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霏所著的《说吧云南——人文学者访谈录》虽然贴着“云南”的标签，但其实，其空间维度已经延展到了云南之外、但又和云南有着某种内核关联的区域，比如——西藏。对范稳的访谈中，主要内容均是在谈范奠定其在中国长篇小说作家方阵地位的“藏地三部曲”。这里的“藏地”，指的是川、滇、藏三省（自治区）相邻相交的“文化三角地带，”多种民族、文化、宗教在这里共存，有冲突，更有融合。

姚霏所著的《说吧云南——人文学者访谈录》的主旨，是推出历代描写昆明最令人回味，最难以磨灭，并且事实上已经融入昆明，成为这座城市某种文化组成部分的十大文学名篇，旨在弘扬昆明文化之博大厚重。但由于这种由文字承载的文明早已融入了每一个昆明人的心灵，事实上也已弥漫于春城的每一个角落。《说吧云南——人文学者访谈录》故任谁也很难面面俱到，将之毫无异议地呈现。所以于今推出的入选篇目，只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窥之见一家之言，或者说，只能代表我们为描绘昆明这座城市的心灵地图，做了一件自己必须努力的事情而已。至于这件事情是否做得圆满，那还有待公众的评判。

自序

第一辑 文人聆秘

 于坚：汉语是多么的伟大和诗性

 于坚：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

 雷平阳：在云之南静夜的独舞

 范稳：那片大地的坚韧柔情

 范稳：我们应该铭记的历史

 海男：隐秘而忧伤的一只黑麋鹿

 张昆华：邀游云天的“文学三头鸟”

 存文学：文学是土地的诗篇和山谷的寓言

 李霁宇：荒腔野板与本真情怀

 潘灵：我不会为电影电视剧而写小说

 张庆国： “我写了一份时间的历史”

 黎泉：高原没有地平线

 李钧龙：民族风情 恋恋一生

 钱映紫：那一朵冥想之花

 马宝康和他“复活”的史迪威公路

 汤萍：魔法姐姐魔幻汤

 闻冰轮：红尘走笔借冰轮

 艾泥：写诗是保持个人尊严的一种活法

 附一：姚霏，一个把小说当做玩具的作家

 附二：野猪和家猪的话题或者碎片

第二辑 评者品弹

 宋家宏：云南文学地图构建与批判

 云南三大文学杂志主编谈

 诺奖：这些人，那些事

 云南文坛说茅奖

 从鲁奖到“文化大热”

 作家富豪榜：文化被娱乐与衰败的年度象征？

 天价图书：花样题材？

 云南出了个文学奖

 云大评刊：率性而锐利的文学守望者

 学子：我们的大学 我的文学社

第三辑 画中有话

 罗江：一峰出尘去不惭世上英

 张晓刚：内省与自白

 张晓刚＆毛旭辉：追忆似水年华

 曾晓峰：儒雅狂野的超验

 怒江：画家眼中那一刻的绚烂

 顾泽旭：通往故乡之路

 李坚：雕塑是一种生活方式

第四辑 音视艺谭

 陈勇：给你一个心灵居住的地方

 方兵：穿越音乐的院墙与山川

 赵树清：从吸引眼球到召唤心灵

 荧屏昆明：五个女人一台戏

 土土：音乐只是最爱而非工作

第五辑 学人达观

 杨福泉：云南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一面镜子

 西南联大：一坛存了七十年的老酒

 李昆武：百年昆明一长卷

 圆通寺：高原文化的那一抹瑰丽

 他们：带着太阳走怒江

 大家：昆明文庙漫谈

 我们：与徐刚坐论昆明

云南表述大侠导演（代跋）

于坚：汉语是多么的伟大和诗性

一、愿景与信念

秋日的午后，我如约来到于坚的书房。他正对着那台蛰伏了多年的电脑发呆，似乎正在思考。我不知他思考些什么，因此说，咱们不谈眼下，谈愿景。比如，十年之后，昆明万里晴空，还在这里，你将是个什么样子？于坚说，那就不是描述了，是想象嘛。我说，那就想象吧，比如，10年后的此时此刻，你会在做什么呢？

于坚：肯定在写作嘛，难道还会在干别的事么？比如现在是2009年9月12日下午3点13分53秒，你进门时，我正在写作。10年后也一样，我将一如既往。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问：那么10年后，你个人最大的愿望将是什么？

于坚：我个人希望的是写作环境的安定。我可以对那些地久天长的事物继续发言，而不是焦虑地看着它们一日日消失。最直接的希望，是我的那首长诗，《哀滇池》，将由于滇池重返地久天长的队列而过时。

问：你认为10年后云南的文学创作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于坚：文学创作是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未来云南文学的状态，取决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将发生什么样变化。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也翻天覆地地影响文学。也许我熟悉的那种云南文学将成为历史，我熟悉的是过去的云南，现代化很不充分的云南，丰富、原始、万物有灵、知足常乐和浪漫主义的云南。

问：你希望10年后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

于坚：我希望社会生活完全安定下来，让老百姓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发展，最后的结局应当是人民最终能够和谐的定居，安居，生活，享受生活，体会生活的诗意。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的世界向新的现代世界转移的过程，因此大规模的拆迁是不可避免的，但拆迁的目的是定居，而不是无休无止的“在路上”。

问：展望一下，你的创作事业，在10年后将发展成什么样子？

于坚：我的创作将会继续。我认为今天对个人来说，是写作的黄金时代。许多人说，现在的社会很浮躁，影响了写作。但是，这种影响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是，你可以拒绝被影响，你可以不浮躁。这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一个进步，个人可以不跟着时代风气走.而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时代固然有浮躁的现象，但个人也有“君子自强不息”的自由。

二十世纪盛行中国的拿来主义将会式微。自1840年以来，我们拿来的已经足够，学习的已经足够。是真正创造的时候了。对于我，现在可以说开始。我最近发表了《走向新经验》一文，我的大体意思是，现代化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中国经验，这个经验已经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学习了西方，我们也重新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创新、守成在我这一代作家那里，得到了更为成熟深刻的理解，极端或者保守的偏执期已经过去，我们重新触摸到文明的“中”之所在。我们需要为一个新的中国经验命名，通过整合了东西方文化的汉语写作，创造一种现代主义的文明尺度。

问：看起来，你对汉语的未来有着坚定的信心？你认为10年后的汉语创作会是什么情状？

于坚：我们的汉语是多么的伟大和诗性。这是一种天然会产生诗人的语言。而诗性在这个迷信技术、量化的时代已经上升到神性的高度。10年后，写作将更加多样化、圈子化。各种风格的写作圈子并存，各有各的读者群。那些能够穿越时间的作品将水落石头。喧嚣、浮躁、媚俗的东西将烟消云散。到那时，网络会更成熟地发展，作家将主要通过个人的博客发表作品。然后那些受到读者欢迎的作品将被读者信任的权威网站或权威纸刊向更多的读者传递。博客将成为写作的民主基础，只有建立了这个基础，作者才会诞生。那种平庸的仅仅是由于有限的编辑部掌握着发表权才被强加于读者的写作将寿终正寝。

二、诗歌与电影

问：在那天你的《我读电影》电影会专场上，你为什么会把波兰导演安杰依·瓦依达与你自己的诗歌《尚义街六号》合在一起评说？

于坚：影像与意象相遇很正常，语词就是长镜头和短镜头。我的诗喜欢用长镜头。电影和诗歌都需要“蒙太奇”式的组合，来创造语言的空间、张力。

问：《无罪的巫师》是否洋溢着浓厚的诗意？

于坚：是的，非常诗意的电影。不是导演强加的诗，而是存在的诗。

问：你觉得这样的电影会怎么样？

于坚：非常好，值得参与。昆明多些这样的民间活动，这个城市就好玩了。昆明民间文化生活在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比较沉闷，几乎没有。“云之南·源生·电影会”是一种奉现，基本是世界通常的文化活动模式，也是昆明未来文化活动的方向。很有活力。

问：那你如何评价《无罪的巫师》？

于坚：看《无罪的巫师》这样的片子，你会很惊异——影片开始就是听盘式唱片机的运动医生，很重要的爵士配乐不是作为背景的迷雾而是电影一种令人疼痛的元素出现，这是爵士乐的安杰依·瓦依达。事实上，任何艺术形式，韵味都是相通的，不管它是电影还是诗歌。

问：阅读瓦依达，似乎令人联想到伟大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

于坚：这种感觉是对的，显克微支在小说《十字军骑士》的结尾这样写道：“不但是那个背信弃义的十字军骑士团现在躺在国王的足下，而且那些迄今为止在不幸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像洪水似的泛滥成灾的整个日耳曼威力，也在这个赎罪的日子里，被波兰人打得土崩瓦解。”事实上几乎可以说，波兰的民族的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邻族所定义的。他们的抵抗是英勇的，而这一点只不过是强化了他们命运的悲剧色彩。

问：时至今日，应该是重估安杰依·瓦依达艺术成就的时候了？

于坚：站在华沙科学文化宫观景台上，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广场上跳着花哨的街舞，远处有时髦的大厦，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川流不息，这是世界各地皆可见到的情景。但维斯瓦河缓缓北流，古老的尖顶教堂和纪念碑上留下夕阳残照，祷告的歌声回荡在华沙古城，与那些现代性的因素相比，它们是一种更为凝重的存在，仿佛前者不过是一些躁动的孩童，接受一种有如父爱的庇翼。从这个意义上说，安杰依·瓦依达的存在，对那一代波兰人的惶惑、迷惘和飘忽无定的迷失，是一种指引文化的观景台。P2-4

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云南的文入学者和艺术家们，是该到发出自己声音的时候了。

2006年，我主持昆明某家报纸的文化副刊时，先后做了两个比较大的文化专题，一个是“十位昆明作家写昆明”，因为种种缘故，比如老作家们都羞于动笔，所以最后应邀成文的是于坚、雷平阳、朱霄华、倪涛、钱映紫、马宝康、瑞秋、先燕云、阿闻和我本人。多亏人家赏脸，写得都不错，结果上了许多网站的首页。另一个专题是“1985—2005云南二十年原创诗歌大展”， 最终的入选诗人是于坚、雷平阳、海男、米思及、费嘉、贾薇、樊忠慰、邹昆凌、倪涛、艾泥、孙世祥、哥布和鲁若迪基。这一次虽然引起了某些诗人的不满，但问题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2008年，我心血来潮，竟然特别策划了一个“历代昆明十大文学名篇”，排序依次是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杨升庵的《滇海曲》、王异的《滇池赋》、鹿桥的《未央歌》、李广田的《花潮》、于坚的《尚义街六号》、杨朔的《茶花赋》、汪曾祺的《昆明的雨》、埃德加·斯诺的《马帮旅行》和施蛰存的《跑警报》——这就出乱子了。

其他的作家和作品倒没什么，就是于坚及其《尚义街6号》“高居第六”惹怒了不少老而弥坚的作家。虽然对所入选的“历代昆明十大文学名篇”都写了尽量客观的推荐理由，但人家就是觉得于坚不配，我奈其何？

当年我推荐《尚义街六号》入选的理由其实有案可稽，点评如此：“1984年，这首诗以不哼不哈的姿态出笼，与‘横空出世’毫不沾边。当时‘朦胧诗’有一统诗歌江湖之态势，满世界流行北岛、舒婷、顾城、意象、象征等词汇。于坚好比在花卷横行的时代，倔强地搞出了一只大而无馅的馒头，把所有写诗读诗的人都噎得一愣一愣的。许多年之后，当中国诗坛终于停止骚动与喧哗，诗歌逐渐回归到它的本身，人们才猛然发现，于坚这只叫做《尚义街6号》的‘馒头’，是如何的厚重朴实，好吃耐嚼。于是，许多外省乃至外国友人游人，把这首诗当成了游走昆明的理由和探索昆明底蕴的钥匙。虽然，真实的尚义街6号已经消失，但无可否认，诗歌《尚义街6号》融入了这座城市，事实上已成为古老昆明的文化符号之一。”

并且在该专题的编前语中，我还写道：“一座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而一座没有灵魂的城市，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 240多年之后，我们回望，蓦然发现，如果荟萃自古至今历代文人学子书写昆明的篇章，那将是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庞大工程。幸得各界专家学者社会贤达的大力襄助，我们才得以完成这次‘历代昆明十大名篇’的评选工作。”

虽然，我们的主旨，是推出历代描写昆明最令人回味，最难以磨灭，并且事实上已经融入昆明，成为这座城市某种文化组成部分的十大文学名篇，旨在弘扬昆明文化之博大厚重。但由于这种由文字承载的文明早已融入了每一个昆明人的心灵，事实上也已弥漫于春城的每一个角落。故任谁也很难面面俱到，将之毫无异议地呈现。所以于今推出的入选篇目，只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窥之见一家之言，或者说，只能代表我们为描绘昆明这座城市的心灵地图，做了一件自己必须努力的事情而已。至于这件事情是否做得圆满，那还有待公众的评判。

但是最后，面对某种并非来自官方的压力，我们还是不得不以副刊部的名义在报上公开宣称：“那只是姚霏的一家之言。一个人的游戏而已。”

只不过，自那之后，我就对自己格外不放心了，至少对昆明文化乃至云南文化，再也不敢多放“黄腔”。那怎么办呢？讨巧。就是除非万不得已，涉及云南文化的话题，我请那些大家、专家、方家来说。他们的话，无论大气磅礴、刁钻诡异，还是睿智锋利，一般也赖不到我的身上。但如你所见，把朱霄华先生和朱彩梅博士应《云南信息报》和《边疆文学·文艺评论》之邀访谈我的文章作为“附录”也收入书中，那我是要对自己负责的。

是为序。  姚 霏

2011年1 1月1日于昆明

云南表述大侠导演

作为早年叱咤风云、曾被称为“大陆武侠第一人”的作家姚霏，当然不是什么导演。本文标题中的“导演”，你可以当做是个动词，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名词。反正，呈现在你们面前的这部作品，确实，就是姚霏倒腾出来的。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作品，关乎云南的历史、人文、文化，关乎云南人的奋斗、情感、思想，关乎云南这片红土大地的前世与今生。

我如此这般的表述，很可能，已经误导了你，让你忍不住开始去想象：这部作品，究竟会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叙事结构，怎样一种宏伟的话语方式，乃至怎样一种磅礴的史诗情节？

但显然，你想错了。姚霏的做法是，请别人来“说”。

浏览本书目录，熟悉云南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出，“说”的人，无不都是孕育于本土、成名于本土、而扬名于海内外的大家，而且，。就其个人定位和身份而言，涵盖了文化、文学、艺术及学术等几乎所有意识形态领域。在姚霏的弓l导和引领之下，这些大家以与他对话的形式，口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特定文化或学术背景的云南，一个必然存在着诸多个体差异或日“私人化”的云南。而这些多达数十个的“私人化的云南”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云南”。

实施这一系列深度访谈的时候，姚霏的现实身份是《春城晚报》文化主笔。但我倒宁愿把他当做是一个“导演”。

看看姚霏在对话于坚之前所“设置”的场景：“巨大的褐红色书架上，上万册厚重书籍的脊梁像无数沉默的老者，挺立着检阅眼前那些稀奇古怪的收藏。那些收藏品大小不等，一律透着被沧桑岁月碾压过后的痕迹。它们三面环绕，似乎已形成一个怀抱，拥搂着自己的主人。于坚慵懒地斜靠在电脑椅上，像一袋即将被播撒的种子，踌躇满志。冬日午后的阳光悄悄地从窗户溜进来，均匀地涂抹在他亮光光的头上，使这颗脑袋看上去相当睿智，同时也把他整个的人，勾画得和他的那些收藏品一样古老……很有镜头感，很有艺术氛围，就像某部艺术片里的一组长镜头，恰好契合他的对话对象——于坚，这个“最艺术的胖子”。

再看《荧屏女人：五个女人一台戏》。这篇属于本书中的另一种口述方式，姚霏支开一个场子，泡好一壶普洱，把主角们招呼到一起，让他（她）们畅所欲言，相互访谈——此时的姚霏，只站在场外，就更像个导演了。

访谈正文之前的引子这样写道：“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五个女人呢？《迷途》如同杨玉环，不单形态丰满，内容也足够风韵。《迷途》是可以纵情挥洒的舞台和倾注热情的战场，也是她们亲身孕育出来的‘土生子’。要采访这档栏目的‘五朵金花’，对我来说是个‘男题’！比如她们说：‘因为是第五频道，所以一个不断进步的团队背后，必定有五个缤彩纷呈、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么晕死的理由，足以令人理屈辞穷。还有她们那些叽叽喳喳、迷惑众生、却又透着睿智的辞藻，实在令我这个男人无从招架。那还不如，让她们自己说自己吧。”

姚霏就是这般，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就完成了如此众多关于云南的云南大家的访谈；云淡风轻，就抛出了这样一本如此众多云南大家口述云南的新著。

前两年，我曾在报纸上开过一个专门对云南籍精英人物做访谈的专栏。其中所访谈的对象，都符合两个条件：一、必须是云南籍的高端或精英人士；二、该人士必须是走出去了的，定居于省外或国外，其在某个领域内的成就和影响，也绝不仅局限于一省，而是放大到了全国甚至全世界。

正是基于“走出去”和“定居在外”的苛刻条件，许多“家乡宝”的云南精英人士被摒除在了我这个栏目之外。比如，作家系列竟没采访当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于坚，学者系列也没采访云南对外交流最多的著名学者杨福泉，等等，遗珠之憾可谓多矣。某夜，姚霏喝了酒，突然来电话抱怨：“温星……星！你这个栏目啊，好是好，但怎么不采访本地的人呢？难道走出去了的就是一条龙，留在家乡的就是一条虫？比如吧……比如俺姚霏，多么牛B呀，你怎么就不来采访采访呢？”哈，我一下就笑得不行。率性的姚大侠，就是这么可爱。

从体例、架构及成书的思路而言，我于2010年初出版的那个专栏作品集《高原雄鹰》，和姚霏这本新著可谓异曲同工。加之，包括姚霏本人在内的书中出场人物，有至少一半与我熟识、交厚，属亦师亦友的关系，所以，他嘱我为该书作跋。

这本书虽然贴着“云南”的标签，但其实，其空间维度已经延展到了云南之外、但又和云南有着某种内核关联的区域，比如——西藏。对范稳的访谈中，主要内容均是在谈范奠定其在中国长篇小说作家方阵地位的“藏地三部曲”。这里的“藏地”，指的是川、滇、藏三省（自治区）相邻相交的“文化三角地带，”多种民族、文化、宗教在这里共存，有冲突，更有融合。通过范稳的口述，我们看到了一位云南作家对于这种冲突和融合的理解与解构。

正如书中所访谈对象之一杨福泉以对外传播云南文化为己任，姚霏写作并出版这本书，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种对外传播和宣传云南文化的努力。这种努力，令人尊敬。

当看到姚霏在书稿自序中自认“讨巧”时，我不禁莞尔。你必须承认，“借刀杀人”是智慧，借别人之口，来品评述说自己的家乡，无疑也是很聪明的一种思路。

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