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韦森等激辩经济热点！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中国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的入世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这些已变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诸多人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此时，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辩，恰如其时地出现了。《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这本集子收录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各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中国的事实和思路。

著名经济学家韦森等激辩经济热点！

当下，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才刚刚过去，全球金融风暴已经是“雨过”，但似乎仍然还没“天晴”。无就业的复苏，还像噩梦一样困扰着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

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如何发生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初成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强势政府的全面进入和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仍然在世界经济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效和干预主义的合理？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此时，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辩，恰如其时地出现了。《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这本集子收录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各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中国的事实和思路。

“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中国经济的陷阱在哪里”、“权贵资本势力几多威胁”……《节骨眼中国经济不往哪里走》中的这些热点问题已在中国思想界和财经界引来一片热议和舌战

第一章 历史：利弊的反思

 吴敬琏观点 矛盾源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罗斯基观点 临时创新填补了制度的空白

第二章 增长：奇迹或幻像

 秦晓观点 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

 附录：李泽厚、秦晓对话录

 韦森观点 吃尽了引入市场经济的“红利”

 华生观点 国企缩小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田国强观点 中国改革成功符合现代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科斯观点 自由的理念市场至关重要

 科尔奈观点 当前一代为未来一代做出巨大牺牲

第三章 体制：复杂的互动

 陈志武观点 市场经济铸就通向个人自由之道路

 姚洋观点 制度的有效性先于制度的纯洁性

 袁伟时观点 稳定和自由是发展的基础

 附录：“中国模式”再审视

 萧功秦观点 威权式调控与效率至上产生了特殊优势

 希尔顿·鲁特观点 中国资本梦徘徊在市场和权力间

第四章 比较：规避的方向

 黄亚生观点 东亚模式胜过拉美模式

 附录：龙象之争：另一个视角看印度

 科尔奈观点 东欧建立保护型政府的呼声越来越强

 彼得·希夫观点 中国有着更大的经济自由

第五章 预言：高速的未来

 帕金斯观点 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素还将快速增加

 张维迎观点 人口大国将重返经济大国

两种对立的解决方案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双轨并存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腐败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腐败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对这种情势的原因，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判断，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另一部分人把腐败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他们认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和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主流媒体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原因和应对措施的阐述加强了这种思想倾向。于是，有些人把希望寄托于恢复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以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状况。

在这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大众对于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玩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迷惑大众，把反对和打击的目标从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转移到在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一般“富人”，甚至包括中产阶级身上。他们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在政治上，则要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做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腐败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原来实行的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出了框架性的设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一设计也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

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2011年是中国入世后的第10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到了一个节骨眼上，因而需要梳理一下我们的思想，为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做些理论准备。

在过去10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崛起的10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中国是如何快速融入全球化大潮中的世界分工体系的？中国的入世又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已经高度融入世界分工体系和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在未来10年乃至30年的走向如何？这些已变成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乃至世界诸多人士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当下，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才刚刚过去，全球金融风暴已经是“雨过”，但似乎仍然还没“天晴”。无就业的复苏，还像噩梦一样困扰着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

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如何发生的？是否是市场经济本身所秉有的毛病复发了？在一个市场经济初成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一个强势政府的全面进入和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仍然在世界经济大衰退中有8%以上的GDP增速，这一事实是否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失效和干预主义的合理？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什么结果？这些都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刚过去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实在是考验了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也给一些长期怀疑市场并对计划体制怀旧的人士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弹冠相庆的机会。然而，对于大多数思想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市场本身会出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我们应当以法治化的监管和调控来促进市场的公正和有效率的运转，而非以政府监管、调控乃至强势进入来替代市场本身。中国从这场危机中所要吸取的教训，不是“市场失效”了，而是如何运用市场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对于过去中国所取得的快速经济增长的数据和事实，今天可能无人能再否认了。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社会大转型中积累下来和正在不断积累的问题，大概也是任何人不能回避得了的。

此时，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辩，恰如其时地出现了。这本集子收录了诸多重量级学者的各种观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中国的事实和思路。

从某种程度上看，很多方面犹如吴敬琏老师所喜欢引用的《双城记》中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一个方向。”

法治民主政制下的良序市场经济秩序，是未来中国当走的路。中国须得选择，世界在等待着中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