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邹国人。邹为古国名，位于现今的山东省邹县。邹县离孔子故乡曲阜不远，所以孟子自己也曾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是不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学术界尚说法不一，但孟子的思想深受孔子的影响则是没有异议的。

王寅所著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一日一语》由专家引读，带你享受中国式心灵鸡汤。

《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一日一语》简介：《孟子》一书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正如《孟子译注》的作者杨伯峻所说的那样：“孟子作为孔子之学的继承者和弘扬光大者，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道统’之声。”本书所收录的内容包括知其性，则知天矣、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学不厌，智也、可欲之为善、人皆可以为尧舜等。

王寅所著的《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一日一语》倡导原典阅读，一日一句，受益终生。

前言

知其性，则知天矣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学不厌，智也

人皆可以为尧舜

可欲之为善

仁人无敌于天下

爱人者，人恒爱之

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仁者无敌。

——《梁惠王》上“仁”，其字面含义是“二人”，即承认别人的存在，故朱熹注日：“仁者，爱人也。”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说：“我立下一条规矩，决不正面反对别人的意见，也不准自己太武断。我甚至不准许自己在文字或语言上措辞太肯定。我不说‘当然’、‘无疑’等，而改用‘我想’、‘我假设’或‘我想象’一件事该这样或那样；或者‘目前我看来是如此’。当别人陈述一件我不以为然的事时，我决不立刻驳斥他，或立即指正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在目前这件事上，看来好像稍有两样，等等。我很快就领会到改变态度的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都融洽得多了。”

富兰克林的成功印证了孔子的一个说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显然不愿意别人以激烈甚至刻薄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哪怕自己是错的也不愿意。既然如此，我们当然也要以一颗爱心去对待别人，哪怕是纠正别人的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敌于天下。

几千年前，埃及的国王珂克图在酒宴中给他的儿子如下一个精明的忠告：“含蓄一点，它可使你予求予取。”这一“含蓄”如果能被恰当地理解为常怀一颗不去伤害他人的爱心的话，那么，我想，现代人同样非常需要这个忠告。

许多人总以为金钱、权力才是无敌于天下的。孟子“仁者无敌”的说法应该使我们走出这种迷误。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滕文公》下

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不再需要盲目崇尚固穷的志士、轻生的勇士的时代，但在生活上依然是需要志士、勇士的那种精神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有一句格言极负盛名：“英雄主义就在于了解了生活的本来面目后，依然热爱生活。”

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或许可以用古人的一句话来概括：“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对于这种不如意，只要我们始终拥有一种热爱生活的勇气，我们就可以应对自如。作家尤今在(怃忧人生》中提到过这样两件小事：一位母亲，其孩子在一起车祸中不幸丧生。她日夜悲泣，脑子尽在千百个“如果’’上回转：“如果当日我不答应让他出去……如果我自己开车送他去……如果司机不那么粗心鲁莽……”愈想愈悲，每天要靠镇静剂来过活。另有个女人，婚姻美满，衣食无忧。然而，某天早上，她丈夫忽然因心脏病暴发而猝然去世。她身无一技之长，又有两个稚龄的孩子，但她不怨天尤人、不消沉自卑，她勇敢地站起来，很快地找到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并立定心志要把孩子抚养成人。别人慰问她，她坚强地说：“幸好我还有两个健康聪明的孩子，日子一定可以过下去的。，，

同样是生活的不如意，可“如果’’的念头使前一位女人堕人痛苦的深渊而难以自拔；“幸好”这想法却使另一位女人从不幸中迅速振作起来。由此可见，只要拥有“幸好’’的念头，我们就永远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大敌当前固然需要勇气，但有时面对生活更需要勇气。

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

——《滕文／厶＼))下

人性中无疑有着兽性的成分，因为人本来源于动物。而人之高于动物就在于人有诸如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规范。

倘若人性中的仁、义、礼、智诸品性闭塞抑或迷失了，那么，人性中的兽性便要出来主宰生命，甚而毁灭生命。儒家因此而强调对人性中仁、义、礼、智之心的扩而充之；佛家则主张积善成德修行成佛，否则，人就只能在无尽的轮回中受苦。《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记载的那些堕入阴森可怕地狱，从而在下世轮回成为禽兽的人，无一不是生前因人性沦丧而作孽的人。

“轮回”是佛法的要义，是佛家的警策。这就是说，必须警惕人性中的兽性，特别是当这种兽性以似是而非的形式出现时，唯有仁义之心才能有抵御其诱惑的定力。现代人以享受生活为借口，就常常在不经意问让兽性溜出来侵蚀人性。“食色性也”，要如何对待，却有人性和兽性之分。所以，倘若爱情是一种人性，那么色情则是一种兽性了，但我们却往往有意无意地放纵着这种兽性。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理发厅不专为理发，浴室不专为沐浴，宾馆不专为住宿，茶室不专为喝茶，球房不专为打球。这些原本无须花很多钱便可做到的事情现在得花大量的钱，其基本动力是依赖色情的诱惑。当人们手中有了金钱却不知如何是好，需要找些缺口让它去泛滥时，色情正好满足了人们在饱暖之后的淫乐。

人欲正是这样横流的，而仁义也正是因此而备显可贵。P13-15

孟子，名轲，邹国人。邹为古国名，位于现今的山东省邹县。邹县离孔子故乡曲阜不远，所以孟子自己也曾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是不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学术界尚说法不一，但孟子的思想深受孔子的影响则是没有异议的。

和孔子一样，孟子一生也颇为不达。他率门徒周游列国，游说其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但因当时的统治者多半不重贤士而难以有所为。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在晚年时终告失望，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实，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自古以来便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子自己所著。汉人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最早持这一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孟子》。”宋代大儒朱熹甚至从文章风格的一致性上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虽然他有时也作些调停之论，如说“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但他的主要观点仍是：“《论语》多门徒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辑可就。”(《朱子大全》)清代阎若璩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论《孟子》为自著。他在《孟子生卒年月考》最后一段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第二种说法则刚好与此相反，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生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载的。最初发表这种观点的是唐代大文豪韩愈，但他没有举出佐证来。对这种说法加以阐明的有宋人晁公武。他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

第三种看法即是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苟卿列传》中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几句话，我们似可得到这样的结论：《孟子》这部著作，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完成了的。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论述，他说：“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成邱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以上三种说法，虽各言之成理，但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当然只有一种。我们以为，太史公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因为他所处时代较早，当时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

可以肯定地说，对《孟子》作者的考辨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始，《孟子》就已成为儒家道统的经典。故在汉代便有赵岐注本流行于世，赵岐把“拟圣而作”的《孟子》与《论语》并列。“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著作焉。”又说：“《论语》者，五经之馆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毂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时又加翻刻，这便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经典地位更加巩固了。到明清两代，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也因此，《孟子》一书在几千年的流传中，其注本不下几十种，著名的除了前已述及的以外还有宋代孙寅的《孟子音义》、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以及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等本流传于世。

《孟子》一书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正如《孟子译注》的作者杨伯峻所说的那样：“孟子作为孔子之学的继承者和弘扬光大者，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道统’之声。”

当然，对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更关心的是《孟子》对今入有何意义，特别是在现代，《孟子》一书的现实意义决非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不仅是《孟子》，我们在对待整个传统．文化方面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反对复古主义，但是对待传统文化却必须始终有如人类学家林登指出的那样，要保持一种清醒的意识：“传统文化是保存先人的成就，并使继起的后代适应其形态；若没有传统文化，人类绝不会比类人猿更文明，只是在身体构造上有细微的差异，在智力上略胜一筹，充其量也只是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弟兄而已。”所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传统文化对人不可能没有意义，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理性工具。传统文化是我们成为文化人的主要依据，每个人都借着传统文化在社会里成长。因此，传统文化究竟是导致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传统文化，而在于没有把传统文化的精当意蕴发掘出来。

如果撇开抽象释义的论述，从我们具体的生活实践来考察，我们也得承认《孟子》一书在现代的意义依然是非凡的。人们几乎都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已然到来的21世纪是一个再认识的时代，这一再认识的主题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毫无例外地是现代化。

面对着这一时代主题，在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迷误之后，理性的烛照终于使现代人发现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而且还必须有精神文明和文化的相应建构。的确，物质文明的发达已充分表明人类能够征服自然：当地球上千百万人守在电视机旁，接收宇航员来自太空的问候；当克诺地下隧道将亚洲大陆、美洲大陆连成世界上最长的“捷径”；当世界上第一台比人发还细小的超微型电动机，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科技革命的开端”……这些都会使人类想到自己的将来，为自己主宰世界的能力感到由衷的骄傲。

但是，人类能像征服自然那样征服自我的心性吗？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迹象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又感到深深的忧虑。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发达的西方，还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社会生活都面临着过度物质化、功利化和外向化的问题，心性问题被忽视，精神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我们的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尤其是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人生理想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以致造成人们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世界在可怕地荒芜。于是，在对物的追求中，现代人的生活却有了一系列令我们为之不安的情形：人们不再崇尚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不再关注自我善良、同情、博爱的优美人性的塑造；不再相信正义、气节和勇敢；在工作中更多地计较实惠、报酬；在爱情追求中更多地注目于肉体与性的相互取悦；在与社会和他人的相处中唯我主义不可思议地膨胀，等等。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人的心态之中，由于对物的追逐，正滋长着极为可怕的冷漠感、荒谬感和无意义感。这是当代中国人的不幸和悲哀。我们认为要走出这种不幸和悲哀的困境，首先就必须摆脱物的羁绊。我们应该知道，物毕竟不构成人生的全部，甚至也不构成人生最主要的部分。人作为人的存在，还应有更高的内涵。这个内涵便是真、善、美的理想人生。雨果说：“人有了物质才能够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能够生活”，其基本的含义或许亦在于此。

或许，《孟子》一书在论证心性问题中表现出来的生命的觉悟和教化的智慧，对于现代人走出这种困境并重新确立生活的理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我们的人生在感情与理智的冲撞中徘徊，在理想与冲突的迷惘中寻觅，在不可遏制的创造和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挫折中挣扎时，我们读一读《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便会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当我们发现人生是一项太沉重的工作，因此人生很累、很艰难、很沉重时，我们读一读《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的语录，也许可以因此寻觅到人生乐观主义的依据。

当我们体悟到人在创造价值、追求成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拥有诸多痛苦，于是产生了逃避痛苦、放弃生命之创造的念头时，读一读《孟子》中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话，我们定会重新振作起来去成就生命的辉煌。

当我们被现代社会的物欲诱惑得心旌摇动把持不定时，我们能听一听《孟子》如是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那么，我们便会因此把持住自己那份美好的心性。

当我们总是在抱怨这个社会世态炎凉、人情淡漠，甚至因而诅咒人生时，我们能听一听《孟子》的教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我们或许会以对自我人性的内省和认识来代替诅咒和抱怨，从而造就自己优雅的人性。

当我们害怕生命的终结，可笑地企求生命的长生不老时，听一听《孟子》的谆谆教导：“君子创业垂统，可为继也。”(《孟子·梁惠王下》)我们就可以找到生命永恒的奥蕴。

据说，《孟子》中“仁者无敌”的论断与孔子的语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起，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箴言，被镌刻在联合国大厦内。这也可以说是《孟子》一书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教化意义的又一佐证。

歌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已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歌德在此指出了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亘古及今的，二是任何后人对圣哲已探讨过的问题重新探讨同样是有意义的。

对于《孟子》一书的阐释亦当作如是观。我们在本书中所能做的仅仅是以现代社会生活为基准，来阐发《孟子》心性论．中的有关义理，从而试图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一些启迪和警策。

据《苟子·宥坐》记载，孔子观赏浩瀚的奔流，曾向子贡说了水的九层寓意：

其一似德：大遍与诸生而无为也。

其二似义：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

其三似道：其洸洸乎不湄尽。

其四似勇：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

其五似法：主量必平。

其六似正：盈不求概。

其七似察：淖约微达。

其八似善化：以出以入，以就鲜洁。

其九似志：其万折也必东。  自兹之后，诸家学者们各取所需，并发展了自己所选择的内容。老子重视似德、似义、似察、善化的意义；庄子强调了似道、似勇的观点；孟子则超出了孔子的概括，又注意到水之就下，能载舟覆舟，以及“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上》)的意蕴。

对《孟子》一书也如先哲对水的象征意义的态度形形色色一样，我们亦只取自己有所感悟的而写。而且，鉴于著者的学识和悟性所碍，这些感悟可能仅仅是一种旁通。这些旁通，有围绕原文而阐释的，有侧面引申阐发的，还有的则是斗胆与圣人商榷反其意而“自说自话”的。或许这些旁通式的感悟仅仅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且疏误在所难免。

但有一点我们是始终明确的，这就是，其一，我们对《孟子》的思想力图从中国文化儒、释、道三教合一这一基本特征上予以阐述，因此，对孟子语录的发挥，从内容上较注重从儒、释、道三者的贯通中来写。我们理解不这样写，不足以从本质上理解《孟子》。其二，我们对《孟子》思想阐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现代人的生活实践。因此，无论是对《孟子》语录的取舍，还是对语录本身的展开均以这一点为基准。我们力图做好的工作就是借圣人的微言大义，来为现代人提供某种价值指向，否则，我们写这本书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写好书是作者的职责和义务，而如何评述则是读者的权利了，所以我们唯愿本书能给读者以“开卷有益”的启迪，使我们在倾听圣人的叮嘱中求得自我心性的明达。

尧以是传乏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

孔曰成仁，孟日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文天祥

春秋末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发挥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提倡“德政”……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则把孔子的“德政”思想发展为更为完整系统的“仁政”学说。可以说，孔子的德政发展到孟子的仁政，便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奠定了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任继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