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本书就是他的评传，分上下两篇。上篇介绍了他的生平，下篇评论他的思想。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叙述刘知几的生平，介绍了他的时代、家世、生平活动及学术成就，着重叙述其撰写《史通》的动机、条件、经过和成就；下篇评论刘知几的思想，就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渊源、政治伦理思想、历史观和方法论、《史通》之构思、史流史体论、国史结构论、史料论、史笔论、史家修养论及其历史影响等作了评论，系统全面，新意屡出。篇末附有年表。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上篇 刘知几的生平

 第一章 命世大才

一 时代需要

二 史学志趣

三 史学同道

 第二章 私撰史通

一 史馆遭遇

二 商榷史篇

 第三章 著述传家

一 修史论经

二 著述传家

下篇 刘知几的思想

 第一章 学术思想渊源

一 学术渊源概观

二 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传统

三 发扬王充的战斗风格

四 刘勰史传篇的启迪

 第二章 政治伦理思想

一 孔子观

二 对估家政治伦理观的认识

 第三章 历史观和方法论

一 历史观

二 方法论

 第四章 《史通》之构思

一 撰《史通》的动机

二 《史通》之通

三 《史通》的整体构思

 第五章 史流史体论

 第六章 国史结构论

一 抑马扬班

二 评纪传史源流

三 评纪、传

四 评表、志

 第七章 史料论

一 关于史料学的思路

二 史料学理论

三 史料的分类和史料学的应用

 第八章 史笔论

一 文史异辙

二 文人不能修史

三 史家文风的基本要求

 第九章 史家修养论

 第十章 历史影响

附录

一 刘知几年表

二 参考书目

索引

一 人名索引

二 重要词语索引

刘氏《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立志史学事业的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毅力、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积累。

“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在这方面，知几与他人并没有多少相异之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那些官宦书香之家，都是对子女实行家教。知几在十一岁时，其父授《古文尚书》而其业不进，转授《左氏》，却欣然领会，不能不说知几对史书有缘分。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知几在幼小的心灵里，喜欢听兄长讲历史的故事，这有可能；如果说知几当时就立志当一名史官，像他的从祖父那样为大唐修史，在他这样小小年纪，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史传缺书，十一岁之前的刘知几的幼小心灵中到底埋下了些什么种子，在其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就知几自己所言，读《古文尚书》其业不进，转读《左氏》欣然领悟，自不难理解。前者文字艰琐，内容乏味，后者文字优美，内容生动，写战争，状人物，叙事件，情趣横生，这是历史书容易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初学的幼年学子。知几是在读经史的实际感受中接受了历史书，而在读历史书的过程中又逐步为历史书所吸引，从而加深了学史的兴趣。阅读历史书，不断增长着知识，而求知的欲望愈强，学习积极性愈高，毅力日增，视野日广。《尚书》是儒家经典，也是史书，《左传》是史书，也是儒家经典。知几撰《史通》，把《尚书》、《左传》都视为史学流派之一。看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左传》之引人人胜的历史叙述而把知几带进史学的王国。自然，父兄的教育为他步入史学的殿堂准备了条件，特别是其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顺其心情，因材施教，在关键时刻起了积极作用。

刘知几的读史生活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他既不是那种过目成诵的所谓“神童”，也不是不学而能的所谓“先知”，其学业的进益要靠辛勤的汗水，不断的追求。在这里，顽强的毅力是他成功的条件之一。如果说他夭质特优，也绝不会有读《尚书》“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一说。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这是多么大的读书量啊！《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之书凡817部，13264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自撰《史通》，引用文献则不少三百余种。比如，引用《尚书》五十余条，《春秋》一百余条，《左传》一百条，至于《史记》、《汉书》，则俯拾即是。史书读那么多，那么熟，这实在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唯读史，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父兄教育他“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这是经师们解经注经的道路。《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自首而后能言。”道出了汉代儒生章句之学的弊端。魏晋已降之义疏之学，曾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是汉代以后经学态度的体现，正是“博观义疏，精此一经”的路数。读书人坚持“述而不作”的圣人遗训，好像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领悟古圣先贤的遗言，采取经书笺注的形式，把自己的理解记下来，世代相传，始终兴旺不衰。他们讲师承，重家法，宗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这种经学的烦琐形式主义扼杀了思想生机，阻塞了科学探索。封建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走了这条治学道路，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图挣脱它，刘知几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来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不假师训”的独立性格和自主精神。这种思想性格和学术作风生根在一位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开花、结果：对其一生为人、为学、为政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有了这质疑精神、批判精神，他能不以先圣前贤的是非为是非_’敢于独立思考，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思想品格是刘知几终生从事史学批判、史学总结之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熏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科举制是隋唐出现的新事物，进士科是科举中的一个重要科目，起初同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诸科并列，列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它就超过别的科目，在整个唐代科举试中，名声最响。高宗、武后时，进士登第开始为士大夫官僚所羡慕。诚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摆在知几面前的光明之路，只有是通过科举制度才能获得，或为政，或为学，皆是如此。

“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这反映了他夙好史学的志趣，也概括了他学习的实践。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P18-21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