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左右将予扛至硼上，以予辫发系于横木之孔，两手拴于两旁木柱中，折予双膝，跪于铁链，复以长棍压于两脚之颈，用二人以力上抬，痛不可耐。双寿前来问曰：“你招供词，你只供萍醴革命军是刘敬安的党羽，刘敬安即是刘家运数语，我即释你回去。，，予默不语。伊再向予日．--_‘‘这痛苦难受，你说，你说我就放你下来。”予忍痛不语，约四五分钟之久，始将予解下。予伸足坐地，脚胫痛、双膝痛、两膀痛、头痛、骨肉皆痛。心中焦灼，如火中烧，悲愤交集，遂不欲生。王思位斜坐案旁，先以好言劝慰曰：“你放明白些，此案与你毫无干涉，听说刘敬安是长江上下游匪首，势力很大，军学两界，他已联络就绪，预备何时发动，你必知之。你若直供，即可将你释放。”予见彼甚无聊，用此种骗术，诱予入彀，予愤怒不能自禁，乃大声曰：“你们想把别人的血，染自己的顶子(因鞑靼官制，能多杀汉人立功，升级至头品顶戴者，赏红顶)，那是不能的。甚么长江匪首，我一概不知。”王思位闻予辞锋甚厉，迥变常态曰：“我与你说好话，你还动气，再硼起，拿藤条来鞭他的背，看他招供不招供？”于是将予衣服脱尽，只留单裤在身，依然硼起。隶卒左右环伺，束细竹枝为鞭，二壮丁用力怒击予背数百，血流如注，痛入肝脾。王思位及双寿、冯启钧三人先后笑谓予曰：“你照直说，免再受刑。”予终不忍说出同党之一人，更何忍说刘敬安是匪首？伊等见予坚忍，用刑愈毒，予背肉横飞，血流湿裤，额上冷汗，涔涔然滴与泪合，气息奄奄，四肢百体均失作用。予心以为必不能再生活于世。彼等见予将死，稍发一线天良，嘱隶卒将予解下。予复苏，又伸足坐地，侍役以手擦予之膝，予心跳跃不止，血轮停滞，身体麻木，不知疼痛。忽有警士向冯启钧报告，谓某处墙倒，压毙多人，请快去相验，以免途人堵塞，致起惊慌，故即刻退堂。隶役扶予至帘外，就矮坐，给饭汤合一盂。予仅饮汤数口，饭则粒难下咽。徐觉气息稍长，心跳略缓，天心莫测，在人以为必死者，而复有以生之，斯亦不幸中之大幸矣！时钟鸣三下，差役四人押予出，二人提灯，一人揪予辫发，一人导于前，唤坐人力车。车行颇疾，不觉至一衙署，入旁门，过深巷，抵一栅栏，守卫者启门放予入，人声哗然。禁卒拆予辫绳，脱予衣襟，摸予袜履，搜予全身毕，然后开一号房门锁，将予推入内，又用大链一端锁予颈，一端系于便桶。链长不过三尺，站立不能，睡眠亦不得。狱房纵横才六尺，内住九人。有吸鸦片者，有扪臭虱者，有咳唾涎涕不止者，有大小便于予所系之桶者，有出恶声斗骂者，且有用各种方法敲诈新犯者(名日桶子老板)。予欲就桶边之地而坐，然四周尽湿，其腥膻臊臭之气，扑鼻而来，不可向迩。予叹曰：“此何地(后闻老囚人云，系江夏县狱)！非十八层活地狱乎？”哀我同胞，受此惨苦而不之觉，犹白相鱼肉，如以色列人之作埃及奴。毒哉！专制政体之遗害于生民也。
二十日早九句钟，朱松坪闻予入此狱，即从彼之狱室来见予曰：“汝何来？”予用佛语答之：“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松坪慰予曰：“汝其少安勿躁，我已在此十八层地狱中阅历十八日矣！汝来此，我可为汝照应。”朱君旋遁去。予兀坐良久。有顷，朱君命同难者送来稀饭一罐，馒头两个，酱菜数片，予勉强食之。如是者阅数日。
二十三日清晨，提予与朱松坪复审，各乘肩舆至武昌府署，坐西花厅之走廊下。予与朱君虽傍栏杆小步，而看守森严，不敢对语。予举头见厅前木柱上有联云：“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鸟啼鹊噪，恐有冤魂。”予腹诽之。满人入关，残戮我国民，霸占我国土，二百六十年来，冤声载道，鬼哭神号，尔犹未之闻耶？尔之眼光仅及于阶前墙外，无怪乎尔等之自戕爱国志士，向异族邀功也。十句钟，予饥甚，向差役求食，伊即买锅块数枚，予与朱松坪分而食之，然渴尚不得一滴水也。梁钟汉则因饥渴大骂，亦同免于饿。
正午十二时，复将予与朱松坪提入后花厅，使各坐一室。俄而胡瑛手锁铁链，从予所坐之室门经过。未几，予舅父吴贡三亦锁入予对面之一小房。斯时刘敬安、季雨霖、梁钟汉、李亚东、张难先皆分别禁坐，以待会审。
此次鄂中大吏，齐集武昌府署。冯启钧为司门之役，门前卫兵数百人，异常严厉。承审员计十三人：梁鼎芬、陈树屏、冯启钧、赵以楠、杨寿昌、王思位、熊家骐、程笙，余六[五]人不素识。梁鼎芬因杯酒酬酢，至则极迟。午后八时，始将予等提审。惟刘敬安受刑极重，死而复活者数次。盖官场急求保案，刑逼刘敬安为匪首，直供刘家运，以求其所大欲，故以人命为草菅也。鞭背见骨，扑面青肿，卒无所得。余则按次刑讯，尚无大伤。审张难先时，张索纸笔直供千余言，大意即吾不革命谁革命？吾不革命，不仅负吾笔墨，吾且负天下人也。投笔厉声曰：“斩便斩，索供何为？”冯启钧曰：“久闻先生名，革命党首屈一指，郭尧阶向为我言之矣！谓属表亲，素稔先生事，果不爽。”审梁钟汉时，梁钟汉笑骂官场曰：“干天下事，我辈天职也，岂有畏死之革命党乎？”李亚东则手书一卷，哄堂大笑，气压斗牛。松坪则曰：“我为革命而来，来无他事，元璋天下，失之胡儿，即不还之元璋，亦当还之汉人。”问官欲推出斩之，朱子龙厉声曰：“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尤难；不杀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则革命不成。革命党之血，即灌溉汉人自由之肥料也，固求之不得。”伸颈大呼曰：“杀，杀，杀！”审过午夜十二时，犹未退堂。当钟鸣四点，而上座梁鼎芬忽腹泻满座，衣冠俱臭，会审者相对不言。梁鼎芬提裤下堂，会审者俱散，予等仍分别人[入]监。未久天亦放晓。此次会审后，预备分别治罪，或枭首，或永远监禁，予等九人，惟有静待其决断执行之耳！各自处理后事，赋诗见志，自挽鸣哀，预备家书，与世长别。闻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外务部忽来电云：“关于圣公会之日知会刘敬安案，从缓办理。”盖美公使既抗议，而吴禄贞、程家柽等亦暗中于庆王、肃王前有施救之术也。
翌年春，予与松坪同住一监房，并且同榻。正月二十日，予病日笃，朱君殷勤照料。予恐其传染，请朱君另搬一房，朱君不忍离左右。敦促再四，然后搬出。朱君出后，予病更重，三胞弟子平来，是夜同予宿，未解衣带，时呜鸣哭，终夜不已。以为予必不能久于人世，予心犹未乱，嘱三弟曰：“你暂归家，请奚寿益先生来，为予诊治。”时大雪霏霏，行人没膝，三弟冒雪归里。越数日，予二伯父年七十余，引奚先生来，馆于刘宅。二伯父一人入狱视予病，一见辄泪盈两颊，谓予曰：“奚先生来武昌，不肯进狱，彼闻刘宅中人谓狱中大疫，每日死人，最易传染。”予始悟岁寒知松柏，患难识亲朋。于是七十老人不忍舍予而去，看护狱中，不胜悲怜。幸有方言学堂李西林，湖南郑先声之甥也，精岐黄，闻予病，特来医治。予金告罄，李君典衣为予买药，予辗转床褥者七十余日，李君间日必来视。又有同狱室之患难朋友胡润扶持左右，待予如手足。予病稍痊，而朱君松坪又染疫极重，血痢不止。予扶病勉侍汤药，洗涤污垢，竟不能治。口占数语云：“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掷笔咯血数升，面尽赤，泪如雨下，谓予曰：“吾不敢云诗，留与人间表吾心之血痕耳！”历一小时而逝，目不瞑。
五月初，予病渐愈，食量日增，予母闻之悲而且喜，尝备豚鸭及各种食物，命予二弟子林送来。予家素贫，母亲已老，未能朝夕菽水，反令高堂时刻为我忧伤。病后食馋，食此恩物，涕泪如洗面也。是时有日知会会员先予而遭难者熊丽堂，常来照料，且烹鳖馈予。欧阳泽垠，湘人，萍醴革命之参谋长，时为予煎茶，不离予侧。张难先闻予病后太弱，典衣买鸡以馈之。胡瑛托周兰陔送来银洋数元，以作汤饵之费。至于予舅父吴贡三及李亚东、季雨霖、梁钟汉，亦均于患难中时有赠遗。惟刘敬安则禁锢臬司狱，不易通讯，亦自危苦万状也。P7-10
1911年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整整100周年了。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尽管距今已愈来愈遥远，但其重要意义与历史地位不仅未因此而被人们忽略，相反还越来越受到重视。百年以来，辛亥革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演变，乃至在亚洲与整个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海内外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但在百年之后，以“百年”之眼光对辛亥革命重新加以审视和探讨，当会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获取许多新的认识，取得更多新成果。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原名历史研究所)，是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的首批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国家级重点学科，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多年以来，研究所在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现为本所名誉所长)的率领下，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果，荣获多项国家级与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与好评，由此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之一。2009年，研究所又承担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重大项目“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的研究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多项有关辛亥革命的省部级课题。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决定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文库所收之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系列，一为学术研究系列，包括新出版的学术著作和部分以前出版经修订的专著，还有曾任研究所所长的刘望龄教授的80万字遗稿《辛亥首义与时论思潮详录》；二为人物文集系列，包括新编和原已出版的两类。由于操作方面的困难，本研究所研究人员主持编写的近50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章开沅先生主持修订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另外几本相关学术著作，均未收录在本文库之内，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因此，这套文库虽然已达30余册，但仍不能体现近30年来研究所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的全部成果。
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仍十分不易，除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以及特邀之校外学者全力以赴的共同努力之外，还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否则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将很难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能够得以出版，应该感谢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的鼎力支持与鼓励。2009年，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经数次开会讨论之后，确定以“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为题，撰写一部多卷本学术著作，作为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学术献礼。当年11月，我赴京参加社会科学司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会议，专门向张东刚副司长介绍这一研究计划，希望得到社会科学司的支持，张东刚副司长对该选题当即给予充分肯定。不久之后，“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被列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除此之外，张东刚副司长当时还建议我们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将正在编撰的系列新著与资料，与先前已出版但受到国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与史料书籍修订之后，汇集在一起共同出版，此乃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最早动议。
随后，我将这一计划向章开沅先生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于是即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先生商议出版事宜。我校出版社的范军社长和段维总编辑都是颇具学术眼光的出版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支持研究所辛亥革命研究著述的出版。此次虽在出版社进行改制面临较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两位出版社领导仍是一拍即合，决定克服重重困难承担出版“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任务。在确定出版这套文库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之后，其间还曾出现过一些先前未曾预料到的变故，几乎使早先设想的计划难以按时全部完成。此时，依然是范军社长与段维总编辑勇于担当，严定友副总编辑、冯会平主任以及出版社全体编辑共同努力，才使原定计划得以继续实施。因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于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首义之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也一直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省市领导当然会更加重视。尤其是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先生，对我们研究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计划与“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出版特别关注。研究所向湖北省政府专题报告研究设想与文库的出版计划，得到了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经费上的宝贵资助。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对这套文库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2010年，经过专家评审通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学术研究系列列入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由此不仅提高了文库的出版档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版社面临的经济压力。
这套文库最终能够顺利出版，使我近两年始终处于不安状态的一颗心得以平安踏实下来。两年来，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现，有的问题甚至非常棘手，一度使人丧失了信心，所以我一直都担心这套文库不能如期顺利出版。个人为之付出的心血尚不足道，更为担心的是有负于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对不起我所在的研究所多年来在国内外享有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重镇的声誉。现在，这套文库虽然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终于顺利出版了，值得庆贺。在此需要感谢的单位与个人太多，难以一一列举，只能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收入该文库的部分早期出版的学术著作，现虽经修订补充，但由于当时在注释的完整性要求上，与现今相比较并不十分严格，甚至可以说不完全合乎学术规范。对于这种情况，各书作者尽量进行了补充，力图按照现在的规范要求，使注释达到完整的程度，但因客观条件所限，仍有少数注释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敬请读者谅解。
第二，现在重新修订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些作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结论已有所变化，有的甚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大多对此并没有作明显的改动。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张来不及作更多的修改，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事相关学术探索的发展历程，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个侧面具体地体现辛亥革命史研究不断深入和不断进步。
第三，各书所收录的时人文章、演说词、诗词等各类文字作品，都具有史料性质与价值，其中也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痕迹，用字用词习惯、数字用法与现今的著录和编校规范(如201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1995年颁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有些不同，有的甚至存在某些“政治性”的问题，但为了尊重历史原貌，保持史料的完整性，便于学术研究，一般都未予以删改，请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和使用时注意鉴别。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所谓辛亥人物也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而是包含更为广泛的范围。对于那些中间流派的甚至是旧营垒人物的诗文，只要是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者对于史事与社会情况记载较为翔实而确有参考价值者，也在这套丛书收容之列。因为革命运动决非是革命党人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各种矛盾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也有必要研究其他各种营垒与各种类型的人物，才能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致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朱英
2011年5月16日于武昌
宗教与辛亥革命之关系，是辛亥革命研究中关注不多的一个面相。本集作者殷子衡、张纯一均为辛亥人物，又都在此前后皈依基督教，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殷子衡(1875—1957)，湖北黄冈人，字子恒，号姜园。少从舅父吴贡三读书，在舅父影响下加入日知会，从事反满宣传，翻印和转运大量鼓吹革命之书籍。1907年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直至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后破狱而出。曾参与汉阳、黄州革命政府工作，代订黄州临时政府章程。革命党内部政治纷争出现后，退出政事-，转意于国民教化。殷子衡本为儒生，在狱中受刘敬庵影响，信仰了基督教，认为唯有基督教可将中国人根本救起，离开政治后任职武昌圣公会，著有《狱中记》、《中华婚姻鉴》、《达湛然和尚书》、《演讲集》、《中国哲学摭言》、《比较宗教学》、《皈依基督自述》、《中国基督教两大伟人》等书，另有《姜园日记》60册未刊。
张纯一(1871—1955)，湖北汉阳人，字仲如，号觉义、证理。少时中秀才，喜读先秦诸子书，也曾博览新学。1904年执教武昌文华学院国文，以革新道德、革新人心与学生相勉。因该院为圣公会所办，不久皈依基督教，感到基督教为中国自救自强之道。刘敬庵筹组日知会时，邀请张纯一加入，参与演讲等宣传活动，并作军歌鼓舞革命热情，流传甚广。刘敬庵、殷子衡等日知会骨干被捕时，张纯一因躲避及时而幸免，，后与教会人士一起参与营救活动。武昌首义发生时，张纯一任编务于上海广学会所办的《大同报》，积极参与了上海反清起义活动。后亦因政治纷争而不问政治，专心于文化和宗教事业。张纯一民初宣传基督教不遗余力，但越来越将重点放在如何实现其中国化方面，即用中国释儒道墨诸家思想解释基督教，到20年代明确提出佛化基督教，著有《墨子闲诂笺》、《讲易举例》、《融通各教谈道书》、《耶稣基督释义》、《基督劝道义正》、《改进基督教之讨论》、《基督立教大纲》、《晏子春秋校注》、《国学阐微》、《删订福音新编》、《佛化基督教》、《武昌日知会事实纪略》等书。
本合集所收录的文字，旨在略窥二人从儒生到革命者再到教徒的心路历程。在整理过程中，对于错字，加[]予以标注，脱字加()标注，对于难以辨认的字则用口表示，各个别明显文字错误则直接予以改正。本集没有收录他们的全部文字，原因是有些已经失传，或搜集困难；有些属于纯粹的宗教哲学论述，与辛亥革命关系不大。
搜集过程中，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张春林博士，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研究生李周峰、易龙等往返奔波于国图、省图，做了不少复制和抄录工作，特此致谢。
何卓恩
于华中师范大学
2011年2月
宗教与辛亥革命之关系，是辛亥革命研究中关注不多的一个面相。《殷子衡、张纯一合集(精)》作者殷子衡、张纯一均为辛亥人物，又都在此前后皈依基督教，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殷子衡、张纯一合集(精)》(何卓恩编写)所收录的文字，旨在略窥二人从儒生到革命者再到教徒的心路历程。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倾全力推出这套30种的大型“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何卓恩编写的《殷子衡、张纯一合集(精)》是其中一册，收录殷子衡、张纯一等两人的的文章，旨在略窥二人从儒生到革命者再到教徒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