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文丛创刊十多年来，共发表三千多篇美文，记录了中国知识界在世纪之交开拓前行的足迹。湘水波澜今犹在，《湘水波澜今犹在》由书屋编辑部编著，《湘水波澜今犹在》包括：欸乃一声万舟轻；湘水余波东引去；惟楚有材斯为盛；活水源头本清洁。

《湘水波澜今犹在》由书屋编辑部编著，从1840年以来，中国被卷入全球一体化的浪潮，有眼光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外围世界，以作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借鉴。

《湘水波澜今犹在》是作者勤奋耕耘，精益求精的产物，呈现出鲜明的专题性和个人风格，既有丰富的文化含量，又有强大的思想冲击力。

第一辑 欵乃一声万舟轻

龚橙与魏源

我的高祖父曾国藩

湘学复兴导师邓湘皋

——《南村草堂诗抄》漫笔

天地《挺经》

盛名之下的《湘军志》

第二辑 湘水余波东引去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粱启超与“浏阳二杰”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惊人事业随流水”：甘当配角的黄兴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

重读宋教仁

“好人”还是“好官”

——谭延岂诗歌世界中的温情与世情

第三辑 惟楚有材斯为盛

从名山之约到雪耻之盟

百年旧档付梨枣

燸家气象 吟客情怀

“夜门兀自无人闭”——杨树达先生晚年的困惑

杨树达与陈寅恪的交谊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厚道还是霸道：杨昌济与“湘中二杨”

——读《达化斋日记》及其他

汜马雍先生

长沙明德学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第四辑 活水源头本清洁

长者的风范

平常的沈从文

晨钟暮鼓八十年

潇湘地，湖南人，霸蛮茶

编后记

邓湘皋自己并没有标榜过什么“沅湘学派”，这是梁启超就其所辑《沅湘耆旧集》等书而得出的结论。他平生也不致力于疏解经义或撰成什么高头讲章，他是通过诗文、整理文献与平时的思想言行来产生影响。编纂《船山遗书》是为复兴湘学奠基；辑述《(楚宝)增辑考异》是继往开来，激励后人发扬优良传统；辑录“《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其宗旨皆在钩沉蔸逸，以备为贵，而於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以小传，盖征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於湖南文献搜罗最博，以独力私撰道光《宝庆府志》《武冈州志》，最称精审”(梁启超：《说方志》)。以及撰述《明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等等，其中“先民、遗民、从臣、迁客及胜朝耆旧诸传，尤多可歌可泣，为史所遗之人，盖楚故也，而天下之大文系焉”(姚莹：《南村草堂文抄序》)。《清史列传》本传中说他“岿然称楚南文献者，垂三十年”，其《南村草堂文抄》时论比之全祖望《鲒琦亭集》。他的这些工作，除了具有表彰宋明先烈，提倡民族气节的意义之外、都出于“经世”这一总的目的。以史为鉴，本来就是经世学的重要内容。曾国藩在请教唐鉴“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时，唐就回答说：“经济不外看史。”梁启超说：“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书……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推翻满清帝制时，曾国藩大遭革命党人诟骂，但对他在金陵重刊《船山遗书》，章太炎亦说“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检论杂志》)。实则没有邓湘皋编纂在前、对曾国藩及湘学界已产生很大影响，也就不会有曾氏兄弟的重刊；曾国藩是很具有经世思想的人，倒不是在打败太平军后的“悔过”。“至(邓湘皋)议建会城前后五忠祠及邵州前后五忠祠，尤欲举贞忠烈士为邦人劝，俾各动其忠义之心，用意尤深且远焉”(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这些祠所祀的，都是宋明末宁死不屈的湖南先烈，当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失败，有识者深感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对激励民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然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邓湘皋“自甫掇科名，即已厌薄仕进，冥然有志于古之作者”(曾国藩：《墓表》)。虽然他在开头也不得不走当时读书人的共同道路，曾经去考过进士，但他对科举实很厌烦。《诗抄》卷四有一首他在嘉庆十九年写的《将赴礼部试，有劝余为科举之学者，作此示之》：“零落残脂久不施、安排新样学蛾眉……区区璞玉频遭刖，无术栽他卫足葵。”既然久不屑于章句，落第便是自然的了。

P22-23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王闽运这副对联常被引用，湘人言湘自有一番气概，较之钱基博先生的他人言湘要来得地道。从蛮楚之地到理学大省，湖湘文化的特质不言自明，诚谓渊源有自，绵延不绝。近代以来，得时世之运，起人物之兴，挽人杰地灵之势，延儒教之脉，经世致用与礼义廉耻并存，波澜涌动，自成一格；究人天之际，守千年之宗，揽船山之神，复湘学之魂，成沅湘一派，古文与今文之学同兴，不输浙东、江右。“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当仁不让矣。

湖湘文化守宋明理学之正派，王船山续接助长，陶澍肇始其兴，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顺其势力，宋教仁、蔡锷推波助澜，毛泽东、刘少奇则和其韵，成事有余裕，家国有情怀，起衰振弊，摧枯拉朽，开出了一片新天地，他们的事功与人格确是湖湘精神的典范，替湖湘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了最佳的诠释。另一线索，则是湘学的复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奉“邓湘皋为湘学复兴导师”，并进一步指出：“彼全谢山(祖望)之极力提倡浙东学派，李穆堂(绂)之极力提倡江右学派，邓湘皋(显鹤)之极力提倡沅湘学派，其直接影响于后辈者何若？间接影响全国者何若？斯岂非明效大验耶？”由邓湘皋起，湘学迎来了王船山之后最辉煌的时期，魏源、邹汉勋、何绍基等异军突起，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亦政亦学，成绩斐然。从“名山之约”到“雪耻之盟”，王先谦、叶德辉洗湖湘经学之陋，杨树达、曾运乾改“外行不入格”之羞，其中余嘉锡以目录版本学惊世，可谓修成正果。从章太炎先生谓“三王不通小学”，到“湖南前辈于小学多粗粗，遇夫(杨树达)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的赞叹；曾运乾去世之后，杨树达悲恸不已，“湘中学者承东汉许、郑之绪以小学音韵训诂入后进而治经者，数百年来星笠一人而已”。湘学之学，气候在此。

陶澍以来，清两江总督历来为湘人之“禁脔”，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魏光焘等一线而下，握权重镇、威震四方。陶澍因势利导，改造盐制，厘清税务，除弊兴利，实施海运与漕运并举，招招新颖、务实，非同凡响。其幕僚林则徐、魏源等则是影响中国现代观念的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郭嵩焘识见高远，迥异时世，端赖前辈的泽被，有记可查。道、咸之际崛起的湘人精英，多受陶澍之惠，湘学复兴也由此而发。及至“无湘不成军”，甚或“无湘不成国”，都有陶澍之潜移默化之所在。毫不夸张地说，若百年近代史以湘人为中心，溯源追思，该推至陶澍处，而非后来所言的1840年鸦片战争始的。其后，内有左宗棠用兵西北，敢叫春风度玉门，外有曾纪泽肆力斡旋，据理抗争，内外用力收复伊犁，保全疆土；庚子之变，刘坤一与张之洞倡立“东南互保”，风声所及，全国景从，守得半壁江山，保存国脉。及至清末，湘人仍占据舆论主流位置，长沙时务学堂承前启后，主张维新立宪，谭嗣同、唐才常、蔡锷恰一时之选，影响深远；作为学堂教师之一的湘人熊希龄成为桥梁式的人物，后至国民总理，首开幼稚教育，又创建红十字会，全心尽力做慈善事业。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宁调元、禹之谟等则响应孙中山先生革命，在湘鄂两省起事，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厥功至伟。同是湘人的杨树达在评述此时风云人物的为学时，大力推崇谭嗣同、宋教仁、蔡锷，此为湘学之赓续有人。还有王闿运、杨度师徒虽有瑕疵但不掩瑜，其学术成就有待公论。

民国时期，湘人可谓得天下之先，早期的现代政治实践尤为可观，第一部省宪把“联省自治”推向高潮，几年下来，有模有样，有章有法，堪称先进，以下宪政推演无不闪烁着湘人智慧的光芒。到四十年代“第三种力量”时期，左舜生领导的中国青年党的作为，实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该人史册的。惜至今左舜生文集不见出版，这方面的评价仍停留在佚事琐闻上。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有趣的是，国、共两党的领袖都以曾国藩为楷范，都把曾的全集作为枕边书。国、共的合作本基于中山先生的“方略”，是为常识，然而实当做个延展，把曾国藩作为合作的文化部分，从传统文化之中推衍出双方认定的价值观来，从而在“同文”这棵老树之上催生出新芽来。辛亥百年即将纪念，两岸的学者可以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还惊叹于民国之后湘人的史学研究，向达、吕振羽、翦伯赞等为大家熟悉，周策纵、黄仁宇、吴相湘、左舜生等，随着他们著作的出版，已被众人共识，其中黄、吴两位先是投笔从戎、再转向史学研究，平地起高楼，多有收获，十分了得。单就邵阳一地，蒋廷黻、李剑农、吕振羽三位很是可观，蒋、李两位的近代史至今仍无人比肩。另一惊叹则是清末民初的新式教育无不凝聚湘人的胆识和作为，张百熙、范源濂、章士钊等都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一笔不可不记。

悬镜自照，顾盼生辉。章士钊说湘人：“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宋教仁则慷慨而言：“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沈从文曾自陈湘人办事风格：成功了多半会急流勇退、挂冠而去；若失败了，则必死无疑——湘人敢为天下先——又能退而求之如是，另一方面则是湘人与“叛徒”绝缘，敢作敢为，必作必为，一以贯之，死生以之。

“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这充分展示了“地气刚坚、民风强悍”的人格特征；“深中要款”，“大家之风”，这又与其人格特征相映成辉的，可谓湘人之一体两面。要之，则湘人可为、可赞、可惊、可叹。  刘文华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