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上海的某个夜晚，在一家咖啡馆的电话间里，我地下兵站负责人老高正在焦急地拨着电话，他一边等待一边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上已经渗出的密密的汗水。他多希望电话的另一头，立刻传来熟悉的声音啊，老高焦急地等待着。在我地下兵站南码头仓库内，电话铃声在急促地响着，仓库负责人忙披了件衣服从里边跑了出来，拿起话筒，他先是“喂”了一声，然后又按照事先的约定，用笔杆在话筒上用力地划了两下。打电话的老高听到暗号，知道接电话的是自己人。便对着话筒说道：“我是老高，行情变了，赶快把存货转手。”我地下兵站南码头仓库的负责人听了老高的指示，知道情况有变，地下兵站的南码头仓库必须尽快撤离。
这时，满载着日本宪兵的警备车、摩托车吼叫着冲出北四川路的日本警备司令部的大门，像群疯狗似的穿过白渡桥，驰过外滩。刺耳的警笛声震荡着沉寂的黄浦江岸。一辆辆警用卡车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像一只只饥饿难耐的野狗，在寻觅着饕餮大餐！摩托车鸣着警笛在前边开道，卡车紧随其后。整个上海的夜空，都被这刺耳的警笛声充斥着。
靠近南码头的我地下兵站仓库，大家正忙碌着，只见十几个拿着杠棒的搬运工人，把一箱箱的物资迅速向外转移。他们由两个人专门将一包包货物抬起来，放到一名搬运工人的背上，这名搬运工人弯着腰，双手向后托着背上的货物，匆忙地向外搬运着。搬运工一个接一个地这样背着，遇到大件的货物，两人一组用杠棒抬着，就这样，经过一番忙碌，很快，仓库里的货物就都转运了出去。
日本宪兵警备车队在警笛急促的呜叫声中，风驰电掣地开到了南码头仓库门口。一个急刹车，摩托车和站满了日本宪兵的卡车停在了南码头仓库门口，日本宪兵们跳下车厢，用枪托猛烈地敲打着仓库的门。此时，其实仓库里已经人去屋空。日本宪兵们见敲门没人给开，便砸开了仓库的库门，冲了进去。令日本宪兵意外的是，只见偌大的一个仓库，里面空无一物。除了一张破桌子上放着一把破算盘还有几本出库凭据，再有的就是几个大大的空木桶了，其他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了。日本宪兵看着眼前这场景，显然是白跑了一趟，生气地直拿地上放着的空木桶出气，不停地用脚踢来踢去，发泄那种无奈与愤懑。
此时，咖啡馆里生意火暴，人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桌前喝着咖啡，品着茶茗，很是消遣。但人们却并未注意到，在咖啡馆的电话间里，我地下兵站的负责人老高依然在继续拨打着电话，他在通知我新四军地下兵站立即转移……此时，日本宪兵警备车队仍在鸣着警笛，紧急地四处进行着抓捕任务。很快，日本宪兵警备车队的警笛声就在我新四军地下兵站附近响起。
在我新四军地下兵站，接电话的是小赵同志，她拿起话筒，熟练地用笔杆在话筒上划了两下。她认真地听着老高的每一句话。此时，日本宪兵警备车队的警笛声越来越近了，小赵同志已经听到了日本宪兵警备车队在兵站门外刹车的声音了。她焦急地望了望窗外，对着话筒说：“我都安排好了，我马上转移，你呢？”正在此时，兵站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是日本宪兵队的人正在砸门。小赵同志沉着地对着话筒讲：“老高，你快走吧！敌人把这里包围了。”此时，就听“哗啦”一声响，门上的玻璃被日本宪兵打破了，日本宪兵已经冲了进来。小赵同志手里拿着话筒，她一扭头，认出带敌人进来的正是曾经的地下党程路，对他狠狠地骂了一句“程路，你这个叛徒”，然后她又赶紧冲着话筒喊：“你听清楚了吗？程路是叛徒……”咖啡馆电话间里的老高，听到了这一切，等他再对着话筒使劲“喂、喂”地吆喝时，电话那头已经没有动静了。日本宪兵队搜查了新四军的地下兵站，带走了小赵同志。电话这头的老高，隐约间已经感觉到发生的一切。此时，新四军的地下兵站是狼藉一片，文件资料散了一地，话机的听筒也绷直了电话线，话筒在有节奏地晃来晃去。P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