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名获得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他秉笔直书，触及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一部将人间大美与催泪悲情写到淋漓尽致的报告文学集。

比何建明、王树增、苏童的报告文学更有气场。

陈晓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桂希恩（感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沙拉（罗斯蒂克兄弟钻石公司首席驻华代表），一个个震撼我们灵魂的人物。

他们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存在于最平凡中，百姓是天，让天说话。

《让天说话》是朱晓军写的第七部书。作品关注民生、民心和民情，呼唤社会道德，呼唤做人良知，触及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直接接地气、接民气，跟民心相连。

《让天说话》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名朱晓军的报告文学集，第一次把朱晓军的经典报告文学一网打尽。《让天说话》包括五篇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犹太母亲是这样打造千万富翁的——对中国妈妈的批判》、《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大海是这样被感动的》、《让天说话》。

一个个平凡的人物，却震撼我们的灵魂，透过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内伤、隐痛和反思，良心学者朱晓军为“小人物”发振聋发聩之声，给我们一面认识社会的镜子。

天使在作战

犹太母亲是这样打造千万富翁的——对中国妈妈的批判

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

大海是这样被感动的

让天说话

天使在作战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9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至今享受着“工人编制，农民待遇”，没有经济收入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四金”。

“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进行假治疗，这已成为一种潜规则。在医疗系统中，这个过程几乎就是各方牟取利益的流程图。”她说。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

有人说她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有人说她就是中国的“唐o吉诃德”，也有人说她是啄木鸟，在啄害虫。她家的保姆却说：“陈医生是在拿石头砸天。”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她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她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地进攻……

2006年3月，人民的总理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

住房、教育和医疗，这是中国百姓最关注的三大焦点。

住房关系着人们生活的质量，教育关系着人们未来的生存状态，医疗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

人，在医院降生，回到医院辞世。医院是生命的始点，也是终点。

佛家认为，人生有四苦——生老病死。这“四苦”都需要医生帮忙解弭。医生在病人的眼里是神圣的，西方将医生誉为白衣天使，东方则将医生视为菩萨。

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在生命的苦旅上，医院是驿站，谁都免不了要跟医生“亲密地接触”。张洁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道，母亲在开刀手术前，拉着医生的手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在病人的眼里，医生是最亲的亲人。他托付给医生的是生命。生命是一切的平台，失去了生命，权力、金钱、爱情、事业、未来，还有家人的幸福都要归零。因此，不论什么人站在医生的面前都要虔诚、敬服和信赖。不想信赖也要信赖，你别无选择。生命都交人家去打理了，再掖点儿藏点儿还有什么意思？

亲人，是需要双方承认才能确定的。无论希波克拉底誓言、《赫尔辛基宣言》，还是中国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都认为，对医生而言，病人的健康高于一切。医生要对得起病人的那份信赖。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医生首先要有慈悲同情之心，决心解救百姓疾苦。若有人求医，不要看他的贵贱贫富，老少美丑，恩怨亲疏，国人洋人，智商高低，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也不能瞻前顾后，先考虑自己的利弊和生命。

“这些医生究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还是撒旦派来的魔鬼？”

在20世纪末，几千年来的信赖动摇了，从没有过的疑惑出现了。病人将医生一分为二，一类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另一类是劫财害命的“白衣魔鬼”。在“白衣魔鬼”的眼里，疾病就是他的钱口袋和来钱道儿。他们要跟疾病狼狈为奸，密切勾搭。落在他们手里，小病会搞得你倾家荡产，大病让你家破人亡，健全的让你缺少“部件”，残缺的让你支离破碎……

老百姓愤愤地说：“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卖药的并不可怕，只要捏紧钱包死活不撒手，他就没辙。最可怕的是医生，他说你有病，你没勇气否认；他要你服这药，你不能买那药。有时，你明知那种药药价虚高，医生会得到回扣，还得咬牙买。破财免灾，这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可是，“白衣魔鬼”的逻辑却是破财招灾。他们将谋财害命的游戏已玩到了极致。俗话说：“倒霉上卦摊。”那是自找挨骗。如今是倒霉上医院，那是无奈，有病拽着，不去不成，明知被宰，也要拎着钱袋子自己送上门。

Who（谁）？“白衣天使”还是“白衣魔鬼”？当病人在医生的对面坐下，心里难免要打鼓。

有的医生委屈地说，医生倒霉就倒在媒体上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败类只是少数。也有医生很客观地说，现有的医疗体制就这样，我们不宰病人，医院就要宰我们，不仅让我们拿不到工资和奖金，甚至要“炒”我们。谁不想当孙思邈、希波克拉底、白求恩，可那样在医院混得下去吗？

天使和魔鬼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就像李逵容不得李鬼。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是一场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较量。

正义终归要战胜邪恶，世界不可能划归魔鬼，中国的医疗界也不可能让“百年魔怪舞蹁跹”。可是，人们要记住天使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

为什么要把光量子说成激光？医院怎么可以骗病人？从医28年，陈晓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困惑，这么迷茫，这么痛苦。

1997年7月24日，这本来是个寻常的日子。寻常的日子就像从树上飘落溪流的树叶，打个旋儿就冲走了。可是，这片树叶却滞留在陈晓兰的心里，漂不走了。

早晨6点，她就上班了。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地段医院的办公区还沉浸在梦境。理疗科位于办公区，距院长和书记的办公室仅几步之遥。她打开门，来苏儿味扑面而来，理疗器械和理疗床像一群乖孩子似的迎接着她。她将它们一一看过后，换上白大褂。在所有的衣服中，她最喜欢穿的就是这白大褂，几十年来怎么都穿不够。女儿说过，妈妈穿白大褂最好看，最像医生。

医生不是演员，不是演出来的，是做出来的。为做好医生，她坚持提前一小时上班，拖后一小时下班。在给病人治病前，医生需要一个心理缓解，来净化心绪。不是所有病人都能在工作时间出来的，晚下班一个小时，一些病人就可以在下班后来看病了。

“陈医生，×科的医生非让我扎激光针不可，我不扎他就不给我开药。”开诊后，一位老病人上来对陈晓兰说，“光扎一针激光针就要40元，再加上药费就得100多元。激光针扎上后不仅很痛，还浑身颤抖……”病人信赖她，看病时遇到问题都会找她商量。

“激光针，什么激光针，我怎么不知道？”陈晓兰疑惑地问。这时，理疗床躺满了病人，她脱不开身，只好让护士到注射室取一份说明书来看看。

陈晓兰将说明书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据说明书介绍，这种疗法能够降低血黏度，增加血氧饱和度，适用于治疗脑血栓、脑动脉硬化等症，是一种先进的医疗器械。

“那激光针一扎，人就抖起来。”旁边的两位病人说道。

一个病人抖，两个病人抖，怎么病人都抖呢？是输液反应，还是器械的问题？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她给病人处置好，下楼去了注射室。

狭小的注射室弥漫着浓重的臭氧味儿，输液的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坐着。陈晓兰说，她想看一下“激光针”。手忙脚乱的护士抬手指了指：“这就是。”她走过去，弯下腰，仔细地打量着那个像月饼盒似的器械，那上面有“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几个字，与之配套的是“石英玻璃输液器”。在输液前，先对药液进行充氧，然后让含氧的药液流经治疗仪，经激光照射后输入病人的静脉。

蓦然，她见那盒子上印有“ZWG-B2型”一行字。一年前，在晋升医师职称时，她申报内科、外科或者儿科医师，可是医院却非让她申报医技类医师。申报医技类医师是要考医用物理学的，这对1968年中学毕业，没有学过物理的陈晓兰来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她知道，自己得罪了院长，院长在刁难她。她想去找区卫生局讨个公道。“如果你有本事就考出来，没本事就别丢人现眼。怎么那么没骨气，像是跟人家讨饶似的，”爸爸生气地说，“真不像是我的女儿！”说完，爸爸妈妈就不再搭理她了。她只好硬着头皮考了医技类医师。参加辅导班学习时，她每次都早早去，坐在第一排。老师在上面画，她在下面画。可是，老师讲的是什么，画的是什么，她都不明白。好在课后爸爸给她辅导，妈妈托人帮忙找了一位大学的副校长给她补习。结果，有许多读过医用物理学的医生都没考及格，她却考了86分。

陈晓兰直起身子，当着病人的面对护士说：“这哪里是激光？回家查查字典吧。”说完，转身回理疗科了。

金钱的能量往往是无法估量的，它可以把冰冷变成火热，也可以让火热变成冰冷。如果你是医生，只要在处方上写“激光针”三个字就可以赚钱，在“激光针”的后边写1就可以拿到7元钱，如果写7，就可以将49元畅畅快快地收入囊中，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感觉天上掉下一只钱口袋？对，那些汲汲于捞钱的医生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他们拼命地向病人推荐“激光针”，甚至逼病人就范。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动地球。”钞票改变了医生的支点，“激光针”在广中地段医院流行起来，在狭小的注射室外病人排着长队等候扎“激光针”。

“你昨天是不是讲了一句影响医院经济效益的话？”第二天早晨一上班，院长悻然过来问罪。

“没有呀！”陈晓兰莫名其妙地看着院长。

“你是不是讲过光量子不是激光？”

“是啊。”她恍然大悟，“光量子确实不是激光，那上面不是写着'ZWG'吗？那是'紫外光'三个字的汉语拼音缩写。”说着，她拿出书来，跟院长解释道：“激光和紫外光，一种是受激辐射发出的光，一种是自发辐射发出的光，二者的物理性能是不一样的。”

她抬头，发现院长已气呼呼地走了。她望着院长的背影，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医院为什么非要把紫外光说成激光。难道激光就等于高科技？近年来，激光在普外、心脑血管、泌尿、口腔、妇科、耳鼻喉、眼科、肛肠科都被广泛应用。将“光量子”说成激光，病人容易接受，觉得多花40元钱值得，如果说是紫外光，病人就会觉得物非所值。

可是，紫外光不是激光。医院怎么能欺骗病人，医生怎么能说谎？苦恼会让人思索，思索在不经意间就会推开意想不到的柴扉。药液经紫外光照射后会不会发生药性变化？她疑惑了。“药物可以用紫外光照射吗？”她打电话问老师和上海有名望的医生，多数医生都认为不行。

“光量子”像光阴冲不走的淤泥滞留在她的心头，堵得难受。她是一位行医严谨、恪守规范的医生，为此深受病人的欢迎，写给她的表扬信像春风中飘飘洒洒的花瓣。按医院的规定，医生上交一封表扬信奖励2元钱。她却把表扬信锁在抽屉里，拒不上交。她认为，医生就应该为病人治好病，就应该像对亲人那样来对待病人；不论医生待病人怎么好，只有不够，没有过分。医生给病人看好了病就要受到表扬，那就像赞扬裁缝“非常会做短裤”一样，让人耻笑。

陈晓兰性格内向，不善交际。每天上班后，她除上厕所之外，从来不离开诊室。可是，同事却非常喜欢在她那儿坐坐，她那儿不仅有几张舒适的理疗床，还有她这位乐于助人的医生。她心灵手巧，不仅理疗室的一些器械是她自己做的，而且同事的雨伞、拉链等东西坏了，她都会一声不吭地给修好。她淡泊名利，在医院，人们往往会为半级工资打破头，她却把两次涨工资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她从来不主动讨好领导，也不跟别人拉关系，却在医院口碑极好，每次选先进，她都全票通过。

可是，她却感到自己在医院越来越“水土不服”了。从医28年，她从来没有这么困惑过，这么迷茫过，这么痛苦过。

一位病人死了，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医生给她开的那瓶药——过期失效的药。面对这种图财害命的医疗腐败，她怎么能够保持沉默？

28年前的上海北站，知青们在跟亲人告别，月台上泪雨纷纷。爸爸、妈妈、奶奶，还有一些亲属簇拥着身高只有1.48米、梳着两只小抓鬏的陈晓兰。大家目光依依，泪水滚落。她刚满16周岁，从来没有一个人出过门。她感到很新奇，欢心雀跃，喜笑颜开，好似不是去江西安福县插队落户，而是去北京大串联。

“呜——”的一声，知青专列呼啸着驶离上海，车窗外的爸爸、妈妈还有奶奶的慈爱面容不见了，小弟跟着火车跑动的身影也像一片落叶似的刮走了。陈晓兰“哇”地咧开嘴——哭了，蹦着跳着喊着要下车。带队的老师哄了一阵子，才把她哄住。

车厢愔愔，沉沉闷闷，知青满脸黯然。陈晓兰在厕所里，像个孩子似的跳高去摸上面的一根管子。一下，两下，三下，她摸着了，开心地笑了。她出生于上海滩家道从容的读书人家，父母都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家里有五十多位亲属遍及海外，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文革”前，她家不仅拥有一幢三层小楼，还有两个保姆和自己的裁缝、医生。那时，她看弄堂里的小朋友踢毽，就跑回家把奶奶的金戒指拿出去当毽踢。

有人吃饭了。吃饭也会传染，本来没什么感觉，突然看见别人吃东西就饿得抓心挠肝了。知青们纷纷从行囊里取出吃的，摆放在茶几上，摆出与这些吃的决战的架势。陈晓兰的行李很沉，可是里边没多少能吃能穿的，有的是榔头、锯子、刨子，规格不同的凿子，什么七分凿、五分凿、三分凿；有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等药物，还有听诊器、止血钳和一个布娃娃。

她从小就想像表姨那样身穿白大褂，做一位医生。她最理想的是做外科医生。爸爸说，当外科医生要心灵手巧，不仅能缝缝补补，还要有木工、钳工的手艺。为此，她买了一些木工工具，在家里“吱嘎吱嘎”地锯木头，“乒乒乓乓”地做凳子、椅子。

陈晓兰天真地望着车窗之外，想象着自己背着药箱，行走在纵横的田间小路上。她笑了，笑得很甜……

火车终于到站了，她跳下车，就像只欢快的黄鹂跑去逮蚂蚱去了。咦，蚂蚱都是绿的，这里的却是黄的，太好玩了，逮几只拿回去给弟弟。老师终于把她喊了回来，见她小脸上蹭着红色的泥土，掏出手帕给她擦。擦着擦着，几滴泪水滴落在她的脸上，老师哭了。来接他们的贫下中农挑着知青的行李，像背孩子似的背起陈晓兰，沿着山上的羊肠小路向山村走去……

陈晓兰以为插队的地方肯定缺医少药，没想到那里不仅不缺医，居然还有两位权威。一位姓廖，是华侨，在德国学成后，不远万里回来报效祖国，结果被“造反派”打成了特务，流放到乡村；另一位姓朱，曾是江西省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他出身不好。下乡后，陈晓兰当上了赤脚医生，师从这两位“反动学术权威”，开始了医务生涯。老师是监督改造对象，在她面前却是很严厉，要求她一招一式都要符合规范，不得有半点儿偏差。是啊，医生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哪能容得半点儿粗心和马虎？

20年后，在上海一家大医院的手术室里，没有剪刀、止血钳、托盘的尖锐的碰撞声，无影灯也关了。在一个僻静的角落，传出手术刀在肌体上划动的声音。陈晓兰捧着一条腿，按廖老师当初教的姿势在解剖。这条腿刚刚从病人身上截下来，还没僵硬。老师让拿包扎和填单，她却用它来温习老师讲过的人体结构。表皮剖开了，肌肉剥下了，血管却怎么也剥不下来，因为没有弹性和韧性，一碰就断。她执著地剥着，时间悄然而过。“这是德派！”突然，老师站在她的后面，望着她的姿势和动作惊讶地说。

廖老师教她的不仅是标准的“德派”，还有作为医生应有的医德医风。简陋的公社卫生院，一位蓬头垢面的患有肺炎的病人蜷曲在病床上。突然，病人呕吐起来，陈晓兰本能地躲开了，廖医生却迎面冲过去，将病人抱坐起来。呕吐物一股股喷射在廖医生的身上，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儿。病人吐完了，望着廖医生衣襟上的秽物，难为情了。廖医生却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吐了就好了。”她劝廖医生赶紧把脏衣服脱掉。廖医生却摆摆手，直到把病人安置好了才去换衣服。廖医生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当病人躺着呕吐时，要马上把他扶起来，这样当他吐完第一口后吸气时，才不至于把呕吐物吸入气管，造成窒息。否则的话，不仅病人很痛苦，医生抢救起来也很费事。不要当着病人的面就把吐脏的衣服脱下来，那会加重病人的心理负担。医生是属于病人的，要时时刻刻为病人着想。

爸爸对她说，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单词。你要经常想想，凭你的医德医术配得上这个称呼吗？做医生的，心里应该装着病人，哪能唯利是图？

P1-10

赶个晚集

虽然《让天说话》是我写的第七部书，可是为自己的书作序却是第一次。这样也就使这本书在我的心里点染了郑重其事的色彩。

我的报告文学起步很早，第一篇写于1984年。那一年是我人生拐点——弃工从文，由哈尔滨工程机械制造厂调到一家杂志社，女儿也在那年出生。那几年，我特别想在报告文学上有所作为，整天捧着徐迟、理由、苏晓康、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读。可是，我的报告文学不仅跟女儿一起成长，反而在第一篇发表后就转写特稿。

第二篇报告文学写于2002年。那年，鸡西矿业集团公司城子河煤矿发生特大矿难，124人遇难。这一矿难震惊全国，遇难者名单上不仅有城子河煤矿的矿长，集团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还有总经理——赵文林。矿难发生一周后，在各路记者纷纷撤出鸡西之际，我逆流而上，赴鸡西采访。特稿的时效性不像消息那么强，需要的不是争分夺秒，而是深入采访。我在鸡西跑了五六天，采访了包括赵文林遗孀在内的十多位遗属，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特稿《6·20矿难第一责任人的悲情人生》。刚调任《北京文学》执行主编的杨晓升听说我采访过鸡西矿难后，约我接着再写一篇报告文学。

我认为，报告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的顶峰已出溜到新世纪初的低谷，已没有多少读者了。另外，报告文学的稿酬低微，仅有特稿的十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往往连差旅费都不够。特稿写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报告文学不仅要有情节，还要有人物和背景，容量比特稿大得多，要将特稿改写成报告文学的话还得深入采访，我有点儿不大情愿。晓升不仅是一位好主编，而且还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优秀编辑，他一遍遍来电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于是，我又去鸡西采访十多天，并且深入巷道。回来后，写下3万多字的报告文学《让天说话》。这篇报告文学写得很苦，前后写了两个多月，用了相当于五六篇特稿的时间和精力，交卷时还不甚满意。不料，发表后报刊纷纷要求连载，我谢绝了。我非常感谢晓升给了我重返报告文学的机会，在写赵文林的日子里，我逢人就讲鸡西矿难，讲赵文林。我讲得《大雪无痕》的副导演康宁眼泪汪汪地一再表态：“朱老师，你写电视连续剧剧本吧，我来执导。”

我刚完成电视剧故事梗概和分集提纲，女儿被保送到浙江大学，我的人生又出现拐点——我被浙江理工大学作为人才引进，从事写作和编辑学教学。接下来的两年，我的写作时钟停摆了，每天忙于备课、讲课和申报课题。从小受父母的“干啥吆喝啥”之教诲，我做编辑时想当出色编辑，不仅读编辑出版方面的书，写学术论文，在编辑实务方面还特投入；当教师，我特别想像其他教授那样写论文做课题，拥有丰硕的科研成果。两年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不该丢掉写作，应该继续写下去。

2006年春，我采写了第三篇报告文学： 《天使在作战》。这篇报告文学在《北京文学》发表后，《北京青年报》、《深圳晚报》、《南方日报》、《今晚报》、《大众日报》等媒体纷纷连载，先后获得“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大奖”、“新世纪第三届北京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荣誉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五个奖项，主人公陈晓兰医生被评为“影响中国医改进程的二十人”之一、央视“全国2007年度法制人物”和“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

接下来，我又写了中篇报告文学《大海是这样被感动的》、《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犹太母亲是这样打造千万富翁的——对中国妈妈的批判》和长篇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节选）被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年鉴》 （2008）， 《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进入“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天使在作战》获奖后，我接到时代文艺出版社编辑李天卿的电话，提出给我出版报告文学集。我特别高兴，爽快地答应了。东北是我的家乡，我生于沈阳，长在黑龙江，并且在哈尔滨生活和工作了将近30年。家乡出版社出版我的报告文学集，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此后，有几家出版社的编辑提出出版此书的要求，我都一一谢绝了。

 母亲经常说我“起大早赶个晚集”。还好，总算赶上了“晚集”。在此，我特别感谢我的报告文学责编：杨晓升、刘茵、脚印、萧立军、李凤臣、吴双、王晓华等人，如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就没有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