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篇、谋攻篇、开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孙子兵法新注》(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进行注释。由与其他版本以及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有重要出入之处，则在有关的注释中加以注明，供读者参考。

《孙子兵法新注》(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进行注释。由与其他版本以及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有重要出入之处，则在有关的注释中加以注明，供读者参考。

《孙子兵法新注》注释办法：每篇篇题之下，均有简明内容内容提要；根据原文意思分段标点；难懂的字、词、句分别加以注释，并尽可能注明根据；每段均有译文，称为“大意”；每篇之后有“简评”，对各篇内容有重点进进行简要评述。原文一般采用简化汉字，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字，仍保留繁体。

对《孙子兵法》中历来有不同理解的某些重要词句，采取几说并存的办法，但“大意”中则主要根据编者的理解作了语释。

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孙子兵法》的军事理想，在注释中选用了若干有关的中国古代战例。

略谈《孙子》

说明

计篇

作战篇

谋攻篇

开篇

势篇

虚实篇

军争篇

九变篇

行军篇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间篇

附录一 孙子传

附录二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释文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名言，不仅揭示了战争指导者对彼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在了解彼己情况的基础上，找出双方行动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确定自己的作战行动，以战胜敌人。这就把“知”与“战”，把“胜可知”与“胜可为”结合了起来，把认识和运用规律结合了起来。这是孙武对我国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孙武揭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时，还对“知”与“战”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如他把了解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用专篇论述了使用间谍掌握敌国情况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作战行动中侦察判断敌情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在各种敌情、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动的原则等。在知己方面，提出了“上下同欲”、“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等等。他要求将帅考虑问题要“杂于利害”，见利思害，居害见利，力求全面；同时，要“因利而制权”，把握有利战机，正确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孙武运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在了解当时各诸侯国情况的基础上，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示形”、“动敌”，“我专而敌分”，“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等等。

“先胜而后求战”，就是在了解彼己强弱胜负之情的基础上，有充分的应敌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把握取胜而后求战。反对那种既不作周密考虑和准备而又盲目轻敌的“先战而后求胜”的错误做法。这一思想，是稳妥而积极的。

“示形”、“动敌”，就是用“示形”的方法，用“诡道”诱骗和调动敌人；同时，注意不为敌人所调动，即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使作战的自由权稳操于自己手中，迫敌处处陷入被动，以便“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这一原则，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我专而敌分”，就是作战中要造成“以镒称铢”、“以破投卵”的兵力优势，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从而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的目的。孙武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曾给予很高评价。

“避实而击虚”，就是从了解、分析敌我情况中，找出敌人的虚实所在，避开敌人力量坚实之处，打击其虚弱之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达到“攻而必取”的目的。

“因敌而制胜”，就是要求随时随地了解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并针对当面的敌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战法，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一原则，反映了孙武主张战争指导上的灵活性，反对一成不变的机械观点。这种思想，在《孙子》中体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它强调要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之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战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等；另外还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这在《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在《九变篇》中所提到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则包含着更大的灵活性，要求将帅要懂得临机处置的重要。总之，孙武认为，战争中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必须在作战指导上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灵活机动地战胜敌人。

三、反映了较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之所以能够提出若干较精辟的军事理论原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的。从《孙子》十三篇中不难看出，孙武在论述兵法的过程中，反映出不少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如他在分析研究战争、判断战争胜负可能性时，能够从一些客观条件人手，并较充分地估计到了战争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于“道”和“天”的解释是朴素唯物论的。《孙子》中的“道”，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西，而是指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等客观实际。《孙子》中的“天”，不是什么神物，而是“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象。他还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充分表明，孙武对于了解敌情，既不信鬼神和“天命”，也不用历史事件去类比和推论，而是从真正了解敌情的人取得。这种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同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畏天命”、“敬鬼神”等唯心论的说教，是针锋相对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矛盾论》)孙武在探讨战争规律的过程中，也表现了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他直观地看到了关于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一系列对立现象，并要求人们在战争活动中要注意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情况。如了解情况时要“知彼知己”，考虑问题时要“杂于利害”，军争时要估计到“利”与“危”，等等。对于“治乱”、“勇怯”、“强弱”、“劳逸”、“饥饱”等等矛盾着的现象，孙武朴素地认识到它们是可以变化的，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等等。在认识自然现象时，他看到了天地、日月、江河、四季的不断运动，并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无穷来比喻用兵方法的灵活多样。这种思维方法，也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孙武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粗浅的，甚至认为只是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因而没有脱出“循环论”的窠臼。

《孙子》一书所论述的军事问题及其反映的哲学思想，虽然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但由于它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代的产物，所反映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思想，这就不能不带有剥削阶级的烙印，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以批判。

孙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毕竟仍是剥削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阶级对立和根本的利害冲突。这种阶级矛盾也必然在军队内部关系和作战指导思想中反映出来。从《孙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卒被迫出征打仗，将帅们因害怕士卒逃亡，主张深入到敌国“重地”去作战；为了驱使士卒拼命作战，玩弄种种剥削阶级的手段，主张“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登高而去其梯”等等；将帅们不敢将真情告诉士卒，于是采用愚兵政策，如“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等等，以此来达到其指挥士卒“若驱群羊”的目的。所有这些，都是剥削阶级阶级本性的反映。P4-7

(一)本书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影印《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为底本进行注释。凡与其他版本以及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有重要出入之处，则在有关的注释中‘加以注明，供读者参考。

(二)本书注释办法：每篇篇题之下，均有简明内容提要；根据原文意思分段标点；难懂的字、词、句分别加以注释，并尽可能注明根据；每段均有译文，称为“大意”；每篇之后有“简评”，对各篇内容有重点地进行简要评述。原文一般采用简化汉字，个别容易产生歧义的字，仍保留繁体。

(三)对《孙子兵法》中历来有不同理解的某些重要词句，采取几说并存的办法，但“大意”中则主要根据我们的理解作了语译。

(四)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在注释中选用了若干有关的中国古代战例。

在注释过程中，曾得到工厂、部队和有关专业单位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在此表示深切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注释中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