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开国将帅中,有许多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因各种原因与军衔擦肩而过,没有能够佩戴上金光闪闪的将星。陈漫远将军就是他们当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一生在求索真理的漫漫征途中奋斗不息。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让我们翻开由庚新顺、朱永来、韦以明、盘福东编写的这本《陈漫远传》,一起来回顾一下陈漫远将军的人生经历。
《陈漫远传》是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立项编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一部传记著作,由庾新顺、朱永来、韦以明、盘福东编著。
传主陈漫远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漫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治国英才。他在1925年投身大革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从1929年百色起义走来的开国将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洪流中演绎了他辉煌的人生。
陈漫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奋斗了60个春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漫远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村的地主富户满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大多实则为富不仁,男盗女娼,心黑手毒。而陈漫远的父亲陈庆荣,是村中首富,也是蒙山农村少有的秀才。他不忘“三纲五常”,既富又仁,不赌不嫖,不抽大烟,在乡亲众邻中德高望重,在当地也有着相当的地位和受人尊敬。对于小儿子陈漫远,陈庆荣是倍加疼爱,寄予厚望。
陈庆荣知道,广西地处中国边陲,经济不太发达,而蒙山又是广西较为偏僻落后的地方。据资料记载和老辈人传说,蒙山除了出过几位较有影响的武将,不曾出过有名气的文才。在明清两朝500多年间,参加乡试中文举29人,入京参加会试、殿试数人,1人中二甲37名进士之外,状元、榜眼、探花竟无一人得中。蒙山人不甘心,一位先辈萌发心愿,领头募捐,集资在县城南部的鳌山之巅修建了一座青砖红瓦塔,名为鳌山文笔塔,希望它像一支能占鳌头的巨笔,能留住、写出蒙山山川的灵气。可是,一代一代地过去,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心愿仍然未成事实。于是,蒙山流传开来一种既通俗又深奥的学说,说是蒙山的地形犹如锅底,北有新圩旱峡,挡住了斗牛二宿的文光;南有秀水江峡,锁不住灵气外泄。蒙山人冥思苦想对策,修路贯通新圩,以破坏旱峡的壁障作用,于城南跨江筑桥一座,以加强江峡的蕴蓄能力。
筑桥修路,实在是大好事,桥通路通财通,但能否破坏旱峡、江峡以及其他什么峡,引来斗牛二宿,人们不得而知。作为秀才的陈庆荣也既清楚又糊涂,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既想说又不敢说,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新学兴起之时积极捐资兴办教育,实在造福后代子孙。1913年,他联合李、胡、阮、王诸姓共5人创办了古排初等小学,设有甲、乙两班,学制4年,不仅富家儿女可以入学,而且贫苦农家子弟也可以入学,开设的课程不是以往私塾的课程,而是正宗的新学课本。
此外,陈庆荣积德从善,还做了不少有益于家族和乡邻的好事。一一道来没有必要,就拣其一二说说。当地群山绵延,土匪啸聚,陈庆荣联合自家兄弟庆贵和庆华,打制炼武石锁3个,两个重240斤,一个重360斤,号召大家炼武强身,结果陈氏家族中不少男子可举起240斤的石锁,就是360斤重的大石锁也有人可以举起;同时,于陈庆荣家屋头的交通干道边筑起一座长、宽各约2.5米,高约10米的3层小炮楼,防范和威慑土匪,不仅有效地保障了陈氏家族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使邻近的村子有了安全感,更使过往商旅有了安全感。
常言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此话不无道理。陈庆荣既信此话,更熟悉“子不教,父之过”。对十分疼爱的陈漫远,陈庆荣不仅以自身的言行教育他如何做人,而且以自己所学的知识对他全力灌输。
陈漫远呱呱落地,陈庆荣按照家族辈分排列,又依古时传今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滚滚达三江”寓意,为儿取名陈万源,企望其官运亨通,光宗耀祖。那时的陈庆荣,每天都把陈漫远抱了又抱,亲了又亲。从陈漫远牙牙学语开始,陈庆荣就教他吟唱《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虽然时兴新学,但陈庆荣认为这些知识以后用得着,也是他以前学习过很熟悉的。不过,陈庆荣教的方法和以往塾师教的方法不同,塾师是摇头晃脑重复教,从不讲解意义,学生则仿照先生大声叫,一个比一个声音大,一遍又一遍,直叫到学生几乎能倒背为止。陈庆荣教陈漫远可不是这样,他一字一句耐心教,边教边逗乐,边教边讲意义,还要求边读边记边练字,一天一二字或一两句,直到陈漫远记熟懂意义会写并写好为止。到五六岁,陈漫远已经开始学习《幼学琼林》、《四书》、《五经》、《千家诗》等,并且父亲又经常讲些故事给他听,比如岳母刺字、岳飞精忠报国;洪秀全闹太平天国;冯子材、刘永福、苏元春等抗击洋鬼子侵略;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创造民国等的故事。这些,陈漫远无不产生浓厚的兴趣,既增长了知识,又潜移默化了心灵。
陈漫远的母亲陈李氏,为人善良朴实,勤俭持家,既“命好”又可怜,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贤妻良母,也是众人称赞的“善人”、“好人”。她出生在永安州群峰里古排前村的一个李姓贫困农家,父母亲信奉多子多福,因而她既有兄弟,也有姐妹,围在一块一大桌,家里一年四季几乎每天从天亮起床到天黑躺下,叫喊哭笑不断,实在“热闹非凡”。离前村不远的华姓富裕农家,夫妻喜结良缘相当时日,可就是未得一儿半女,夫妻俩见陈李氏乖巧清秀,便征得其双亲同意,将她招为养女,实乃希望她“招弟引妹”。嘿,李家女儿实在命好,她在华家当养女不到10年,竟给华家“招弟引妹”好几个。华姓夫妇有了自己的亲生儿女,欣喜若狂,不仅始终不改李家女儿的姓为华姓,将她视同己生,而且视为华家“大功臣”,对李家接济不少,使李家家境大大改善。李氏“女大当嫁”之时,华家夫妇择婿非常慎重,不仅要长相好、家境好,更要人品好。李氏出嫁之日,华家夫妇给予丰厚嫁妆,还明里暗里忍不住流下热泪。
李家女儿嫁到陈家后,陈庆荣满心喜悦,待她很好自不必说。但自此之后,按照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她不再是在李家和华家做姑娘那样,有名有姓,而是有姓无名,且在姓前加上夫家姓,姓后加上氏,成为陈李氏,以后一直到死都是如此。日常称呼,按照家族地位,对于公婆是“媳妇”;对于丈夫是“你”,有了孩子后又成了“孩子的妈”;对于孩子,则毫无疑问是“妈”。此外,还要严格遵守封建伦理,什么贞呀孝呀德呀,不贞众人唾骂;孝可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从四德”更得一一遵守,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当了寡妇也不能改嫁,仍要讲究“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什么是妇德?“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严格遵守下来,于是成为一部谨小慎微无知无识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机器。陈李氏在富有的陈家,吃饱穿暖不是问题,但她几乎每天天一亮就起床,煮饭烧菜、喂猪养鸭、缝洗扫地以及开导儿女等,除了不下地干农活,一天到晚脚不停手不住嘴还不闲。陈漫远家在村头,又是交通干道边,过往行人口渴、歇歇脚,陈李氏不论男女老幼、亲疏生熟,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搬个凳子、倒杯茶水、问候问候。泗隆铺及邻近村庄,哪家揭不开锅,她总是给不了一斗也要给个一升半升接济接济。对小儿陈漫远,她更是视为心肝宝贝,生怕饿着冻着、磕了碰了,自满月到独立行走,她不是抱着就是背着。陈漫远长到四五岁,她不是牵着小手就用眼睛望着。陈漫远上小学前后,特喜爱当地一种叫“打拐”的小游戏,就是用两条小棍子架起,再用一条小棍子敲打使架起的小棍子弹跳起来。一次,陈漫远“打拐”不小心用力稍大了些,一条小拐棍几乎弹到他的眼睛上,陈李氏见了,急忙扔下手中的活计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拉住陈漫远看了又看,见实在没伤着便嘱咐道:“源源,‘打拐’不好,太危险,万一伤到眼睛可不得了,以后别打了。”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陈漫远听话懂事,自此不再“打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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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漫远是中共七大代表、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漫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治国英才。他在1925年投身大革命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从1929年百色起义走来的开国将军,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洪流中演绎了他辉煌的人生。
陈漫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奋斗了60个春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投身革命以来,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他一生追求革命真理,敢于坚持真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始终做到有功不居,有过不诿,勇于承担责任。他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创新精神。在晚年退居二线后,还孜孜不倦地进行军事战史研究和革命文学诗词的创作,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和宝贵的史料。他在同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党和国家大事,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
最难得可贵的是陈漫远从小立志,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矢志不渝,无悔无憾。他辉煌的人生和高尚的情操激励我们撰写这部传记,历经几年收集查阅、核实史料,走访他的老战友、老同事及亲属,几易其稿而通过审查付印出版。2011年12月28日是这位开国将军、治国英才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特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怀念。
《陈漫远传》是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立项编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一部传记著作。本书由庾新顺、朱永来、韦以明、盘福东编著。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庾新顺、农业部政研司原司长郭书田(原陈漫远秘书)、后勤学院编研室主任吴玉生、覃北乔进行统稿、修改、校对全部书稿。
在编写、出版这部传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委张世全将军和刘怀柱、祝尔坚、靳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副部长支绍增将军,军事图书资料馆馆长陈浩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教授王聚英等同志给予了多方面的热情支持与指导。广西作家王云高提供了珍藏的史料,并予以帮助。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梁沛对本书出版给以热心帮助。中共党史出版社的领导和责编为出版这部传记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值此本传记出版之际,我们谨向上述单位和领导、专家、同志们,衷心地致以诚挚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搜集的史料不够全面,分析评述还欠科学准确之处,难免存在错漏之处,敬请革命前辈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编著者
2012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