／91

一、振兴中华／94

二、三民主义／98

三、建国方略／102

第六章 博爱的孙中山／109

一、家国情怀／112

二、宽厚仁慈／120

三、大爱无疆／125

第七章 平民的孙中山／131

一、人民公仆／134

二、平民本色／142

三、身后遗产／149

结语：中山不朽／155

名字，原是区别社会成员的符号，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总以为其关系人一生的事业、健康、婚姻、人际关系。也就是说，名字除了“区别社会成员”的作用之外，还有言志、抒情、寄托、兴思、描摹、纪实等多种功能。

在古代的中国，是先有姓氏，后有名、字、号。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左传·隐公八年》中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通志·氏族略序》也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秦汉以后，姓氏不别，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姓与氏虽然没有固定的格式，却仍然有其内在的要求。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重视人的命名。古代贤哲尹文子认为：“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在他看来，观察辨别事物和人物，必先定名而后才可以成事。而事物的成败得失，又可以验其名的好与坏。所谓：“有其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宝。”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甚至提出“名”为“命”，“名自命也”。即认为人的姓名与其命运相关。在民间常有人说：“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给孩子起名，就意味着为孩子“定魂”，因此要举行规定的仪式。绝大多数的中国父母，都重视孩子的命名。他们常常求教于高僧、道人或名人雅士，希望根据孩子的出生年月、生辰八字、宗族序号，赋予孩子一个吉祥如意的名、字、号。

孙中山的父母未受过正规教育，但像所有的中国人那样，也希望为子女起一个好名字。孙中山的母亲杨氏，在生产孙中山之前，做了一个怪梦，梦见村头北极殿里的北极帝君来到她家，疑北极帝君有意托梦传信，告知生男生女。不久，这个后来被尊称为孙中山的男孩，呱呱落地。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在55岁时再添一子，真是喜上眉梢，因妻子梦见北极帝君，认为这是一种吉兆，此子将来必非等闲之辈，便欣然给孩子取乳名帝象，字名文，谱名德明。这个乳名帝象、字名文、谱名德明的孩子，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孙中山。后来，孙中山又自起号“日新”，嗣又号“逸仙”。32岁流亡日本时，又自称“中山樵”。在南洋和欧美各地开展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为陈文、陈载之、吴仲、吴达生、杜嘉诺、艾斯高野、阿罗恰、高野长雄等。辛亥革命前，世人常称孙中山为孙逸仙先生。中华民国建立后，人们都称他为中山先生，不过，日本人多喜欢称他为“孙文”，欧美人则习惯地叫他“孙逸仙”。

有趣的是，孙中山之名在今天家喻户晓，但孙中山本人却从未自称过孙中山。1913年“二次革命”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传开。首先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又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孙中山除偶用化名“中山”以掩人耳目外，从来都不用这个名字自称。在他的公文、函电、题词中，除辛亥革命前为秘密活动保密起见，偶尔用“中山”或“中山樵”之名签署外，民国成立后，他的签名全部都是“孙文”或“孙逸都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其实“名”也如其人。孙中山因革命工作需要所用的名字，正是他毕生革命历程的记载和革命品格的体现。“日新”号，就预示着孙中山日后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日日革新、时时求新、与时俱进，真正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革命事业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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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臧克家曾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去。”的确，有些人因为平庸和碌碌无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另一些人则由于伟大和智慧，在死去之后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被誉为20世纪三大伟人之一的孙中山，显然属于那种身死而精神和人格永垂不朽的杰出人物。

遗憾的是，中山先生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健康长寿，他只活了59年。相对那些长寿的中国人来说，孙中山的一生实在过于短暂，以至在有生之年无法实现他自己预设的革命奋斗的远大目标。自古以来，虽然有不少人“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也有一些人，一生都是“直挂云帆济沧海”，甚至人生七十竞风流。古代中国的姜子牙和孔子，现代中国的齐白石、张大千，他们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传奇人物，不仅仅在于他们有过人的胆略，超人的智慧和高尚的人格，更在于他们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相对漫长的人生。中山先生显然没有他们那么幸运，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在其短暂的生涯中，也只有1878年以前的少年时代，1911—1913年和1916—1925年相对稳定地生活于中国大陆。即使不计历次旅途漂洋过海耗费的漫漫时光，至少有31年即一半以上的生命是在异国他乡度过。这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青年教育期、革命思想形成期和三民主义思想成熟期。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救世的真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四海漂泊的动荡生活。30多年里，他先后在亚洲的香港、澳门和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南洋诸国和地区，生活了21年零10个月；在美洲的檀香山，美国大陆和加拿大等地，生活了9年零1个月；在欧洲的英、法、德、比等国，逗留了1年零8个月。频繁的移居和不安定的生活，耗费了中山先生不少的宝贵的光阴和精力，但他始终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分夺秒，化危为机，及时抓住时机或创造各种机会大胆地探索身边的世界，了解中国所处的危险，学习新知，广结人缘，竭尽全力争取各种力量的支持，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生命的价值，尽情地书写自己的理想人生。

鲁迅认为中山先生是天生的革命家。其实，选择革命恰恰是中山先生和对当时的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追求自由、民主和平等权利的无奈之举，也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人民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也严重压抑了人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日益成为社会繁荣进步、民族独立自主的巨大阻力。尤其是在与西方强大势力较量时，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千百年的专制制度，更显得不合时宜，也缺乏足够的生机与活力。在以“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为己任的中山先生的心目中，解决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问题，暴力的手段也许比和平的方式更加有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虽然已为中山先生的革命选择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中山先生选择的这条革命之路，并非今天的中国人所想象的那样平坦畅通，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在当时也并不为大多数革命者所认同。在许多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只接受民族的“一民主义”或民族、民权的“二民主义”，对中山先生倡导的民生主义，始终持消极的态度，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山先生政治主张的实施和社会愿望的达成。在他生活的年代，他只能像西西弗斯那样，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断地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令人感慨和钦佩的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山先生还念念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还反反复复地提醒他的追随者们“革命尚未成功”，希望他的“同志仍须努力”。

与众不同的是，中山先生选择了革命作为救国、救民、救世的手段，但他的革命并不是着重暴力的反抗和持续的斗争，而是针对中国的特殊需要，突出教育、文化和经济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且，他的思想理论，始终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相互融合的理念和实践的效果之上。他的理想，不仅仅停留在对症下药地挽救病痛的中国，而更多的是以博爱、大同、仁道的思想，建构一个理性和法治的社会。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主张，虽然洋溢着斗争的热情，但也充满着普世主义的人文情怀。在他的心目中，砸碎旧的世界，是为了建设新的社会；暴力革命是为了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和平；“破坏”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长痛不如短痛。革命就像妇女分娩一样，暂时的阵痛换来的恰恰是新生命的降临。可以说，中山先生是近代革命家中能够贯通中西文化而创造独特思想的知识精英。与同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身处改良和革命运动中的思想人物相比，他的智谋更为高超，他的爱心更为宽广，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更为强烈，他对西方文明的优劣看得更加透彻。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接受模式，“全盘西化”的思潮，坚守“国粹”的保守主义倾向，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认识上的片面和取舍上的偏差。中山先生对待古今中外思想文化，所取的是“因袭”、“规抚”、“创获”的态度，无论是在过渡时代的近代中国，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当今社会，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提倡。那种不顾中国国情，不加选择地引进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拿来主义”的做法，显然不是中山先生的性格，更不是他的做法。同样，不加批判地陶醉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之中的做法，也不是中山先生所能认同的。在如何对待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方面，中山先生有他自己的答案，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吐故纳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在“因袭”、“规抚”中，实现文化的创新和转化。

遗憾的是，革命的先行者往往也是时代的孤独者，他的思想和他的行动，总是不被世俗社会所理解，也难获多数人的认同。中山先生因思想主张的超前和革命行动的反叛，竟得了“孙大炮”这样一个略带嘲讽意味的绰号。在革命党人内部，甚至有“孙氏理论，黄氏实行”的传言，意思是孙中山的主义虽好，但他本人缺乏实干精神，真正将思想主义付诸行动的，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湖南人黄兴。其实，这是对中山先生的误解，也是一种社会偏见。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思想，固然带有理想的成分，但“反满”的革命口号和“民主共和”的主张，在当时毕竟不失为最有效的革命动员方式，也真正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其《建国方略》中的《实业计划》，固然有脱离当时中国实际的想象，但发展实业，振兴工商，兴建铁路，改善交通，实行开放的设想，在当时的中国，同样不失为务实和明智之举。辛亥革命时期，中山先生虽然不是十余次武装起义的直接指挥者和领导者，但他为起义四处筹款，为革命广泛宣传的热情和坚毅，同样是一种务实践行的表现。民国成立后，为了“护法”和“护国”，坚守“民主共和”，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山先生先后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东征西讨，北伐北上，始终没有停止过理论探索和革命斗争。不幸的是，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形势，使中山先生在实现自己政治和社会理想的道路上总是屡遭挫折，常常功亏一篑。理想不能实现，愿望不能达成，对于中山先生来说，这还不算是人生的悲剧，更让他痛心疾首的，是革命党人对三民主义思想和《建国方略》的误解以及对其革命事业的背叛。在中山先生看来，改造世界、变革现实固然迫切重要，但认识世界、把握现实，则尤为关键，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知易行难”，而是“行易知难”。因此，他在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致力于知识传播、思想启蒙和革命宣传。他也正是在这种具有布道性质的活动中，最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旧制度的掘墓人。

中山先生在其有生之年，未见其事业完全成功，但他人格的优越，则是举世公认的。中山先生去世后，上海《东方杂志》刊载论文称：“世人因中山先生致力于革命垂四十年，故称为革命首领。实则革命不过为先生所采用之一种手段；至于先生终身所努力者，其目的全在建设。”当时的上海《国闻周报》也认为：

中山思想最称丰富，民国以前之民族革命宣传，与民国成立后所标榜之三民主义，成为世人所称道，而后者尤富有平民政治之精神。世人论之者，辄惜中山先生理想太高，每为事实所不能行，故理想恒多于事实。其实中山之所谓理想，恒能在国民希望心理之中，其所以不能实现，并不在中山自身之不能力行，而在环境与时会之关系。中山平常对于国际问题及政治问题之见解，大抵皆超越常人，与欧西名政治家不相上下。惜时会未熟，致即有主张，亦多无由实行。中山自身所抱主义至坚久，惟少事务材与驾驭部下之术，左右复缺和衷共济之精神。

中山之为人，自其思想上观察，殆为最新之人物，自其性格上观察，则慈爱仁厚。年来躬亲政务，饱经艰辛，于猛进之中，已有稳健之觉悟。使彼以新派最高领袖之资格，调节新旧思潮，作用至大。今失此一老，则新旧潮流，无缓冲之机能。将来各以盲人瞎马之势，相激相荡，祸之及于国家社会者，殆不堪设想。此更吾人对于先生之死，引为大憾者也。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认为，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传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末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带有仇洋色彩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清政府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人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地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更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地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痛定思痛，撰写了长达214字的挽联，以表景仰之情：

上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主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年余，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下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于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也许这是对中山先生最好的“理解之同情”和最实事求是的观察和评价。中山先生最令人不能忘记的不仅仅在于他的思想和实践，更在于他的精神和人格。他的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造精神，以及他的卓越的见识，强毅的魄力，豁达的度量，无私的品格，正是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