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坐在窗户前，望着防护网上的铁栏杆，不禁想起楼上黄爷爷家的鸟笼。我多像鸟笼里的那只小鸟啊。我深刻体会到那只失去自由的小鸟多可怜。我哪天要背着黄爷爷偷偷把小鸟放了。
我望着楼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大人，真羡慕他们。心想：快点长大吧，长大了就可以自由行动，想到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没人干涉你，没人管制你。那多幸福啊。
大人常说，“热在三伏”。暑假时正是三伏天，你说热不热？虽说今年暑假老是下雨，但屋子里一点也不凉爽，闷热得很。我家的空调只晚上才开，妈妈说电费太贵，划不来。我和妈妈开玩笑说：“好在我是活人，要是死人的话，天气这么热，屁股天天捂在凳子上，早就臭了。”
几个同学那天来了，程功说：“谁要是发明了做作业的机器，一定会得诺贝尔奖。我们可感谢他了啦，我保证第一个去买。不管多贵我都买，宁可不吃饭也要买。”
他们不知道，其实他们比我幸运多了。家长只要求他们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我妈妈是老师，老教育我说：“现在提倡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什么都要学一点。”因此，她给我在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培训班”报了名，害得我那段时间每天得去文化馆学习一个上午。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书画，对写毛笔字一点也不感兴趣，画也画得不好，画的鸭子别人都说不知是什么东西。培训费算是白交了。
上午去培训班的日子，下午我故意照妈妈作息时间表上安排的不做作业。过了几天，妈妈才发现我没有做作业。她也知道我是故意的，叹了口气说：“你怎么以为学习是妈妈的事呢？老想找机会偷懒。”
既然是我自己的事，你干吗老管着呢？让我自己安排不就是了。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爸爸在一中工作，教数学。妈妈在我们学校教书。平常倒不觉得怎么样，一到放假就显出了我与别人的不同。别人的爸爸妈妈天天上班，在家没人管。我放假，我的爸爸妈妈也放假。爸爸倒不常在家，有时去开会，有时去参加什么活动。可妈妈哪儿也不去，天天守在家里。妈妈在学校管几十个学生管惯了，有爱管人的职业病，在家只管我一个人，真是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我可就惨了，连上洗手间，或者喝口水，都瞒不过她，逃不出她的视野。她的脾气虽好，却特别爱唠叨。这大概是小学老师的通病，一件事翻来覆去讲上好多遍，不搞得你心烦不收场。只要你放下笔，她的嘴巴开关就打开了：“你知道这句话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说的就是从小要发愤……”
念多了，我一听见她说话就心烦。后来，不管她说什么我都不想听。偷偷用药棉花把耳朵塞住，时间长了不舒服。我就把录音机打开。想用音乐把妈妈的声音盖住。谁知音乐又把妈妈给引进来了。她把录音机关了，又开始责备我不自觉。
我也和妈妈说过，一件事讲一遍就够了。妈妈说只讲一遍不行，要多讲几遍才能加深我的印象。我讲不过她，也许道理是在她那一边。因为，我确实经常忘记她交代的事。只是我无法忍受她的唠叨。有时我想：要给妈妈吃点什么药，让妈妈得一种嗓子病，平时上课时不痛，只要她一唠叨，嗓子就痛。她就没法唠叨了。
离开学还差几天，程功到我家来找我，背着我爸爸妈妈，偷偷让我帮他赶数学作业。
程功抓着头皮老实招供说，他这个暑假玩得还算痛快。他们十几个人分成两个队，天天在一中踢足球。就是下雨天也踢。只是踢一场下来，他们都成了泥猴，连头发里面都是泥巴。不过，有时一中校队自己要训练，有时大人们占了场子，他们就只好干瞪眼坐冷板凳。但是，每天总能钻空子踢上一阵子。他们对这已经很满足了。玩是玩得痛快，作业却拉下了一大堆。只有几天要开学了，现在赶做也来不及了。他求杨振宇帮他补小字，任华杰帮他补作文。想要我帮他补数学作业。
我没有答应。这事要是让老师知道了，准得吃批评。谁让我是学习委员呢。当班干部本来就要协助老师管别人。明知同学会犯错误，不但不阻止，还当同案犯。这算什么干部。我一口拒绝了他。
程功不高兴了，抿着嘴巴打算走。我又怕得罪了他，改口答应借作业本给他抄。他这才没说什么，接过作业本就走了。看程功的神气，我猜他心里可能还是不高兴，他从杨振宇那儿也能借到作业本，他知道我是在搪塞他，一定在心里骂我是“苏木匠”。不知他们男同学从哪儿学来的。这个人讲原则，没有灵活性，就说这个人“凿四方眼”。只有木匠才会凿眼，于是他们就叫这个人做“木匠”。同学们说我死板，给我取了个诨名叫“苏木匠”。我吓唬他们说要告诉老师。可他们就是不怕。我也没辙，只好由他们喊，我不答应就是了。我想：还算他们留情，这个诨名不十分难听，不褒不贬。比吴昕的“叛徒”、徐达的“混世魔王”那样的诨名好多了。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