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由姜义华著。

大一统，家国共同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百年追问。

民惟邦本，以义制利，和为达道，天下文明。

中国精神的历史总结，中国道路的文化解读。

李捷、张维为、林尚立、许纪霖诚挚推荐！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经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国凭借着这一文明根柢，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教授，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三大根柢与四大核心价值。这本《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由姜义华著，作者用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有着自己难以摧毁的根柢，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剧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复兴，正是立足中华文明的根柢，充分依靠支撑着这一文明的核心价值，在完全改变了的现实环境中，积极吸收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优秀成果，对自身进行有效的变革而一步步实现的。

《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适合普通大众阅读。

序 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文明的根柢和核心价值是什么？

第一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柢：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

 一、民族复兴是不争的事实

 二、民族复兴是内生与外铄积极互动的成果

 三、中华文明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

 四、中华文明历久而弥新

第二章 根柢之一：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

 一、放弃建立汉族单一民族国家，坚持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

 二、放弃建立联邦制国家构想，坚持建立单一制国家

 三、修正分权制设计，强化和改善中央集权制

 四、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的争衡

 五、从醉心两党制到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六、民族复兴与王朝体系的完全终结

第三章 根柢之二：家国共同体的传承与转型

 一、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的基本结构

 二、复合型所有制奠定家国共同体经济基础

 三、传统家国共同体中个人存在的价值与功能

 四、近代个人本位主义对传统家国共同体的挑战

 五、社会大同主义打破传统家国共同体的尝试

 六、家国共同体在中华民族复兴中重建与转型

第四章 根柢之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坚守与弘扬

 一、中华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民族精神的历史传统

 二、民族精神与辛亥革命时期救国救民各种方案的探求

 三、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

 四、当代民族复兴中民族精神的坚守与光大

第五章 中华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治国的核心价值和制度沿革

 二、近代西方民主主义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挑战

 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当代演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六章 中华经济伦理的核心价值：以义制利、以道制欲

 一、“以义制利、以道制欲”的传统经济伦理

 二、“经济人”与功利主义冲击下的中国回应

 三、“以义制利”现代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第七章 中华社会伦理的核心价值：中为大本，和为达道

 一、“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意义

 二、近代线型进化学说的输入及其实践

 三、民族复兴：丛林法则与“中和”法则的再次博弈

第八章 中华文明世界伦理的核心价值：德施普也，天下文明

二、民族复兴是内生与外铄积极互动的成果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外铄催化内生，内生同化外铄，内生与外铄积极互动的产物。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给中国造成严重威胁与空前危机的刺激下开始起步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复兴属于所谓“外铄”型。但中华民族复兴的真正开始，是由“外铄”引发的“内生”。

先是西方国家的机器生产、科学技术，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市场，然后是西方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刺激了最先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中国官僚和士人，以及商人、买办，他们想过将英国模式、沙皇俄国模式、普鲁士模式、日本模式移植到中国，也想过将法国模式、美国模式移植到中国，希望走西方这些国家走过并取得成功的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这些移植虽然或多或少取得了一些成效，却又引发了中国极为激烈的新的社会冲突，引发了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激烈反弹。这是因为“西化”道路本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和广大殖民地人民，而当时的中国自身就处于列强共同奴役之下，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集聚积累的负担全部落在本国农民身上，广大农民迅速破产，却又无法在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现代市场中找寻到新的出路，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因此，西方勃兴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种种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在20世纪初的中国赢得了强烈的共鸣。

在十月革命刺激下，不少志士仁人转而学习苏联，希望走苏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这一条道路，确实取得过成效。但“苏化”道路，就迅速实现工业化而言，本质上其实也是依靠剥夺农民，通过剥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对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生产、产品流通、产品分配的自主权，乃至若干人身自由权利，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后续的高积累，实现对劳动力流动的全面控制，将土地红利、资源红利、资本红利、人口红利都控制在国家手中。这条道路使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付出了沉重代价，因遭遇到亿万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各种形式的抗拒而最终难以持续。

孙中山有着极为宏大的世界眼光，一直如饥似渴地谋求从西方各国寻找到有益于中国振兴的成功经验，但他自始至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需求，坚守中国自身的主体性。他是提出“以世界之资本主义成就中国之社会主义”的第一人，同时，很早就已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要求将中国振兴和满足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具有同样宏大的世界眼光和开放心态，同时，根据中国农民是小农经济的农民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动广大农民进行以平分土地为核心的土地革命，努力让他们直接享有中国崛起的成果，从而赢得了广大农民对这一革命的热情拥护和积极支持。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还特别注重联合所有立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社会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辉煌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建立后，一度师法苏联，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非常自觉地努力吸收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各种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以中国自身为主体，建立了与世界空前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广大农民重新获得了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主支配权，农田和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农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信息市场、产品市场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育，传统农业经济开始全方位地向现代农业经济转变。农民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掌握现代经营管理能力，培育现代精神、现代理念、现代素质。中华民族复兴的独创性与时代性，在广大农民和全体劳动者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得益者，成为中华民族复兴最强大的内在动力这一点上，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同时，在改革开放中，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所有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都获得充分发挥的空前机遇，他们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的作用。

中华民族复兴发端于外铄，而之所以能够成就于内生，成就于内生同化外铄，内生与外铄形成积极互动，其深刻的根源，就是中华民族复兴有着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为其基础。P4-6

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文明的根柢和核心价值是什么？

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赞许者有之，诋毁者有之，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所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有的肯定日其有，有的否定日其无，数以百计的各种解读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中国未来，悲观者预言中国危机四伏，不出三年必定崩溃，乐观者相信中国经济体不出十年即会超过美国，2l世纪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世纪。直面中国堆积如山的大大小小各色各样问题，人们提出了互相矛盾的无数建议：从怀念一律公有、计划经济、吃大锅饭、所有人都只能凭票证得到有限供应的“平等”，到力主全盘私有化、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以及人人在市场交易契约关系中的平等；从倡导新权威主义，到倡导与之截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从确保人们成为“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到努力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从法律至上、宪政至上的“公平”与“正义”，到理想至上、道德至上的“正义”与“公平”；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彼此完全抵牾，但每一主张都振振有词，似乎都真理在握。我们所生活的名副其实是一个思想特别多元、主义特别活跃的时代。

然而，正因为如此，就特别需要严肃而认真地研究：中华民族复兴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经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国凭借着这一文明根柢，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而所谓中国化，所谓中国特色，说到底，其实就是坚定不移地立足中国实际，立足当今世界的实际，充分利用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各种资源和全部主客观条件，走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走中华民族自己的发展之路，走中华文明自己的发展之路。

近代以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所面临的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严峻的挑战。这一严峻的外部挑战又常常和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冲突互相交织在一起，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到了几千年来所从未遭遇过的最危险的关头。中国的社会精英，中国的草根大众，挺身而出，为维护国家主权，为捍卫民族独立，为复兴自己伟大的文明，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民族复兴正是人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共同奋斗的必然结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外来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可以极大地丰富自己，可以帮助自己避免重犯别人所曾犯过的各种错误，使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可是，近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一次次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突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完全缺乏心理准备的不少中国人曾一度陷入迷茫，对自己的文明不再那么充满自信，总觉得自己万事不如人。人们怀疑先前所做的一切，不断地批判先前所做的一切，试图全方位地找出先前各种差错，好全面改弦更张。重点在找错，只想着前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便没有精力去思考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明，究竟做对了什么。然而，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从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张之洞，到康有为、严复、梁启超、杨度、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张謇，再到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瞿秋白，再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直到邓小平和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还有无数教育救国论者、科学救国论者、实业救国论者、宗教救国论者，以及投身各种救国建国事业的芸芸众生，在奋斗中很快就开始觉悟，找错，是必须的，但只是找错，又是不行的。这些人几乎都曾非常热心地诚心地或师法过西方，或师法过苏俄，力图从他们那里寻得富国强兵的妙法良方。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成功与失败互相交错的反复实践，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别国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探索。对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说来，尤其如此。

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华民族只能走中华民族自己的路，中华文明只能走中华文明自己的路。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的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而不是相悖、相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在不断试错之后做出的历史性抉择。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在思想上和实践中有效地克服了脱离或偏离中国实际、中华民族实际、中华文明实际的各种思想和做法之后，一步一个足印，终于坚定不移、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结果。

怎样才是真正走中国自己的路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走自己的路，其实就是非常积极而自觉地“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以“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但这种变更终究是有限的，因为先前各世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已“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蹴即就，在这一进程中，也曾不止一次地犯过照搬别国经验的错误，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人们终于逐渐明白了，无论如何努力，终究避不开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演进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的制约，客观条件如此，主观条件也不例外，因为哪怕是全新的一代，他们身上也无法做到绝不保留先前历史所遗传下来的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今日之所以能够较之前辈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功，其实，就是在前辈不断努力探索努力实践的基础上，在这一个根本点上，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决策与行动都更为自觉，更能持续。

今天，中国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志士仁人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根柢，努力“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本项研究，简要回顾了中华文明先前各世代依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柢，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大变动中逐步为人们所认知、所认同、所继承、所变更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清楚表明，想断然脱离这些根柢、抛弃这些根柢，必然要在实践中严重受挫；反之，积极依靠这些根柢，充分利用这些根柢，在继承的基础上，在完全改变了的现实环境中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变革，推动它们适应历史的变迁而自觉转型，就能够取得成功。

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传统要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认真梳理一下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真理。

即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而论，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就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际理论与实际的影响下，一些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一一都碰了壁，因为这些方案一旦付诸实施，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中国由大乱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变革和重建。

再以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而论，在中华传统文明中，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是一种经济结构。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这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致力于从经济制度上、政治制度上、社会结构上、思想意识形态上打破家庭关系，打破家族关系，打破乡里关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而代之以纯粹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易关系以及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党派关系，同样，在实践中，人们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有其黑暗与残酷的一面，但更有其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凝聚全体社会成员为一体的积极功能。事实恰恰证明，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国家建设、现代政党建设、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文化建设中，它也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被坚守，被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路径而论，自周秦以来，如何处理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精英治国的关系，中华文明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制度，在大多数时间中，这一国家治理路径是有效的。当然，这一治国路径也有许多弊端。近代以来，这一治国路径为西方文明所坚持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选举制等等所全面否定。然而，有识者很快就发现，自然所造就的人或自然人，原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会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人们起点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或是结果的平等，都根源于-社会，因此，人权从来不是天赋的，而只能是后天的，是社会发展所赋予的。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除去利益关系外，还有情感的关系，知识传授、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价值取向相同或相异的关系，等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这一切关系都简约化为产品交易关系。这一理论取代不了中国所固有的“民惟邦本”多层面的内涵。至于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一旦付诸实践，面对中国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族类如此复杂，各地区发展如此不平衡的实际，经由这些方式产生的治国者未必就是社会精英，清末新政以来代议制和总统选举所导致严重的政治混乱，以及所演出的各种政治闹剧，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在现时代的中国，究竟该如何做，方才能够实实在在真正做到“民惟邦本”？方才能够保证专职负责治国的精英们不脱离草根民众？中华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方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路径。

“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政治伦理，“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的经济伦理，以“中”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以及中国“德性普施”、“天下文明”的世界伦理，使中华文明得以长存并多次领先于世界其他文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这三大伦理原则，受到近代西方文明所力主的“经济人”或“自利人”观念、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线型进化观以及弱肉强食的国际霸权主义这四大观念的全面挑战。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中华文明一贯以为，我者与他者相较，他者为先，他者为重，以为先有他者，方有我者，先有父母，方有我的出生，先有社会，方有我的成长。“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以义制利”和“以道制欲”，以“中”为天下之大本，以“和”为天下之达道，特别崇高德性普施，谋求“天下文明”，都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则不同，它们实际上都是以我者为先，我者为重，他者为次，他者为轻。西方四大观念的输入，给中国人先前一直被压抑着的自利主义、纵欲主义及竞争意识提供了合理与合法的根据，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冲突，并空前激化了中国先前所固有的各种矛盾。

在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中华文明传统的四大伦理原则和近代西方四大根本观念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搏击。事实表明，后者缺位，中国在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世界化中会缺乏足够的动力，而前者缺位，不将后者的作用约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就完全可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空前激烈的社会冲突而毁于一旦。

世界各种文明盛衰存亡的历史表明，每一种文明，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无可避免地会充满各种矛盾各种冲突。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文明也好，都是在内外各种矛盾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中演进的。一些国家、民族、文明，因为缺乏必要的矛盾冲突而过于安逸，滋长了因循、保守的惰性，而一步步趋于衰退、没落；反之，也有一些国家、民族、文明，因为没有处理好各种矛盾从而使它们逐步走向互相认同、互相融合，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冲突，最终也不免走向崩溃和灭亡。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同样经常处于内外各种矛盾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也曾多次因过于安逸而一度衰败甚至危亡，但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而且一直绵延不断的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有着自己难以摧毁的根柢，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剧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

16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清楚表明，中国今日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它有着极为深厚极稳固的文明根柢作自己坚实的基础。同时，它又具有天下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勇于吸收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并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种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很明显，只要继续非常自觉地认知、认同、继承中华文明的主要根柢，非常自觉地“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民族复兴今后便必定能够持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今后便必定能够继续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李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精神，不可以没有支撑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民族复兴，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精神复兴。说到底，就是要在当今涌动的思想大潮之中，重塑民族的精神支柱，重塑民族的核心价值。姜义华教授的这部专著，秉持民族发展的使命感，秉持科学冷静的治学态度，秉持开放多维的研究视角，解读了“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这一重大课题。

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震撼》作者

姜义华教授的这本书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来认真品读。姜教授对中国崛起背后的文明根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一旦我们脱离中华文明的根柢，我们就要遭受挫折，而在中华文明根柢基础之上进行探索和创新，我们就能成功。这个结论对于中国崛起的方式和方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华文明无疑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最大精神财富和智力资源。

林尚立

复旦大学副校长、政治学系教授

寻求民族传统与精神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不论对个人，还是对民族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从何而来，走向何方，才能真正把握自己。这就需要自省与反思。只有不断自省与反思的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民族。本书正是这种自省与反思的思想成果，其价值不仅在于学术，更重要的在于启示人们：中华民族不能仅仅从他者来认识自己，重要的是要从自身来认识和把握自己，在自省中自觉，在反思中自信。这正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根柢所在。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历史系教授

姜义华教授的这本大书，所展现的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历经半个世纪的深邃思考，穿越古今，融会中西，气势恢弘，力透纸背。他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深层所提炼的若干大问题，既是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之现实抉择，也将为人类的普遍困境提供东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