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吉安永丰双溪里(今江西吉安县)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曾拜访过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后数度致书问学。聂豹继承了王守仁之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以聂豹为代表的江右(江西)王学获得了王守仁思想之真传。聂豹不固守师说，提出了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守仁之学。

《聂豹》对聂豹生平事迹、思想、建树的介绍全面、扼要、准确，旨在能让读者走进这位大家，更详尽地了解他的生活、著作和思想！本书由刘聪、王黎芳著。

《聂豹》是《大家精要》中一册，由专门从事某一方面研究且有丰硕成果的专家学者撰写，即所谓“专家写大家”。

聂豹，曾拜访过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后数度致书问学。聂豹继承了王守仁之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以聂豹为代表的江右(江西)王学获得了王守仁思想之真传。聂豹不固守师说，提出了以“归寂主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守仁之学。

《聂豹》对聂豹生平事迹、思想、建树的介绍全面、扼要、准确，旨在能让读者走进这位大家，更详尽地了解他的生活、著作和思想！本书由刘聪、王黎芳著。

第1章 家世与科举

 地域文化与家庭背景

 求学名师与以《易》中举

 华亭知县与出巡福建

第2章 丁忧与悟学

 青原讲会与王学流弊

 病居翠微与因静入悟

 庐陵讲学与思想初成

第3章 再仕与虚寂

 平阳御敌与九邑大会

 兵备潼关与被逮下狱

 冲玄大会与兵部尚书

第4章 归家与经世

 致仕归家与安定乡里

 复古书院与推广王学

 赋税改革与王学经世

第5章 聂豹的思想

 思想来源

 思想结构

 思想地位

附

 年谱

 主要著作

嘉靖五年后，聂豹虽然亲自问学于王守仁，接受了他的良知之学，但此时的聂豹并未与王守仁保持一致，他主要是倾向于王守仁后学之一泰州学派的思想。王守仁去世后，来自江苏泰州的弟子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在王艮看来，良知学说的优点在于孩提知爱知敬的当下之心具有天然之妙，即良知是现成的，每一个人自孩提时代就具有现成的良知，只要遵循这一良知自然而行，就是成圣成贤的道德修养。因此，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说法。聂豹此时的想法与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较为相似。他在《重刻大学古本序》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思想状况：初闻王守仁的教诲，一时无法理解其学说的精神，事后在自己身心日用之间反复琢磨，方体悟到王守仁之学的精神实质，以前的种种疑惑顿时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聂豹所说的由疑转信的原因是在自己身心日用之间反复琢磨，由此可见，良知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蕴含在人们日常好恶、忧惧、亲爱、畏敬、哀矜等等现实情感行为之中，因此我们应该在身心日用之间体认良知之所在，而所谓格物，就是像圣人那样，去除人的不善的情感行为，使之合乎天理。

嘉靖六年，聂豹再次致书王守仁及其弟子欧阳德，与之论学。聂豹写给王守仁和欧阳德的书信现已不存，二人是否有回信，亦不可考，但据《双江聂公行状》记载，聂豹在书信中与二人极力论证孩提知爱知敬为良知本来面目，此后教导学者要实行孝悌之道。由此可见，此时的聂豹延续了嘉靖五年时对良知的理解，很少改变。

嘉靖六年年底，聂豹由巡按应天马政转任福建巡抚，嘉靖七年(1528)春入闽。明朝初年，朱元璋设立了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督指挥使司三司并立的省级行政制度。明中期宣德、正统以后，在三司的基础上又陆续向各地派驻巡抚。明朝巡抚设立之初尚属因事而设的临时官员，主要由进士出任。嘉靖时期，全部十三个布政使司均设定员巡抚，三司属其管辖，巡抚制度逐渐固定，主要担负抚巡地方、考察属吏、提督军务，即治民、治吏、治军等职责。聂豹任福建巡抚期间，正是明朝巡抚制度形成，职责逐渐固定之时。《聂豹集》中保存的奏疏大多是此时所上，涉及福建地方各种事务。大体说来，聂豹任福建巡抚期间，主要有以下政绩：

第一，清查寺庙道观田产，以备赈灾抚恤之用。聂豹认为，寺庙道观是影响福建百姓民生和政府经济力量的大患。寺观所占地方土地的比例极大，严重危害了地方百姓的生活。以福建为例，占总人口不及百分之一的僧道竟然占有福建总土地数的一成，钱粮总数的两成。寺观占有大量财产不仅不利于佛道的发展，而且会带来增长僧道淫侈之心、结交官府、私买田宅等弊端，而这些弊端又会浪费寺观所积财产，最终使僧道衣食无着。地方富户会为争夺寺观财产而争讼不息，既浪费官员精力，又败坏民风。为解决上述问题，聂豹命每寺观除留存120亩田地外，多余者拨予小民佃种纳粮，数年以后可使福建灾荒、百姓争讼、小民犯法等等问题都迎刃而解。

第二，严格核查官员免赋役之数，杜绝“诡寄”现象，以减轻百姓负担。按照明朝法律，士大夫一登举人或进士，选授官位，则免除赋税徭役。各级官吏的亲朋好友，甚至乡邻百姓也往往将自己的田地伪报在该官员名下，借以逃避赋役，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甚至有高达百石者，这一现象称为“诡寄”。福建境内诡寄盛行，使得普通百姓的负担大大增加。为杜绝诡寄之害，聂豹建议举人进士登第之初，便要求上报本户丁粮数目、作何营生及户内有无什役事项，选官之后，户部吏部及地方官府严格按照上报数目核减赋役，以此杜绝诡寄。

第三，严格考察居家官员行迹，以正官场风气。明朝的官员考察分为外官考满制度和京察制度两种。外官考满制度是指府州县属官由本级正官初考，正官由本管上级正官初考，并报上级层层核查，最后再经按察司官核查，报吏部考核；布政司、按察司首领官、属官由本衙门正官初考，报吏部考核；布政司四品以上官、按察司五品以上官，俱系正官和佐贰官，由都察院初考，吏部审核。京察制度是指在京官员六年考察一次，凡遇京察，四品以上京官上疏自陈功过，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京官，包括见任、住俸、公差、丁忧、养病、侍亲、给假未报并六年内升任未经考察等项官员，都由本衙门正官撰写考核意见送交吏部，最后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和各衙门正官“从公考察”。尽管明朝有完善的官员考察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纰漏，造成官场中为求声誉而修饬忍耐、逃避考核而求闲职、爱护官爵而托故回家等不正之风盛行。官员一旦归乡，则结纳上司，凌辱乡里，以至于当时有谚语说：“宁可邻居人卖菜，不可邻居人做官。”为纠正官场风气，聂豹建议，士大夫罢职居家者，不论其职之崇卑，官之能否，俱令监司府州县等官察其居家所为，秘密报告巡抚衙门，巡抚衙门复加察识，定位考语，直接报于吏部，吏部兼举而总察之；居家未罢职者，则以其居家之事迹，参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者，可越级提升，恶果相符者，则即日罢去，二者之间，则酌量轻重以为进退。P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