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罗连科编著的《地窖里的孩子》让我们看到了在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代，人们所忍受的屈辱，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但不管沙皇的统治是多么黑暗，多么残忍，普通人之间，正直、善良、淳朴和相互信赖，依然存在，瓦西亚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之间的那种诚挚、纯真的友情，感人肺腑，令人永世难忘。

《地窖里的孩子》由弗拉基米尔·迦拉克切诺维奇·柯罗连科编著。

《地窖里的孩子》中的“我”，名叫瓦西亚，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妈妈去世，爸爸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几乎完全忘了他的存在。没人管他，也没人妨碍他的自由。他到处闲逛，走遍了镇子上的每一个角落。最吸引他注意力的，是水塘中间那个小岛上的古代城堡。有一个时期，城堡曾为一切无家可归的人免费提供住宿的地方。但是，有一天，老詹纽兹，一个曾在伯爵家里当过仆人的人，把城堡里和他出身相同的人纠集起来，发起一场“改革运动”，把一切“形迹可疑”的人——流浪汉、乞丐、小偷，等等——统统赶走。留在城堡里的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实际上，他们没有自尊，毫无廉耻，为了讨口饭吃，在富人面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而对和他们同样无家可归的人，即那些所谓的“形迹可疑”的人，却异常残忍，竟在风雨之夜将他们赶出城堡，让他们流浪街头，挨饿受冻。这些人最终在镇外山冈上一座废弃的教堂地窖里找到了安身之处。这些人虽然名声不好，但在他们中间更富有民主气氛，也更有人情味。他们在富人面前从不卑躬屈膝，富人的东西，他们绝不低三下四地去讨，而是自己去获取。他们领头的是一个名叫潘·提波西的人。此人学识渊博，精明强干。但没人知道他的身世。沙皇当局一直在追捕他，他只好改名换姓，来到小镇，没有工作，过着流浪汉的生活。

一 废墟

二 我和爸爸

三 我交了新朋友

四 我们的友谊在继续

五 灰色的石头

六 潘·提波西出场

七 秋天

八 洋娃娃

九 尾声

一 废墟

我六岁那年，妈妈去世了。爸爸沉浸在痛苦之中，好像完全忘了还有我这个人似的。他常常亲呢地逗妹妹索尼娅玩，想方设法让她高兴，因为她使爸爸想起妈妈。可是我呢，却长野了，仿佛无人料理的土地上偶然冒出的一棵小树。没人特别关心我，但也没人妨碍我的自由。

我们住的那个小镇，名叫尼亚兹那一万诺，但通常我们都叫它尼亚兹一柯罗道克，是一个高傲的，然而早已破落的波兰家族府邸所在地，除此之外，它和西南边陲一带其他小镇没什么两样。

赶着马车，从小镇东边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监狱——我们这里最有名气的一座建筑。而小镇本身却低低地躺在几片昏昏欲睡、长满青苔的水塘边上。走近小镇，大路微微向下倾斜，而后又在小镇经常设置关卡的地方平展开来。昏昏欲睡的看守，一个身患疾病的老兵，升起横木，于是，你便进城了，尽管一开始你可能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一道道灰色的木栅栏，一片片荒芜的土地，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物垃圾。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所小房子，根基深深扎在泥土里，由于年代久远，门窗多半都已经堵塞。再往前走，便是一片广场。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一个个黑洞洞的深坑，给犹太人开的旅店门口打上鲜明的标记。粉刷过的官府建筑，式样单调，千篇一律，仿佛一座座兵营。马车上了老朽的木板桥，桥板便摇晃起来，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从桥上过了小河，你便进人犹太人居住区，街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店铺，小贩们搭起的售卖面包卷和馅饼的简陋的棚子。满目污秽，臭气熏天，数不清的小孩子在尘土中玩耍、嬉戏。可是一眨眼工夫，你已经出了小镇，又重新走进乡野。路过坟场时，你会听到白桦树发出的沙沙声。微风轻轻吹过，麦田里泛起涟漪，路旁的电线哼着令人困倦、永无休止的曲调。

上面架有烂木板桥的那条小河，起源于一片水塘，流入另一片水塘。这样一来，小镇南北两面都被大片宽阔的水塘或沼泽环绕起来。水塘已近干涸，长满青苔。沼泽里，芦苇丛生，阵风吹过，波涛滚滚，上下翻腾，像大海一样。水塘里有一个小岛，小岛中间伫立着一座古代城堡。残垣断壁，已成废墟。

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越过水面，嘹望那座庄严衰败的建筑物时，内心所感觉到的恐惧。关于这座城堡，不知流传有多少可怕的故事。据说这个小岛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后来由土耳其战俘堆起来的。

“那座古代城堡，就矗立在人的尸骨上。”镇里人都压低嗓音这样说。我不寒而栗，用小孩子的想象力来描绘埋在水塘底下成千上万土耳其人的尸骨，伸出枯瘦如柴的手臂，撑起这个小岛，撑起这座城堡，撑起城堡四周高大的意大利伦巴第白杨树。

毫无疑问，这就使得这座城堡更加阴森可怖了。有时，在夏天的中午，由于受到明媚的阳光和欢快的鸟鸣的鼓舞，我们时常大着胆子走近城堡；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们也常常突然给吓得惊恐万状：那空空的窗口，黑洞洞的，直望着我们，那荒凉冷落的房间，充满神秘的沙沙声和窃窃私语声。然后，在房间的某个地方，可能有一块石头或是一片泥灰掉落下来，发出的回声重复着，扩大着——于是我们撒开腿丫子拼命往外跑，耳边依然回响着想象出来的拳头捶打声，跺脚声，以及咯咯大笑声。

在秋天的暴风雨夜，狂风从水塘对面横扫过来，高大的白杨树摇晃着，呻吟着。这时恐怖便从城堡里蔓延开来，扩展到整个小镇。

在小镇西边的山冈上，在塌陷的坟墓和东倒西歪的十字架中间，矗立着一座废弃已久的小教堂。教堂的屋顶有好几处已经塌陷，墙壁上的泥灰已经剥落，教堂里清脆、高昂的钟声早已沉寂。夜里，教堂的墙壁上栖满了猫头鹰，发出不祥的呼叫声。

从前有一个时期，岛上的古代城堡曾给无家可归的人，不管是谁，一律提供免费住宿。在我们的这座小镇里，凡是无处落脚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凡是连起码的过夜，或躲风避雨的地方都找不到的人——所有这些人，最终都要跑到小岛上去，在废墟中间安歇他们疲倦的躯体；他们要付的住宿费就是冒着被埋在掉落下来的一堆堆破砖烂瓦下的危险。“他住在城堡里”，这句话已成了赤贫的代名词。一时陷入困境的小公务员，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老太婆，职业流浪汉——所有这些人，城堡一律接待，一律给予庇护，一视同仁。而所有这些不幸的人，都在撕扯这座古老建筑的五脏六腑：把地板和天棚一块一块拆下来当柴火，烧热他们的锅灶，煮熟他们所能搞到的一丁点儿食品，勉勉强强地对付着活下去。

但是，有一天，在废墟中避难的人们终于争吵起来。老詹纽兹，这个曾经在伯爵家里当过小伙计的人，不知用什么方法，竞使自己被推举为挂名总管，接着便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一连几天，岛上人声鼎沸，叫苦连天，人们还以为是埋在城堡下面的土耳其战俘又起死回生了呢。詹纽兹在对废墟里的居民进行分类筛选，留下“优秀的基督教徒”，赶走形迹可疑的人。当岛上重新恢复秩序时，老詹纽兹已经筛选完毕，留下来的大都是伯爵及其家族从前的用人，或是他们的子孙后代：这里有满口清规戒律的老头子，穿着破烂不堪的老式波兰礼服或上衣，拄着节节疤疤的拐杖；有尖声怪叫、恐怖的老太婆——尽管他们个个一贫如洗，却依旧死死地抓住他们那老式的头巾或外套，不肯丢弃。这些贵族式的人物紧紧抱成一团，声称他们对乞丐生活拥有绝对控制权。平日里，他们虔诚地摇唇鼓舌，拜访镇里富裕的人家，传播流言飞语，眼泪汪汪地抱怨命运的不济，能讨点儿什么就讨点儿什么。星期天，他们就在天主教堂外面排起长队。以“基督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名义，大模大样地接受施舍。

这次变革中笼罩在岛上的喧嚣骚乱声吸引着我，于是我和两三个伙伴一起过了小桥，躲在白杨树中间，借着树枝的遮挡，观看詹纽兹率领他那一队由满嘴清规戒律的老头子和令人讨厌的老太婆组成的人马，怎样把最后几个城堡居民赶出去，他们已被判决驱逐出境。天色已近黄昏，一片乌云低悬在白杨树上空，这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几个倒霉蛋，宛若被淘气的孩子赶出洞穴的鼹鼠，在岛上跑来跑去——惊恐万状，可怜巴巴，满面羞愧，紧紧抱着他们那一丁点儿可怜巴巴的破烂——一次又一次地想从城堡无人注意的缺口中}留进去。然而，詹纽兹和他手下那群老巫婆，大喊大叫，破口大骂，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赶了出来；一名交警就站在不远的地方，手里拿着沉甸甸的警棍，一声不响地观望着。

那些可怜的倒霉蛋，不管心里多么不愿意，最后还是垂头丧气地陆陆续续走过木桥，永远离开了小岛，一个接一个地走进蒙蒙细雨中，在迅速降临的茫茫夜色里消失了。

这座古老的城堡以前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庄严而又模糊的。然而，自从那个难忘的黄昏之后，不仅是詹纽兹，就连城堡本身，对我统统失去了吸引力。我向来喜欢到小岛上去，从远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仰望那古老的灰色墙壁和长满青苔的屋顶。每日天亮时，城堡里形形色色的居民便开始出现了，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咳嗽着，在阳光底下画着十字。那时，我曾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望着他们。就像望着浑身充满笼罩小岛的那种神秘气氛的人。因为夜间他们就睡在城堡里，当月光照着没有玻璃的窗口，或当狂风暴雨通过窗口扫进屋里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听得真真切切。

P1-9

永远的小伙伴

本书作者弗拉基米尔·迦拉克切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文学界别具一格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生于乌克兰的日托米尔市，父亲是县法官，母亲是波兰地主的女儿。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残暴统治的起义失败，柯罗连科家有数位亲友遭杀害或被捕入狱，这极大地影响了作者思想的发展。在大学时期，柯罗连科就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屡遭迫害，1876年被莫斯科彼得洛夫农学院开除，三年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六年极其艰苦的流放生活并没有磨灭他的斗争意志，被释放后，他继续在俄国中部尼日涅一诺夫戈罗德一带从事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从1900年起，他定居乌克兰波尔塔瓦市，从事新闻工作，用他的一支锋利的笔不断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暴虐进行无情揭露和猛烈抨击。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对高尔基的歧视，他和契诃夫一起愤然放弃俄国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

柯罗连科的文学生涯起于流放时期，他最著名的长篇巨著是他晚年完成的四大卷回忆录《我的一个同时代人的故事》。他的其他作品大都是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由于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对艺术的严格要求，他的这些作品几乎篇篇都是脍炙人口的精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奇妙的姑娘》（1880）、《马克尔的梦》（1883）、《索科尔岛人》（1885）、《丑恶社会》（1885）、《佛洛尔·阿尔西普和耶纳古达之子梅纳赫姆的故事》（1886）、《盲音乐家》（1886）、《巴甫洛夫村札记》（1890）、《嬉闹的河》（1891）、《语言不通》（1895，1902）等。针对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他在中篇小说《佛洛尔·阿尔西普和耶纳古达之子梅纳赫姆的故事》里，大胆地提出只有人民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消灭暴力的主张。在散文特写《巴甫洛夫村札记》里，他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极为精确地揭示出当时俄国农村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的瓦解过程。革命导师列宁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时，曾引用过此文。

在文学创作中，他主张“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把文学创作看做是改造黑暗现实的武器。他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入木三分，他总能在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穷困潦倒并忍饥挨饿的流浪汉、乞丐、小偷身上发现人性的闪光点，《地窖里的孩子》就是一例。

书中的“我”，名叫瓦西亚，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妈妈去世，爸爸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几乎完全忘了他的存在。没人管他，也没人妨碍他的自由。他到处闲逛，走遍了镇子上的每一个角落。最吸引他注意力的，是水塘中间那个小岛上的古代城堡。有一个时期，城堡曾为一切无家可归的人免费提供住宿的地方。但是，有一天，老詹纽兹，一个曾在伯爵家里当过仆人的人，把城堡里和他出身相同的人纠集起来，发起一场“改革运动”，把一切“形迹可疑”的人——流浪汉、乞丐、小偷，等等——统统赶走。留在城堡里的人，自以为高人一等，实际上，他们没有自尊，毫无廉耻，为了讨口饭吃，在富人面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而对和他们同样无家可归的人，即那些所谓的“形迹可疑”的人，却异常残忍，竟在风雨之夜将他们赶出城堡，让他们流浪街头，挨饿受冻。这些人最终在镇外山冈上一座废弃的教堂地窖里找到了安身之处。这些人虽然名声不好，但在他们中间更富有民主气氛，也更有人情味。他们在富人面前从不卑躬屈膝，富人的东西，他们绝不低三下四地去讨，而是自己去获取。他们领头的是一个名叫潘·提波西的人。此人学识渊博，精明强干。但没人知道他的身世。沙皇当局一直在追捕他，他只好改名换姓，来到小镇，没有工作，过着流浪汉的生活。

瓦西亚的注意力又转到教堂上，发现教堂的地窖里竞住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都是潘·提波西收养的。男孩瓦力克虽然只有七岁，思想行为却完全像个大人。他感情从不外露。对妹妹照顾得无微不至。小姑娘只有四岁，脸色苍白，身体虚弱，路还走不稳，但她天真、可爱，笑起来声音不大，却像银铃一般好听。瓦西亚从此和他们交上了朋友，几乎每天都到教堂里来，和他们一起玩耍，给他们带来自家果园里产的苹果和水果糖。瓦力克总是把自己的那份糖果留下来给妹妹。

教堂的地窖里阴冷、潮湿。瓦力克和妹妹本来就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再加上很少见到阳光，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地窖里石铺的地板和石砌的墙壁在一点一点地吸走小姑娘的生命，她终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瓦西亚的爸爸是一位正直的法官，得知他们的故事以后，他便叫瓦西亚转告提波西，说当局正在搜捕一个名叫费道罗维奇的人，如果他认识这个人的话，“他不妨警告一下这个费道罗维奇，叫他最好离开这个镇子”。

潘·提波西和他的那一伙“坏人”都走了，不知去向，教堂也彻底坍塌了。留下的只有一座坟墓：“四周围着栅栏，每到春天，坟上便长满了嫩绿的野草，点缀着朵朵鲜花。”

“我和索尼娅常常来看望这座坟墓，有时爸爸还和我们一起来。我们喜欢坐在这里，坐在一棵温柔地窃窃私语着的白桦树荫下，眺望山下远处的小镇在雾霭中闪闪发亮。

“我们在这里，一起读书，一起想心事，相互倾吐我们童年的心事和梦想，倾吐我们那纯洁的、怀有崇高目标的青春时代的憧憬和希望。

“当我们就要离开这座孩提时代的安静的小镇的日子到来时，也是在这里——在我们出发前的一天晚上，在这座小小的坟墓前——我们俩，从我们年轻人的内心发出我们充满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的誓言。”

故事结束了，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沙皇统治下的黑暗时代，人们所忍受的屈辱，人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但不管沙皇的统治是多么黑暗，多么残忍，普通人之间，正直、善良、淳朴和相互信赖，依然存在，瓦西亚和他的两个小伙伴之间的那种诚挚、纯真的友情，感人肺腑，令人永世难忘。  刘庚荣

2012年1月

我无法忘记柯罗连科的《地窖里的孩子》，书中的小小魂灵，将萦绕着我，直到永远。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路德·希尔·维格斯

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检测了童年时代的逻辑，并且幸运地，大人们也遵循着此类逻辑；如此一来，孩子幼小心灵中的同情心、分享和友爱。这些品质得到了认同，而在善良动机之下的偷窃（小男孩偷妹妹的玩具），则得到了纵容。

美国文学教授：拉达·巴拉苏巴拉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