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访谈录》是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对“人文学科领域的诺贝尔奖”——“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首位华人得主、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首部长篇访谈实录。全面梳理余英时的学术视野，了解他的学术养成脉络，看他论学不专骛于一门，折衷中西学术传统于一炉，如何修成一代大家。“品读大师眼中的大师”，余英时对钱锺书、陈垣、钱穆等大师的观察和评价，“知人论世”之境，为学术史研究的典范。

采访实录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尤其是第三次采访“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是特别应中华书局约请而成。

精彩深入的访谈需要与受访人的精神世界直接面对，让受访人的思想轮廓显现、精神之光闪耀。香港浸会大学陈致教授先后三次访问余英时先生，完成这本《余英时访谈录》，洞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谈有致，精彩纷呈。

余英时先生身处海外，对中华文明、中国社会怀抱真诚的关切，访谈录中袒露对学术与人生的追求。他对思想史的梳理切中中华文化研究的肯綮，于变动中发现思想的联系，既洞察入微，又通达宏观。访谈真切地反映了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养成脉络，包括他对钱锺书、钱穆、陈垣、陈独秀等人的评价都涵括在他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察中。

《余英时访谈录》是由陈致应《明报月刊》《国学新视野》和中华书局徐俊先生之约对余英时先生的采访整理而成，首次在大陆整体出版。《余英时访谈录》以余先生的《我走过的路》为序、刘梦溪先生为余先生做的访谈《为了中国文化与社会的重建》为附录，丰富读者对余英时先生的认识。

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

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克鲁格奖

 政治、党争与宋明理学

 清代考据学：内在理路与外部历史条件

 最后一位风雅之士：钱锺书先生

 以通驭专，由博返约：钱宾四先生

 国学与现代学术

 学问与性情，考据与义理

 “直入塔中”与“史无定法”

 “哲学的突破”与巫的传统

 “内向超越”

 胡适的学位与自由之精神

 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

 人文边缘化与社会担当

 西方汉学与中国学

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

 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与东西方学术分类

 国学、“国学者”与《国学季刊》

 哲学与思想：东西方知识系统

 哲学与抽象的问题

 文化热与政治运动

 知识人：专业与业余

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

 哈佛读书经验

 早岁启蒙与文史基础

 先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

 洪煨莲(业)与杨联陞

 俞平伯与钱锺书

 学术与爱国主义

 取法乎上

 西方汉学与疑古问题

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刘梦溪访谈)

 关于钱穆与新儒家

 学术不允许有特权

 学术纪律不能违反

 “天人合一”的局限

 怎样看“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

 学术立足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

 “经世致用”的负面影响

 中国学术的道德传统和知性传统

 中国传统社会的“公领域”和“私领域”

 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地位和商人精神

 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清朝

 东西方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异同

 最要不得的是影射史学

 文化的问题在社会

 社会的问题在民间

后记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在桐城。因为等待着父亲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读书，便在桐城的亲戚家中闲住着，没有上学。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这里要补说一句：父亲在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我是跟着伯父一家回到乡间逃避战乱的。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学的是西洋史，战前在各大学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阳，创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经过北平，然后去了沈阳。

这时我已十六岁了，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进大学。1946—1947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不同的老师补习，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目。我在这一年中，日夜赶修这些课程，希望一年以后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我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好在我的兴趣已完全倾向于历史和哲学，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因为紧接着便爆发了国共内战。我在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沈阳已在共军的包围之中，我们一家乘飞机回到北平。于是我的大学生涯又中断了。我们在北平住了十个月，然后又在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后，上海也被共军占领了。在这一年半的流亡期间，我自然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是1948年在北平的十个月，我自己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北平更是领导全国学运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之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当时便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地向我进行说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阵营”。这样一来，我的政治、社会意识便逐渐提升了，我不能对于中国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趋势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学的学生，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深入地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当时的学生运动虽然由中共地下党员所策动，但在外面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内幕，他们仍然继承着五四的思潮，向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我在北平期间所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不过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共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拥护西方式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自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总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1949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离开了上海，乘渔船偷渡到舟山，然后转往台湾。我是长子，父亲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这一年秋天，我考进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从8月到12月，我又恢复了学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学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之外，我更系统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个时期，大学校园的政治气氛虽已改变，但严格的思想控制还没有开始。我们还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不过越讨论下去，不能解答的问题也越多，而且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学术和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之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由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1949年秋天创办的，学生人数不多，也都是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从此我变成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基础。P6-9

我求学所走过的路是很曲折的。现在让我从童年的记忆开始，一直讲到读完研究院为止，即从1937年到1962年。这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全部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1937-1946年，乡村的生活；1946-1955年，大变动中的流浪；1955-1962年，美国学院中的进修。

我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天津出生的，从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但是时间都很短，记忆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我的生活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10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这是我童年记忆的开始，今天回想起来，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一样。

让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故乡——潜山县官庄乡。这是一个离安庆不远的乡村，今天乘公共汽车只用四小时便可到达，但那时安庆和官庄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要三天。官庄是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穷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绝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们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对于幼年的我，这个变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内，我顿然从一个都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乡下的孩子。也就从这时开始，我的记忆变得完整了，清楚了。

乡居的记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冈，长满了松和杉，夏天绿荫密布，日光从树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我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时，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候躺在浓绿覆罩下的后山草地之上，听鸟语蝉鸣，浑然忘我，和天地万物打成了一片。这大概便是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一种境界吧！这可以说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乡居八九年的另一种教育可以称之为社会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热闹，到处都是人潮，然而每个人的感觉其实都是很孤独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风港，但每一个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岛，即使是左邻右舍也未必互相往来。现代社会学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独的人群”(lonelycrowd)，其实古代的都市又何尝不然？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说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但是在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是互相联系的，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都织成了一个大网。几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亲戚，这种关系超越了所谓阶级的意识。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或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但这样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记得我们余姓宗祠中举行过一次聚会，处罚了一个屡次犯规的青年子弟。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两个最重要的标准。这一切，我当时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于我的故乡和现代世界是隔绝的，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现代人类学家强调在地区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须身临其境(beingthere)和亲自参与(participation)，我的乡居就是一个长期的参与过程。

现在我要谈谈我在乡间所受的书本教育。我离开安庆城时，已开始上小学了。但我的故乡官庄根本没有现代式的学校，我的现代教育因此便中断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仅断断续续上过三四年的私塾；这是纯传统式的教学，由一位教师带领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因为学生的程度不同，所读的书也不同。年纪大的可以读《古文观止》、四书、五经之类，年纪小而刚刚启蒙的则读《三字经》、《百家姓》。我开始是属于启蒙的一组，但后来得到老师的许可，也旁听一些历史故事的讲解，包括《左传》、《战国策》等。总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于中国古书，一切现代课程都没有接触过。但真正引起我读书兴趣的不是古文，而是小说。大概在十岁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残破的《罗通扫北》的历史演义，读得津津有味，虽然小说中有许多字不认识，但读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义。从此发展下去，我读遍了乡间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荡寇志》(这是反《水浒传》的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我相信小说对我的帮助比经、史、古文还要大，使我终于能掌握了中国文字的规则。

我早年学写作也是从文言开始的，私塾的老师不会写白话文，也不喜欢白话文。虽然现代提倡文学革命的胡适和陈独秀都是我的安徽同乡，但我们乡间似乎没有人重视他们。十一二岁时，私塾的老师有一天忽然教我们写古典诗，原来那时他正在和一位年轻的寡妇闹恋爱，浪漫的情怀使他诗兴大发。我至今还记得他写的两句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诗句表面上说的是庭园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这位少妇偶尔来到私塾门前向他微笑。我便是这样学会写古典诗的。

在我十三四岁时，乡间私塾的老师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随着年纪大的同学到邻县——舒城和桐城去进中学。这些中学都是战争期间临时创立的，程度很低，我仅仅学会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一点简单的算术。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发源地，那里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诗文。所以我在这两年中，对于中国古典的兴趣更加深了，至于现代知识则依旧是一片空白。

大变动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在桐城。因为等待着父亲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读书，便在桐城的亲戚家中闲住着，没有上学。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别了九年的父亲会面。这里要补说一：父亲在战争时期一直在重庆，我是跟着伯父一家回到乡间逃避战乱的。我的父亲是历史学家，学的是西洋史，战前在各大学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沈阳，创立了一所新的大学——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经过北平，然后去了沈阳。

这时我已十六岁了，父亲急着要我在最短时间内补修各种现代课程，准备考进大学。1946-1947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读书，一方面在课外加紧跟不同的老师补习，主要是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现代科目。我在这一年中，日夜赶修这些课程，希望一年以后可以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个字汇是陌生的。这时我已清楚地认识到，我大概绝不可能专修自然科学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学方面去发展。好在我的兴趣已完全倾向于历史和哲学，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东北中正大学历史系。我的治学道路也就此决定了。

战后的中国始终没有和平，因为紧接着便爆发了国共内战。我在1947年底读完大学一年级上学期时，沈阳已在共军的包围之中，我们一家乘飞机回到北平。于是我的大学生涯又中断了。我们在北平住了十个月，然后又在1948年11月从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后，上海也被共军占领了。在这一年半的流亡期间，我自然没有上学的机会。

但是1948年在北平的十个月，我自己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波动。这是中国学生运动最激烈的阶段，北平更是领导全国学运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精心策划之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左倾”学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当时便是北大地下党的领导人，他不断地向我进行说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阵营”。这样一来，我的政治、社会意识便逐渐提升了，我不能对于中国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趋势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学的学生，因此从来没有参加过左派或右派的学生活动，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在左、右两极间摇摆不定。我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也深入地思考有关民主、自由、个人独立种种问题。当时的学生运动虽然由中共地下党员所策动，但在外面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内幕，他们仍然继承着五四的思潮，向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学”。我在北平期间所常常阅读的刊物包括《观察》、《新路》、《独立时论》等，基本上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不过那时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义者向中共靠拢，右翼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首，坚决拥护西方式的民主和个人自由。

我自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总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经历对我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对西方文化和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兴趣。我觉得我必须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历史，才能判断马克思主义的是非。

1949年夏天，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离开了上海，乘渔船偷渡到舟山，然后转往台湾。我是长子，父亲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这一年秋天，我考进了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从8月到12月，我又恢复了学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学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国近代史等课程之外，我更系统地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这个时期，大学校园的政治气氛虽已改变，但严格的思想控制还没有开始。我们还可以比较自由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不过越讨论下去，不能解答的问题也越多，而且也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的学术和思想的水平。

我本来是不准备离开中国大陆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亲从香港的来信，原来他们又从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终于留了下来，从此成为一个海外的流亡者。一个月之后，我进入新亚书院，这是我的大学生活中所走的最后一段路。

新亚书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学校，由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在1949年秋天创办的，学生人数不多，也都是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从此我变成钱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基础。

钱穆先生是中国文化的维护者，一般称之为传统派，恰恰与西化派是对立的。他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学术上有开辟性的贡献，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态度。坦白地说，我最初听他讲课，在思想上是有隔阂的，因为我毕竟受五四的影响较深。不过由于我有九年传统乡村生活的熏陶，对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我并无强烈的反感。到香港以后，我又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我继续承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对于钱先生的文化观点有距离，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中国史学上的深厚造诣对我的启示极大。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

另一方面，我也始终没有放弃对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求知欲望。我依旧希望以西方为对照，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一个世纪以来都在困扰着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我也继承了这一困扰。这不仅是学术问题，并且是现实问题。中国究竟应该走哪一条路？又可能走哪一条路？要寻找这些答案，我们不能只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也是不可缺少的。

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在20世纪有巨大的进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的进步是愈来愈专精，代价则是分得过细之后，使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怎样在分析之中不失整体的观点，对于今天研究历史的人，这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带着这许多不能解答的问题，我最后到了美国。

美国的进修

我在新亚时代，在钱先生指导之下，比较切实地研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与此同时，我又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和英国文化协会两个图书馆中借阅西方史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书。但我在香港时对西方学问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肤浅的。1955年到哈佛大学以后，我才有机会修课和有系统地读西方书籍。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在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

由于我从童年到大学时代都在战争和流亡中度过，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的、按部就班的知识训练，我对于在美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是十分珍惜的。从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时间在哈佛大学安心地读书。第一年我是访问学人(visitingscholar)，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严格的学术纪律的阶段。这一段训练纠正了我以往十八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依我前十八年的作风，我纵然能博览群书，最后终免不了泛滥无归的大毛病，在知识上是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创获的。尽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的运气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钱先生，在哈佛大学又得到杨联教授的指导。杨先生特别富于批评的能力，又以考证谨严著称于世。他和钱先生的气魄宏大和擅长总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锐利、分析精到和评论深刻。这是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学者典型。杨先生和日本汉学界的关系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宫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杨先生的鼓励之下，我也对日本汉学界的发展一直在注意之中。这又是我在哈佛大学所获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由于时间所限，关于在美进修的一段，只能简单叙述至此。我在学问上走过的路，以上三个阶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后来三十年的发展都是在这条路上继续走出来的，就不能详说了。

这本书汇集了我对余英时先生几次访谈的纪录。

我第一次见到“余英时”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我的同学好友，现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丁一川，拉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说是有一个读书讨论会。讨论会是由近代史所张小林研究员主持的，总共有十来个人参加。讨论的是余英时先生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当时国内出版余英时的著作还很少，这本书是近代史所油印的。我们知道80年代正值大陆兴起文化热，文化热的背后暗含着以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民主科学和法制来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思想，但对于西方文化的理解有些问题不够深入。而这本小册子中所谈到的“真实世界”与“现象世界”；“超越世界”与“内在超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所谈到的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但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恰恰为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精神源泉。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青年学子来说，倍感新鲜。我记得，从讨论会出来以后，我和丁一川还就此书的内容讨论了一番。虽然并不能完全消化，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受启发。

1992年，我因获得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lairs)的奖学金，负笈西游。年底时，与余先生联系，乃与妻子冰梅和时在新泽西(New Jersey)工作的姐夫李鲁一起去普林斯顿拜访余先生。当时李鲁驾车，穿过林木蓊郁的美国东部乡间路，步入辟庐丛窈的余府，余先生余太太热情接待了我们。当时聊了很多，余先生对国内的事情很关心，特别是时局的变化。但现在事隔二十年，内容已大多不记得了。只记得，余先生对于国内有人将他归入新儒家，很不以为然。我记得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诸如现在是“价值真空”等等。此外，余先生还问了我学业上的事，我对余先生说：“我不太喜欢国际事务，还是喜欢研究古典文学，特别是明清的诗词等。”大约聊了两三个小时，然后我们开车离开。在车里，姐夫和妻子对我的“右倾教条主义”开始“清算”，说我“应该说喜欢思想史”，说我“错失良机”。

后来转学到威斯康辛大学读书，与余先生时有联系。几年后，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在那里完成了博士论文《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1999年去普林斯顿大学面试，又见了余先生，送了一本我刚完成的博士论文给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又聊了很久。当时，正值钱锺书先生过世，余先生讲了不少与钱先生交往的旧事。此后不久，我又回到威斯康辛大学任客座助理教授，把自己的论文改写后，提交给了德国的华裔学志研究院(Institute of Monumenta Serica)。到了威斯康辛以后，与余先生通话，余先生对我的论文夸奖了几句，并允与推荐。我后来到《华裔学志》去做访问研究，倒是忘了问主编和院长马雷凯神父(Professor Dr.Roman Malek)，我的书的出版，是否因为余先生的推荐。不管怎么说，对于余先生的奖掖，我是心怀感激的。

2000年8月，我来到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书，新设计了一门课程，叫“中国古代思想与今日社会”，我当时的想法是给硕士班的学生介绍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些核心价值和理念，以及这些核心概念如何在今日社会中被检验，如何被重新诠释。课程的后半段也简要地介绍一些当代的思想史研究专家，如余英时、林毓生、劳思光、傅伟勋、刘述先、成中英等学者的论著。当时，《明报月刊》的编辑记者陈芳女士也在课堂上，她对课程的内容极有兴趣。

2006年12月，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奖(John W.Kluge Prize in 2006)给余英时先生。该奖项是由克鲁格先生赞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主持，颁发给人文学科领域中，诺贝尔奖所未覆盖的学科中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以肯定他们在学术研究中的终身成就。余英时先生是在前后三届获奖的五位学人中唯一的华人学者，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明报月刊》编辑陈芳女士于是要我对余先生作一访谈。2007年2月3日至4日，通过越洋电话，我对余先生进行了连续两日，长达五六个小时的访谈。在访谈中，余先生一再强调，学者之名宜只入同时学人著作的脚注中，而不应见诸报端。所以只讨论学术问题，而不涉私人及其它。访谈中，余先生随感而发，引经据典，其记忆力之惊人，思想之深刻，让我感佩不已。我因就访谈记录作了一番整理，其中着重在就知见所及问及余先生关于他治学的途径、经历、方法和重点，以及他对学术、思想、人文等方面的看法等等。没有想到的是，访谈稿记录下来之后，竟有三万多字，《明报月刊》乃分五期以连载的形式刊出。此即本书第一部分，《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在《明报月刊》刊出以后，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个访谈。像刘述先先生有一次就跟我说“访谈既周延，又深入”。其后，潘耀明先生又跟我说，他和几位朋友要创办一个新的刊物，叫《国学新视野》，要我索性再跟余先生访谈一次。我征得余先生同意，2009年4月26日，又通过电话访谈，进一步向余英时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是次访谈，余先生主要围绕着中西学术分类、“宗教”“哲学”“国学”等学术概念和范围等问题抒发了自己的意见。访谈之后，《国学新视野》因故未能出版，所以，访谈经整理之后，转由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主编之《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七辑)刊出。此即本书第二部分《宗教、哲学、国学与东西方知识系统》。2010年，潘耀明先生告诉我，《国学新视野》终于又出版了，并邀我就余先生的几次访谈，整理一部分论及国学与汉学问题的内容，在《国学新视野》第二期上又刊登出来。

2009年11月，中华书局徐俊先生受文学院的邀请，来浸会大学访问两周。徐俊先生看了几处发表的访谈稿之后，非常感兴趣，希望在中华书局出一本单行的小书，收入我对余先生访谈的全部内容。并且希望我再对余先生访谈一次，着重在余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其对东西方学术异同的观察等方面。在征得余先生同意之后，我在2010年3月20日与2011年4月9日，对余英时先生又作了两次越洋电话访谈，成为本书第三部分《治学门径与东西方学术》。

这前前后后，我与余先生就访谈的事，通话不知多少次，承余先生不惮其烦，一再接受我的访问，又仔细认真地改定文稿。

后来，中华书局的李静女士又建议，将余先生以前写的《我走过的路》放在此书卷前以为代序。由于内容相关，余先生提议加入刘梦溪先生的访谈《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承蒙刘先生慨允，使本书得以完美。

从访谈中，我实获益良多。在此对余先生由衷地感激。也要多谢徐俊、潘耀明、刘笑敢三位先生，以及中华书局的李静、《明报月刊》的陈芳女士，为我提供了这么个难得的机缘。再有浸会大学中文系的梁思乐、李俊桐同学也都参与了访谈录音的录入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陈致

2011年12月

于香港浸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