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书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中期在上海地区出现著名作家刘熙载及他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丛书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主持并策划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该文学大系中有50多位被历史烟尘湮没的海派作家浮出水面，占丛书篇幅的1/5，填补了文学史的部分空白。

该丛书入选作家中既有闻名遐迩的大师、巨匠，也有叶小凤、蒋敦复、彭康、潘黛柳等被文学史家忽略的作家。这其中包括最早准确预测了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这一大事件的晚清上海名医、小说家陆士谔。

本书为其中一册。

凡例

前言

 艺概

叙

卷一文概

卷二诗概

卷三赋概

卷四词曲概

卷五书概

卷六经义概

 持志塾言

叙

卷上

卷下

 昨非集

序

卷一

卷二

卷三诗

卷四词

卷四附 曲

 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读书札记

游艺约言

制义书存

附：传记资料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

《说文》解“词”字日：“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日：“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穷也。

词有创调、倚声，本诸倡和。倡和莫先于虞廷，观“乃歌日”以下三句调，即“乃赓载歌”及“又歌”之调所出也。《风》、《雅》篇必数章，后章亦多用前调。其或前后小异者，殆犹词同调之又一体耳。

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

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

梁武帝《江南弄》，陶弘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菩萨蛮》之繁情促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

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足抵少陵《秋兴》八首。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人《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黄山谷亦尝以其词增为《浣溪沙》，且诵之有矜色焉。

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两家一忧一乐，归趣难名。或灵均思美人、《哀郢》，庄叟“濠上”近之耳。

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扬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虽以佳句互相称美，其实趣尚不同。

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惟未能涉乐必笑，言哀已叹，故深情之士不无问然。

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期未上耳。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人，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东坡《定风波》云：“尚余孤瘦雪霜姿。”《荷华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

东坡《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

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

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

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且称少游为词手。山谷倾倒于少游《千秋岁》词“落红万点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他词之妙，似此者岂少哉！

少游《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讥之云“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语极解颐。其子湛作《卜算子》云：“极目烟中百尺楼，人在楼中否？”言外无尽，似胜乃翁，未识东坡见之云何。

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不独秦七、黄九，别成两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然悬崖撒手处，元咎莫能追蹑矣。

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

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

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观其《踏莎行和赵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遇概可知矣。《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又称“谢校勘过其墓旁，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然则其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哉？

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复异！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

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

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

词家称白石日“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日：藐姑冰雪，盖为近之。

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同甫《贺新郎寄幼安见怀韵》云：“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其《酬幼安再用韵见寄》云：“斩新换出旌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欛只成痴绝。”《怀幼安用前韵》云：“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观此则两公之气谊怀抱，俱可知矣。

同甫《水龙吟》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言近指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问。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其有意效稼轩体者，如《沁园春》“斗酒彘肩”等阕，又当别论。

高竹屋词，争驱白石，然嫌多绮语。如《御街行》之咏轿，其设想之细腻曲折，何为也哉！咏帘亦然。刘改之《沁园春》咏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阕，以亵体为世所共讥，然病在标者犹易治也。

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属后村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又云：“我有生平《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词品耶？

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炼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刘文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与！

张玉田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即《探芳信》之次韵草窗，《琐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妆》之效梦窗可见。

评玉田词者，谓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琐窗寒》悼王碧山，序谓：碧山，其词闲雅，有姜白石意。今观张、王两家情韵极为相近，如玉田《高阳台》之“接叶巢莺”，与碧山《高阳台》之“浅萼梅酸”，尤同鼻息。

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

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

P70-74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又字熙载，晚号寤崖子。江苏省兴化县人，父松龄，为监生。刘熙载少年贫困，十岁而孤。力学成才，以教馆为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成进士，入翰林，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人值上书房，主经筵讲。同治三年(1864)任国子监司业，同年专任广东学政。三年任期未满，即以辞官回乡为由，来上海主持龙门书院，任主讲，历十四年之久。

刘熙载习乾嘉经学，而酷爱艺评。按经学家“文以载道”的理念，“艺学”是“理学”的载道之器。按现代学术的说法，即文学家应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出由哲学家主张的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理念。这样的文学艺术主张，把文学作为哲学的附庸，现代学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但是，同样“文以载道”，可以有不同做法，一般的冬烘先生只知道用文学来传播现成理念，为道德原则做注脚，这样“载道”，为人厌弃。另一种做法，是尊重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扩展其范围，营造其魅力，发掘其神髓，最终“明心见性”，“得体悟道”。刘熙载《艺概》的主张，属于后者。他说：“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表面上，刘熙载还是把文学艺术(“文章名类”)附属于儒家经学(“六艺”)，全书六卷的划分，所谓的“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的形式，最后落实到“经义概”之上，似乎是“文以载道”的陈说。但是，按《艺概》的分析，刘熙载是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赋予自己的地位。在“经学”的范畴之内，《艺概》析分，“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艺概·文概》)。用分析“经学”的方法，刘熙载扩大了文学艺术的范围，赋予“事理”、“情理”以独立的地位。这样，社会性的“事”和个体性的“情”，都有机会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体。如此的“尊道”主张，可以称为“文中见道”，在清代经学风气下，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艺术尝试。后世学者推《艺概》为《文心雕龙》之后最重要的文论著作之一，可与西方近代美学家相媲美。

刘熙载谈艺，注重“概”说。以清代学术“经学”和“汉学”的方法，谈学问固然是越具体，越仔细，便越真实(“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但是，刘熙载认为，过分详细的论述，反而不能接近真理，因此需要“概”说。(“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刘熙载以此概括他的艺术主张：“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艺概·序》)《艺概》的书名，得于此。

“文贵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文概》)、“诗品出于人品”、“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诗概》)、“赋尚才不如尚品”(《赋概》)、“词之为物，色香味宜无所不具”(《词曲概》)……《艺概》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警句、名句，而其宗旨，则可概称为人品文品并重，古人今人结合的中庸之道。全书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把艺术和人生、自然、历史、道义等内容一起谈论，博大精深，蕴涵丰富，被学者誉为中国文论史上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另一部巨作。

刘熙载成学于家乡兴化，游学于京城北京，晚年定居上海十数年，则其学大成于开埠以后日渐繁荣的上海，按《艺概·自序》，本书刊刻于“同治癸酉(1873)仲春”，可见书成于上海龙门书院讲学期间。除了曾经给咸丰皇帝讲论之外，书中大部分是给龙门书院学生开课讲授的内容，上海童子，与皇帝同学，有幸如此。刘熙载在龙门书院整理自己一生的治学心得，《艺概》之外，有《持志塾言》，总结历年教授学生之经验；有《昨非集》，删定往年之旧作；另有经学家的三部“小学”作品《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合印为《古桐书屋六种》。

刘熙载在上海，正值“同光中兴”，百业俱兴，苏浙文人多方来聚，经济、文化一片兴旺。龙门书院由上海道台丁日昌捐银一千两，创办于1865年。后任道台应宝时(敏斋)聘请刘熙载来沪。其时，正值书院扩充，应道拨银一万两，校址从“也是园”迁至李氏“吾园”旧址(今尚文路)新舍，刘熙载是重金礼聘的主持人。在书院期间，刘熙载“与诸生讲习，终日不倦。每五日必一问其所读何书，所学何事，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刘熙载为龙门书院奠定良好学风，声名流布江南。1905年，龙门书院改制为江苏省龙门师范学校，1927年再改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延存至今。

光绪六年(1880)夏，刘熙载偶得伤寒，久不痊愈回乡调理，次年卒于故宅古桐书屋。著名学者俞樾为撰墓碑文《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刘熙载治学，虽日以经学为主，有《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叠韵》(与《艺概》、《持志塾言》、《昨非集》合为《古桐书屋六种》)，实际成就却遍及诗词、书法、算术等领域，而以艺术文论尤为知名。《艺概》之外，《持志塾言》、《昨非集》颇涉艺评，今一并收人。刘熙载著作在其生前曾集为《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艺概》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文集有《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熙载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行世。

李天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