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西夏史》由唐荣尧著：精心打捞秘藏中华历史中的一段史诗，细致书写，破解北宋之侧的一个神秘王朝。十多年沉身史籍研究，二十个省区田野调查，年轻新锐的人文历史记者唐荣尧倾情奉出十年研究巨著，告诉你不知道的西夏王朝。

这本《西夏史》由唐荣尧著，是一部好看的历史书。

《西夏史》献给那个遥远的、逝去的、神秘而灿烂的王朝：大白高国，以及想了解这个王朝的读者们。希望本书能带您走进一个秘藏于历史深处的王朝并探索它的身世荣枯。品味它独特而美丽的历史画卷。在您阅读结束时，会不禁轻声叹道：“这就是西夏！”

第一章 《山海经》起探，从誊到羌

 第一节 《山海经》里的隐地：夏商周的威胁

 第二节 阿尼玛卿雪山下，以羊为美的族落

 第三节 2500多年：汉羌之战中的硝烟

 第四节 一把尖刀，3000公里之外而来的鲜卑背影

 第五节 走进吐谷浑王之帐的羌女：念

第二章 360年的流迁之歌

 第一节 党项羌，一个族群的乳名

 第二节 黄土深处，200年间滋生的战歌

 第三节 两个女性背后：契丹与党项的较量

 第四节 李继迁时代，41年的帝国胚胎期

 第五节 帝国前夜，李德明的左手军事、右手贸易

第三章 嵬名元昊，帝国之舰的启航

 第一节 出场，200多年的军人世家

 第二节 贺兰山下，筹建西夏的政治心脏

 第三节 利剑，席卷西部的党项旋风

 第四节 西夏之生：贺兰山下的白色王朝，

 第五节 酒杯中的沉醉，香枕旁的沉迷

第四章 从蕃书到死字的600年

 第一节 一个谜团，“国宇”横出

 第二节 “会说话的碑”和“伟大的塔”

 第三节 纸里纸外，600年的文字之旅

 第四节 方塔下的秘密：最古老的活字印刷技术

 第五节 破布新生，西夏的造纸技术

第五章 上升的轨道

 第一节 立国前期，母后当政

 第二节 沿着上升的阶梯，帝国的成长

 第三节 宋、辽、夏的“三国演义”

 第四节 新的对手，来自东北的一只“海东青”

第六章 雄峙中原，帝国的巅峰

 第一节 西夏的成年，54年的文治

 第二节 打开窗户，善学的王族和王朝

 第三节 一朝酒香，半国颓靡

 第四节 风俗和风情的画卷：生活方式

 第五节 西夏瓷，中国陶瓷史记载上的缺席者

第七章 西夏战事

 第一节 马背上的岁月，龙形版图的奠基和稳固

 第二节 草丛间的血：草原帝国的较量

 第三节 50年战争，夏宋中期的交锋

 第四节 司马光的四患与150年宋夏的战争结束

 第五节 骑影刀声：马背上的装备，

第八章 文臣的脉传：以儒治国

 第一节 张浦，帝国奠基时代的谋臣

 第二节 野利仁荣，创建西夏文字的开国功勋，

 第三节 一代谋臣：张元的军事谋略

 第四节 斡道冲，西夏的儒学大师

 第五节 高智耀，贺兰山中走出的大儒

第九章 乱世红颜：阴谋与爱情

 第一节 从寺院到皇宫，风流皇后的俗心佛愿

 第二节 游弋在爱情与王权间的婉歌

 第三节 西夏天幕下：女人的战旗

 第四节 皇室丽影，从天都山到贺兰山

第十章 塔影佛声：飞翔的佛膏

 第一节 佛教薪火，盛传西夏

 第二节 高原来的佛音，移动的佛迹

 第三节 贺兰山下：一地塔影，一地佛印

 第四节 经影佛声里的皇室女性

 第五节 敦煌之藏，安西之远，

第十一章 帝国的黄昏：斜阳里的惆怅

 第一节 午后的征兆，下行轨迹的书写

 第二节 侧面的不安，崛起的蒙古牧帐

 第三节 帝国的下午，皇座上的梦想者

 第四节 黄昏挽歌，铁骑过后的残局

第十二章 最后一滴血：西夏之死

 第一节 西夏的命门：蒙古人的一击

 第二节 天骄亡曲，“上帝之鞭”的断折

 第三节 帝国之死，贺兰山下的证词

第十三章 一地背影：探寻述亡者的足迹

 第一节 “西吴尔王朝”和澜沧江边的西夏古寺

 第二节 云贵高原，泸沽湖面上的西夏迷雾

 第三节 世界之巅，中尼交界的夏尔巴

 第四节 额托克草原和阿拉善高地的唐古特

 第五节 从祁连山到天山，归顺元朝的西夏遗民

 第六节 中原和江南，西夏后裔融没的面容

附录 西夏历史大事记

后记 心怀尊重的写作或精神旅行

第一节《山海经》里的隐地：夏商周的威胁

当夏朝和殷商王朝出现在中国历史大视野中时，在今天的青海湖到黄河流经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一带辽阔的草原和河谷地域，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族群，这些人因为生活在《山海经》记载的基山周围，也因此被称为“拳人”，他们是古老羌族中的一支。

公元前2205年的夏天，今山西省夏县一带的部落酋长推选姒文命为大首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公元前2198年，姒文命大会各诸侯部落于陕西省潼关，将逐渐强大的部落扩张重点转向中原一带。不久，姒文命在今河南省的伊川境内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夏朝的另一个年轻人任益被诸部落酋长推举为夏帝。姒文命的儿子姒启在嫉妒和失意中杀死任益，成为夏帝。夏国制定的推选制度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开始了。

这一时期，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和贵德县、尖扎县一带的草场上，牛羊在高原上缓缓行走，牧人们跟随着牛羊的脚步移动着自己的驻牧地：夏天，他们在地势较高的水草丰茂之地放牧；冬天，他们就走向河谷地带，在大雪弥漫中远望白雪皑皑的阿尼玛卿雪山，聆听着大地上的寂静。《山海经》卷二《西次三经》中记载这里是“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日峚山”。峚山在积石山西边，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拉脊山一带。生活在这里的人，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生活在峚山的人”——峚人。

4000多年前，峚人是古羌人的一支。他们在高原上将野牦牛驯化成家养牦牛，那些今天散布在高原上的藏系羊和藏马，也是他们驯化的成果。随着放牧范围的扩大，他们逐渐被相邻地区的人认知。生活在内地的人在神话时代就认为在西方有一座峚山，那里生活着一个叫峚人的族落，强大且勇猛。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禹从黄河上游开始治理，生活在那里的峚人被征调进治水者的行列。随着治理区域和范围的扩大，禹带着这些人逐渐离开他们生活的地域，沿黄河而下。

随着放牧、交往范围的扩大，峚人逐渐走进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交界地区。他们带着戈形状的武器扩大着生活范围，他们居住在“形如堂一样的山里”。所以，甲骨文中称他们为“峚”：表示堂内堆放着戈一类的武器。

黄土高原西部地区逐渐成了峚人驰骋的天地。有一支峚人曾经扩张到今甘肃省中部、宁夏南部的大片地区，在今甘肃省灵台县一带建立了政权，被夏朝称为“密须国”。灵台县白草坡乡曾经出土过一个青铜尊，上面有“子峚做母辛尊彝”的铭文字样，其中的“峚”字的字形正如《说文解字》中说“山如堂者从山，宓声”。这里的“山如堂者”恰好是峚字的原意。“峚”字在战国以后逐渐也被“密”字代替，以致《说文解字》《尔雅》等书籍中称“峚山”为“密山”。《尔雅》中说：“密，康静也。”《尔雅》中将这些人称呼为“峚人”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康静”——他们是生活在宁静之地的人，二是指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形如堂”的山。再后来，西晋郭璞注《穆天子传》、唐代李善注《游天台山赋》等，均将“峚山”改为“密山”，峚人在汉文献中也逐渐被“密人”代替。

密须国逐步对夏、商政权构成了极大威胁。商朝武丁三十二年，峚人对商朝发起进攻，商朝经过3年才平定了这场来自峚人的侵扰。殷商晚期，峚人一度成了殷商政权西部的主要威胁。

公元前944年夏天，周共王姬繄扈带领大臣前往泾水一带游玩，密须国的君主康公迎接并陪同共王游玩。姬繄扈身边的3个美女被康公的英俊、帅气以及勇猛打动了，于是出现了甲骨文中“三美女奔康公，康公未献于姬繄扈，姬紧扈乃灭密国”的记载。这是中国历史记载中最早关于周王朝和密须国之间因为美女而爆发的战争。

向东翻过积石山的峚人，也有一支在迁徙过程中抵达岷山、岷江流域一带，成为今天生活在那里的羌人先民。在羌族文献中，岷山、岷江一带的羌族人往往自称为“米”“弥”“日玛”“尔玛”等。“米”“弥”“日玛”“尔玛”类似汉语中“民”的意思。《后汉书》等也将羌族称呼为“迷唐…‘迷吾”。后来的藏民将峚人曾经生活的地区的人也称为“mi nia”，将后来的西夏王朝或西夏臣民也统称为“mi nia”。不仅民间如此，在五世达赖的《史荟珍筵》中，也将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称呼为“mi”；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将生活在洮河上游的羌人建筑的城堡记载为“迷和城”；藏族人称呼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党项羌人为“mi-nia-k”(密纳克)，是明显带有歧视意义的“黑人”或“黑民”的意思，这种说法常常被唐代文献引用，在《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中称之为“黑党项”。

青海海南藏族地区一直保留着峚人的称呼，并将他们生活的地区称为“郭峚”“果迷”等，至今仍有郭密千户地区等。《明太宗实录》中就称呼这里的百姓为“果迷(郭密的音转)卜咂族“，后来称呼为“思果迷族”。这些峚人后裔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省海南州的黄河以北的曲什安河、恰卜恰河、伊黑龙河、浪麻河、罗汉堂河、贺尔加河、尕让河河江拉河流域。《西宁府新志》中这样记载：“明万历时……思果迷族在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招抚，有上、下两族。”因此，在考证建立西夏王朝的主体族群党项羌的最初来源时，应该确定为青海省海南藏区和果洛藏区一带的古峚人。P001-004

心怀尊重的写作或精神旅行

中国太需要一本《西夏史》了，这种需要源自于11～13世纪初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西夏王朝，在中国正史书写中的严重缺席以及蒙元帝国的偏见甚至仇视，使西夏被残酷地“开除了史籍”。因为史料的稀少和后代史学界的冷视，西夏曾经的辉煌变得遥远而神秘。

犹如800年前西夏王朝兴盛时，一个个从这个王朝的各个角落里前往都城兴庆府的人，在西夏都城里成就自己的梦想一样，我在1999年末的一个清寒早晨，踏进昔日的西夏王朝国都、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第一缕阳光映见一个孤单的影子，细细地铺在我的西夏之路的零界桩处。自此出发，放弃以前的诗歌、散文、剧本的写作，在西夏面前，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写作角色，在书写历史前显示自己微薄的力量和信心。

带着对历史和读者的尊重，起初，我将自己囚禁在书籍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坚守抵御着一个功利时代涌向我的一切诱惑。书丛间抬起头的刹那，我看见自己背起墙角的背囊，将自己置放在一次次西夏调查的田野作业中。

为了寻找西夏人后裔，我走进青藏高原东北部，从青海湖一带到阿尼玛卿雪山北麓，沿着黄河谷地穿过积石山进入甘南草原；穿越喜马拉雅山后进入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地带；深入澜沧江上游的藏族村落，探寻西夏信奉的藏传佛教之源头；多次进入川西高原羌族和嘉戎藏族部落；而那些和西夏有关的新疆大地、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乃至华北平原等地方，更是留下了我10年间穿越20个省区的背影和孤独。这些正是这本书除了自己的写作个性外，在传统的研究西夏的领域中，有着内容上的诸多突破的原因。10多年的探究和横越20个和西夏有关省区的田野调查。其实就是一次次死和生重叠的过程。寻找西夏党项人源头、西夏佛教源头、西夏宗教在西藏、云南的影响、西夏后裔在各地的分布途中，在青藏高原遇到狼、在川西高原遇见雪崩、黑城夜半突起的漠风将帐篷吹倒等生死较量，何尝不是生和死之间徘徊的一个个插曲！

从青藏高原的阳光到黄土高原的民谣、从沙漠里的战争到草场上的欢爱，从一个个拔起于平原、戈壁上的城池到ll世纪中晚期100多年间贺兰山下的兴庆府里的酒肆茶楼，这个帝国的外壳和内核，无时不散发出神秘的气息。面对中国悠久而宏大的历史，你完全有权利选择不喜欢秦汉或唐宋，也可以拒绝元明，因为在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影子下，我们对它们很熟悉。但是，掩隐在中国历史深处的西夏，你找不出不喜欢它的理由——它完全能滋生出一段让你无限神往甚至迷恋的往事。

2008年春天的一个黄昏，完成《宁夏之书》后，我在电脑上轻轻敲下“西夏史”这三个字时，我就知道自己开始了一次漫长而富有冒险的精神探险之旅。我明白，自己已经开始一项超出个人心智的工作，我只能依靠有限的历史知识和对这些知识的驾驭能力，使书写西夏历史的目的落地为现实。

都市里的郁闷和浮躁，一度成为我写作进程中的障碍。2008年9月底、2009年9月中旬，我两次选择进入青藏高原腹地写作。在西夏宗教源头之处的澜沧江边，藏传佛教康区36座神山之首的觉扎山下，我给上师在那里创办的孤贫学校的孩子教书。晚上，牦牛粪火带来的热量很快消失，蜡烛微弱的光亮下，一个个文字的出现，使本书的一节节缓缓地完成着，就像学校旁的澜沧江水缓缓地流淌而过。

难得的教书空闲里，走进10月初的觉扎寺。绛红色的袈裟、高大的经堂、隐秘的闭关中心、经幡飘动的山坡、从各地长途而来朝拜的教徒、转神山的藏民，这些都使我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良好的写作状态与心境，或许更有一种写作上的灵感。回到银川，我的写作进入了加速度状态，尽管有很多来自外界的影响，尽管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总是在令人无法设防的时刻袭来。所幸有这本书稿的写作，令我在白天完成工作后，一豆灯光下，坐在渐冷的银川之夜里，键盘声中，一个个文字闪现在电脑屏幕上。记者、诗人、行者、修者，这几种身份的自然融合使我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权利集体代言人，我选择了写作和思想上的独立，免得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书写西夏史没有像一些历史学者那样复制历史或用小说家的手法演绎历史。对历史我是敬畏的，所以，我竭尽全力做到不去伤害它。

对于资料来源，和传统的西夏研究者不同的是，我把西夏放在当时的亚洲背景下来考量，这种历史背景会使西夏的生灭显得并不孤兀。而对这种背景的把握，需要<(世界史纲》《亚洲史》《中亚史》等书籍中的信息走进我的视野。除了中国传统的正史资料、西夏历史中零星的资料外，对吐蕃(藏)、彝族、畏兀儿、纳西(摩梭)、吐谷浑、女真、契丹、回纥、突厥、匈奴、蒙古等和西夏有关的族群资料的采纳是件艰苦的事情，因为它们的获得依赖于我行走途中的那些异族朋友的收集、翻译工作；当地的方志、地方文献等资料的获取也很困难，比如青海省的《果洛州志》《海南州志》、康巴藏区的人文资料、后藏地区的夏尔巴资料、云贵高原上纳西族的文献等，皆是我亲身自费前往考察，费尽心血得到的。这些资料走进本书，不仅增加了它的内在丰富性，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一些观点的准确性。

文字工作结束时，已经是2008年未了，接着是2009年、2010年、2011年初3年的修改、完善。任何一本专著的问世，都不可能是真正单独完成的。这本书能够出版和出版社领导、编辑及有关同事的协力合作分不开，我只能用努力来回报他们的厚望。在此，十分感谢国学大师文怀沙老先生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十分感谢著名画家周一新先生应邀为本书特绘元昊画像。

为了避免传统历史书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因不时出现的文献出处而影响了阅读的畅通，我以每章后所附的“本章承惠”这种方式，鸣谢所引用的资料、书籍拥有者的智慧和努力，是他们的成果帮助了我。除了开创中国近现代西夏学研究的王静如等前辈外，尤其要对《西夏史稿》作者吴天墀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西夏社会》等专著的作者史金波先生表达敬意，还有几十年间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西夏文字研究的李范文先生以及散居北京、宁夏、甘肃等地的大批西夏学研究学者(孙宏开、聂鸿音、白滨、黄振华、罗矛昆、邓少琴、陈育宁、杜建录、牛达生、韩小忙、王天顺、陈炳应、杨满忠、束锡红等)，是他们的努力，构建出了中国20世纪后期西夏学研究的方阵。

那些我身边的朋友、走在西夏之路上的朋友，他们这些年来一如既往地对我的帮助，甚至那些在各种心态下带给我伤害的人，我同样感谢：他们让我更增添了意志和力量。

站在2011年年初的日历前，我心中充满着惴惴之感。持续10年穿行在西夏旧地或有关省区进行田野调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以及一个学者所需要的心境和严谨，这些独特素质的融合打造出的治史锋刃，是锐利的、耀目的、能点疼沉睡历史死穴的，我因此带着足够的自信看到这些文字走进读者的视线或记忆中。然而，这种自信很快被担心读者严厉的挑剔击碎，就让我在这种自信和担心中打开心扉和耳朵，聆听来自任何方位的批评！

2010年11月29日，五稿于贺兰山下·载水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