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孩子们有着其乐无穷的童年。任何一点破烂，一只不起眼的小生物，或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能给他们带来莫大快乐。他们最爱欺负姨妈家旁边一栋楼里的疯女人璐璐。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变疯的。自我记事起，她便站在窗后自言自语，重复着同一个句子：“晚上我在河边等你。”孩子们春天朝她扔刺毛虫蛋，夏天扔刺毛虫，秋天扔癞蛤蟆，冬天扔点燃的小鞭炮。她总是一声不吭地关上窗，秀美呆滞的脸贴在窗玻璃上。捉弄够了疯子璐璐，孩子们大笑着拥至姨妈家门前的碉堡旁。姨父告诉我过很多遍碉堡的历史，我却总也记不清它究竟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时造的。碉堡里空间狭小，只挤得下两三个小孩。他们常常为了谁该攻占碉堡，谁该在外面守卫而争吵不休。由于姨妈家得天独厚的地势，我只要等到外面安静了，一跨出家门便能轻易占领碉堡。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幻想的时光。我把它当成我的家，我一个人的家，一个真正属于我的天地。
1982年，我上小学那年，世界发生了巨变。东面的小河被填平了，河对岸的农田被推土机铲平后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姨妈家门前的碉堡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排臭气熏天的简易平房和一群衣衫肮脏的民工。孩子们游戏的天地转移到了工地上。他们用沙子将彼此埋起来，躲在水泥管道里捉迷藏，收集晶莹发亮的石头……他们暂时忘了疯女人璐璐，开始欺负民工的孩子。“Pig！Pig！”他们用新学来的英文单词骂那些孩子。民工孩子回过头，脸上升起莫名的厌恶，迎接他们的是放肆的大笑。不出两年，便陆陆续续有陌生人从市区搬迁过来。他们一边抱怨，“什么破地方，要什么没什么，”一边用双手勤勤恳恳地搭建起个温馨的窝。远方更多的农田在消失，更多的楼房在矗立起来。更多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家庭来到我们中间。每次开学看到新的插班生总是让人兴奋。他们的家长有跳芭蕾舞的、唱京戏的、经营马戏团的、开饭店的、在公交公司管调度的。我们的春游秋游一下子丰富了许多，出游时的交通和伙食也立马提升了。二十四栋楼上方的天空从那时起开始变得苍白狭小。十二岁上初中那年，我随姨妈姨父搬离了二十四栋楼。离开时，楼前寂寞的柏油大道变成了交通要塞，楼后蹲满小贩的泥路变成了嘈杂的购物街。然而不知为什么，记忆中的二十四栋楼却永远矗立在灰白的天幕下。打桩机铿锵郁闷的声音机械地回响在天际。孩子们尖利的欢叫时不时将这空旷刺破。风吹散他们的笑声，天地又恢复了寂寥。在这片灰白的天幕下生活着一群伶牙俐齿，乐观坚韧的人们。也许是生活太单调了，他们的嘴一刻不停：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车间里、食堂里、澡堂里、菜场里、厨房里、饭桌上、床头枕边……他们用粗俗市侩的语言说，谁谁谁的老婆跟谁谁谁的老公扎姘头，谁谁谁的公公因强奸被关进提篮桥，谁谁谁的儿子是个戆大因为谁谁谁不听一切劝阻跟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结婚……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他们露出畅怀的欢笑。人世间的无奈和无情仿佛全在那一刻灰飞烟灭。由于长年累月津津乐道彼此的隐私，他们看起来永远那么快乐。我不幸也是谈资的一部分。从四五岁起，我就听到大人小孩在背口议论我的身世。流言有很多个版本，有人说我是被河对岸老农抛弃在菜地里的，有人说我是被未婚父母抛弃在街头的，还有人说我的父母不要我是因为我不男不女。走在路上，大人们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孩子们则在我背后戳戳点点，叫道：“阴阳人，阴阳人！”
某天，一个陌生男子在放学路上截下我。他跳下自行车，连撑脚也来不及支起，便朝我扑来。只听到自行车哐铛一声倒地，他抓起我的裤腰就要往下拔。“让我检查一下你到底是男是女！”我大叫一声，甩开他，奋力向前奔去。一些路人经过，停下脚步好奇地看我，他没有追上来。我从未向姨妈姨父提起过这些，他们也从未问起过我，似乎大家都在逃避什么。自出生起我便和他们一同住。他们说，我的父母是远方乡下的亲戚，无力供养我，到上海把我生下来后，就留给了他们。我多次提出要到乡下去见我的父母，可总是被姨妈以路远为由而拒绝了。我问她，父母为什么不来看我。她说，乡下太穷，拿不出盘缠。数年后的傍晚，我坐在窗前听风吹动木窗棂发出的嘎吱嘎吱声。那声音让我平静。我开始想念母亲。六岁那年夏天，我二十多岁的米拉小姨不幸过世了。听说她是去南通出差时，蚊子钻进了她的脑子里得脑膜炎死的。米拉是姨妈最小的妹妹。小时候我总是很好奇，为什么全家人都姓古，她却姓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个绰号——她因为长得颇似一部阿尔巴尼亚影片中的女主角米拉而被邻居们以同名戏称，时间久了就连家里人也这么叫她。米拉小姨是公认的美人。她肤白如雪，健美婀娜，有着烂漫的明眸，高挺的鼻梁和天然卷曲的辫子。外婆家的人或许祖上有西人的基因，我的舅舅姨妈们全带几分外国人的特征。由于米拉小姨的皮肤更白，眼睛更大，“西人基因”也欲发明显。米拉小姨平时对我最好。她那时还在外婆家弄堂口的饮食店里炸葱油饼。我每次去外婆家路过饮食店，她总是递给我一块香喷喷的葱油饼和一碗热腾腾的小馄饨，嘱咐我小心烫。偶尔她也来看望姨妈姨父，总是穿着新衣服，不但闻不到一点油烟味，还带着丝淡淡的清香。我总是骄傲地牵着她的手，在二十四栋楼间散步，好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我们，最好还对我们指指点点。
“叫我妈妈，”她时不时跟我开玩笑。我也就心甘情愿地叫她妈妈。叫多了，我竟真得觉得她是我的母亲，只是我长得远没她漂亮，也没那份西人的模样。
“早知道会这样，当初我就不让她换工作了。”吃豆腐饭时，外婆如祥林嫂般不停地重复。她命令舅舅们到弄堂口去点盆火，消消晦气。八月的傍晚，太阳刚下山，天色还没暗下来，风吹来清爽且温柔。舅舅、姨妈、表哥、表姐们纷纷从火上跳了过去。外婆也让我跳。我吓坏了，这么高的火怎么跳得过去？会不会烧到我的裙子？会不会烧到我的脚？
“跳啊！快跳啊！”她越是催，我越是怕。总算一个舅舅抱着我跳了过去。我感到身体像棉絮般被轻轻一提，胯下一股热浪。外婆在那头接我。火光将她哭肿的脸照得彤彤发亮。我看到她泪光中凝视我的眼神有种异样的凝重，突然明白米拉小姨确是我的亲生母亲。
“米拉小姨是我的妈妈，对吗？”那天回到家，我问姨妈。
“你在瞎说什么？”
“你在骗我！她就是我妈妈！”
姨妈什么话都没说，抱住我痛哭。死亡的概念在我六岁时第一次变得真切。恐惧如影随形。无论我怎么逃避，墙上黑框相片里的女人总能用目光捕捉到我。闭上眼睛，她那经过殡葬化妆过的蜡黄的脸又飘过来，挡在我的眼前。姨妈虽也伤心欲绝，却未流露出半点恐惧。我问她为什么不害怕，她说亲人有什么可怕。我憎恨起母亲来，憎恨她自一出生便把我抛弃，憎恨她直到死后才让我得知她的真实身份。如果我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从小和母亲朝夕相处，我是否只会为她的死亡感到伤心，而非恐惧？否则，我宁愿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米拉小姨就是米拉小姨，我没有母亲。然而，她确是我的母亲。我感到死亡的因子在体内生根萌芽。夜晚，只要一听到耳边有蚊子，我便发疯似地驱赶，仿佛它们也会钻到我的脑子里来夺取我的生命，直到今天我还保持着这个习惯。
“妈妈为什么把我送给你们？”
“因为你没有爸爸。”
“我的爸爸在哪里？”
“不知道。”
“有一天他会回来吗？”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许多年来，我在身边的男子中搜寻父亲的影子。我以为总有一日，父亲会像母亲那样平地冒出来。我等待着谜底揭晓的日子，可等了快三十年，仍哑无声息。8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