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

《士人风骨》卷所收文章，写于1996—2010年间。贯穿全书的核心是，作者围绕知识界的思想现状，梳理古今文化传统的递变，提出建设新文化的紧迫性。

《士人风骨》一书所收文章，写于1996-2010年间。第一组文章主要讨论知识人的精神家园；第二组文章多是基于历史题材的心得。

贯穿《士人风骨》的核心是，作者资中筠先生紧紧围绕知识界的思想现状，梳理古今文化传统的递变，从振兴民族精神的角度，提出建设新文化的紧迫性。明确表达了当下重建民族精神家园，要继承五四精神，要发扬“士”的传统美德，为制度转型起催生作用。

自序

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

关于我的履历

一代风骨今何在？——读《民国那些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

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重建精神的家园——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

“平戎策”与“种树书”——中国读书人的入世与出世

爱国的坐标

君王杀人知多少？——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历史

孔子之用，大矣哉!——曲阜之游的遐想

兵马俑前的沉思

方孝孺和布鲁诺

五四运动与《列女传》的联想

关键在于立宪——从袁世凯的洋顾问主张君主制的公案引发的思考

老问题新视角——美国学者写义和团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人们惯于以“动荡不安”来形容：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党争、内战、列强瓜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近一二十年以来，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对民国史的研究逐渐采取比较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努力，那个时代的真面目连同其积极的建树逐渐现出轮廓。其中最重要的、对后人深有启发的，是在各个领域内的“文化人”或“知识人”所代表的精神。那个时代、那些人，其实离我们不远，有一些还与我们共同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风雨。但是其风骨、学养、识见似乎又离我们的时代很远，我们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面貌已经模糊。近年来，经过一些有心人的钩沉探秘，以及某些同辈或后辈的回忆录，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得到公允的评价，被遗忘的名字逐渐浮出水面，被屏蔽或歪曲的史实得以返真。现在，关于那一代文化名人的个案或集体的研究方兴未艾，应该说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风气中，学术文化出版界的一个亮点。

我手头这本《民国那些人》又另有特色。那是《中国青年报》“冰点”版2004—2006年一个栏目的专稿，每周一篇，每篇写一人，约1600字，集结成书凡80人。他们率多出生于晚清民初，卒于20世纪后半，最早出生在1840年(马相伯)，最晚逝去在2006年(林庚)，遍布教育、学术、文化、实业、新闻、政治各个领域。其中有些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我个人有幸亲睹风采，曾沐春风的师长有梅贻琦、冯友兰、叶企荪、梁思成、罗念生、李赋宁、潘光旦、雷海宗、马约翰、金岳霖等人，其中雷先生、罗先生的课是正式上过的，李赋宁的课则是旁听，而且还有一次特殊的关联——李先生1950年刚从国外回来，在工字厅举行婚礼，我有幸应邀为他们(钢琴)奏婚礼进行曲，那恐怕是那个年代校园中最后的这种形式的婚礼了。潘先生作为清华图书馆长，我听过他精彩的报告，至今还有印象，而且潘师母与我母亲是同学，曾邀我到他们家过节。至于马约翰，只要赶上他执教时段的清华学生都上过他的体育课，也都忘不了他对体育的独特见解和别具特色、中英夹杂的训话。以上提到的其余诸先生在不同的场合都有过一些接触。所以读这本书有特别的亲切感。但是书中还有一些连我都不曾听说的人物，遑论当代青年！其名已湮没而其事却值得大书特书。例如我自以为对历届清华校长都略知一二，但读了这本书才知道还有一位周诒春校长曾对清华有开创之功，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他任内确立的，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是他亲自规划的。我此前竟然毫无所知，感到汗颜。实际上我当年执意要上清华，那图书馆和大礼堂的吸引力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书中这类被遗忘的人绝不止这一例，只此一端，就可见本书作者“钩沉”之力。

“那些人”背景各异，或生于世家，或起于贫寒，经历极其丰富曲折，思想倾向不同，性格作风也各有鲜明的特色。如刘文典之狂傲，赵元任之洒脱，傅斯年、马寅初之刚正，梅贻琦之涵养和包容，曾昭抡之不修边幅，叶公超之风度翩翩，蒙文通治经史、理学，赵紫宸精通基督教神学……千姿百态，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也只能撷其片段逸事。但是放在一起，通读之下，惊异于贯穿其中的精神的一致性。古有“建安风骨”，讲的是“文”，而“那些人”的“风骨”不论冠以什么名称，讲的是“人”，是一种“魂”。

这一以贯之的“魂”是什么？本书的“序言”题目一语中的：“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中国“士”的精神内涵又是什么？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训，读一点论、孟，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自反而缩，千万人吾往矣”；等等。这些话，总的精神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独立的人格”。而另一方面，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而是对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有时退而“独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内心的抱负都在“兼济天下”。这种精神包含了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骨气”和“担待”两个方面。保持人格独立，如果没有外界压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无所谓坚持了。而在中国几千年的特定条件下，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甚至以命相争才能守住的。压力不言而喻，首先来自权势，所以“坚持”的另一面就是不畏权势，从孟夫子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得志弗为也”，到魏晋名士的特立独行，都有藐视王侯、不畏权势的特点。来自另一面的压力是“俗”，要“坚持”就必须不随俗、不媚俗，不与“潜规则”同流合污。在上下左右的夹缝或夹击中坚守自己的“志”，保持人格完整，心灵自由，方显其风骨之可贵。

这种“风骨”是千百年锤炼出来的中国的“士”的精髓，但是在“那些人”身上又有其时代特色，那就是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看世界之后。自马相伯出生的1840年起，中国就身不由己地置身于世界潮流的沉浮、博弈之中，再也无法闭关自大。从那时起，西学东渐，有志之士就以变革图强为己任，到“民国那些人”活跃于历史舞台时，已经得到一代或两代先驱之传承。他们的言行、事业都已注入现代化的因素，或径直以中国现代化为目标。他们是新文化继往开来的一代人，有传承，有创造。其中绝大多数都“留过洋”，不但在本专业学贯中西，而且立身处世也融中国“士”的坚守和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于一身，不过在各自身上中西成分的比例有所不同罢了。他们还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存亡之秋，于艰苦卓绝之中，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现代知识人的献身精神高度融合，无意中写就中华民族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近来关于继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常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其实本书所写的“那些人”就是中西、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优秀典范。他们已经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初步探索出以中国的精华融人世界文明的道路。他们的存在反过来证明“新文化运动”(并不一定从“五四”开始，但以“五四”为标志)绝没有使中国文化断裂，相反，使其获得新生。如果有“断裂”，那是以后的事。P29-33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