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闻一多的变化，罗隆基、朱自清、吴轮晗等友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做过类似的分析。罗隆基当年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变为30年代的书斋隐士，再变为40年代的革命斗士。　　朱自清也谈到闻一多的三变：“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八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　　吴晗说：“闻一多有三变，但他永远在进步，永远在追求真理，到美国求学时代，他学画、学文学，回国后他又以新诗人出现于文坛。中年转变方向，研究诗经楚辞，搞甲骨文，金石文，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再一变他不写诗了，也不许可他再做研究工作了，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民主运动。有人问他是否有第四变，他回答是不会变了，因为已经走上追求真理的路了。”“这个诗人、学者、教授被赶出象牙之塔，被赶到十字街头，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他走上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大路。”（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1946年7月28日昆明《学生报》）　　这些分析在时间的划分上，虽略有差异，但由诗人到学者到斗士的结论是一致的。在闻一多变化的每一个阶段，他与郭沫若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诗人时期，郭沫若几乎成了闻一多的“偶像”，无论是交友、写诗、出书、办刊，都与郭沫若比照：交友上，他要以“令人景仰”的郭沫若与田汉“缔交的一段故事”为榜样，“勇气”十足地和顾一樵等人订交；在写诗上，要“像沫若”一样，“雄浑、沉劲”；出书上，他的《红烛》“纸张字体”都要“照《女神》的样子”，尽快“送出去”，以便“叫响”自己的著作，“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在办刊上，要避免“寄上篱下，朝秦暮楚”，“湮没”个性，“急欲借杂志以实行”文学的“使命”，“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学者、斗士期间，两人虽远隔千山万水，但精神始终联在一起，旗帜鲜明地相互学习、支持，共同创造。难怪郭沫若要说：

毛泽东论郭沫若

闻一多与郭沫若

共同创造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

“恭维他一辈子”与“向鲁迅忏悔”

由庄子礼赞转而为屈原颂扬

旗帜鲜明地相互支持

从《闻一多全集》到《管子集校》

由郭沫若纪念闻一多想到舒芜——为纪念闻一多诞辰百年作

附录：用闻一多鲜血写成的条幅

梁实秋与郭沫若

《评论》的“辄愤”与“喜若发狂

“足慰平生的相晤”

初露锋芒的“辩驳问难”

一次迟到的“纪念”

林语堂与郭鼎堂

从办《论语》大赚其钱说起181

合串着三堂会审的喜剧

据牛角负隅终生

郁达夫与郭沫若

产生创造社的两大原动力

“非要我来牺牲一下不可”

和鲁迅的携手合作

郭沫若归国抗战与郁达夫的奔走

为中华民族保持良心与清明

王礼锡与郭沫若

小序

爱国主义者的楷模

实践唯物史观的先驱

开拓新诗道路的闯将

编《风雨六十年》随感

“两个中国之命运”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笑谈《姚雪垠希望身后发表的谈话》

缅怀两位郭研先辈——楼适夷与戈宝权

还没有最后完成的论文——纪念王瑶先生逝世一周年

附录：人格的力量——读《韩愈全集校注》

后记

鲁迅与郭沫若，与梁实秋，与林语堂，与高长虹，与周作人；郭沫若与鲁迅，与胡适，与沈从文，与萧乾；周扬与胡风，与冯雪峰，与丁玲；丁玲与周扬，与沈从文；萧军与刘芝明，与宋之的……这些恩怨都是时代的产物，无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恩怨情仇”也不断发生变化。探其由来，往往是由文艺思想、创作方法之争而演变为意识形态之争，进而演变为党派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　　梁实秋与鲁迅的“纠葛”、“论争”的演变可谓一个典型。因此有人将它视为中国现代文艺斗争的缩影。梁、鲁“论战”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呢？我们不妨作一点解析，也许不无益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