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上海史专家薛理勇的这本《丧葬习俗》为系统介绍中国丧葬发展史的一部专著，分别为：丧仪与丧事程序；宗法制度与守丧制度；形形色色的祭祀风俗；丧具的源起与发展；近代丧事之嬗变。每个章节内容详尽，引证充分。从丧葬的制度、程序、风俗等等多个角度剖析中国文化史中丧葬习俗的演变进步，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观念，丧事是凶事，平民百姓颇多犯忌，传统的丧制又多充满着“迷信”色彩，并为“提倡科学者”所唾弃，于是乎中国几乎没有关于丧仪的刊物，普通刊物，也不愿登载关于丧事的研究文章。

著名上海史专家薛理勇的这本《丧葬习俗》，却是系统介绍中国丧葬发展史的一部专著，分别为：丧仪与丧事程序；宗法制度与守丧制度；形形色色的祭祀风俗；丧具的源起与发展；近代丧事之嬗变。每个章节内容详尽，引证充分。

《丧葬习俗》从丧葬的制度、程序、风俗等等多个角度剖析中国文化史中丧葬习俗的演变进步，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前言】

【第一章】 丧仪与丧事程序

 魂兮归来兮——复

 越日小殓

 三日大殓和搭建灵堂

 初丧时的祭奠和吊唁

 设灵堂和做七

 拆灵堂和出丧

 出殡

 守丧和丧期内的祭礼

【第二章】 宗法制度与守丧制度

 宗法制与不同的服丧礼制

 中国宗法制度和祠堂

 牌位是死者的“替身”

【第三章】 形形色色的祭祀风俗

 祭祀

 纸马和纸扎

 清明与上坟

 清明公祭

 中元节·地官诞辰·盂兰盆会

 羹饭为鬼食

【第四章】 丧具的源起与发展

 古者墓而不坟——墓与坟

 盖棺论定谠——棺枢

 墓志、墓志铭

 悼词和诔、谥的关系

 墓碑起源于丰碑

 始作俑者——俑

 墓葬中的买地契

 赴告、讣告、讣闻

 挽联说“挽”

 赙贝冒与奠仪

【第五章】 近代丧事之嬗变

 牌坊和纪念碑

 近代上海商业殡仪业的发展

 上海公共墓地的发生和发展

 殡葬服务与上海“大出丧”

 旧诗词中的丧俗

《说文解字》“殡，死在棺，将迁葬柩。宾遇之。”译成白话——尸体已经放进棺材，在入葬之前，活人们像对待宾客一样送他出行，所以写作——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有一段表述：

按《士丧礼》：“主人奉尸，由阼阶向西阶，敛于棺。”棺先在肆中矣。所谓殡也，在西阶。《檀弓》曰：“殡于客位。”又曰：“同人殡于西阶之上，宾之也。”《释名》亦曰：“于西壁下涂之曰殡，殡，宾也，宾客遇之……”段玉裁引用了长段的古文献，无非就是要说明，“殡”就是从人断气以后，入葬之前一段时间的丧事活动，亲人们像对待宾客的礼遇送别亲人，所以叫作“殡”。

当亲人被确定断气后，家人或委托代理操办丧事的“执事”就立即在丧家的厅堂里挂起布帏，设立一个停尸和供人们吊唁的场所，也就是所谓的“灵堂”，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遵守这一种制度。但是，到了近代以后的上海，由于社会结构，房住环境，商业进步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传统的“灵堂”不得不发生变化，最终被商业化的“殡仪馆”替代。

本书中已多次提到，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高度的城市近代化使上海向周边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周边地区的人民大量涌入上海，使在较短的时期内城市人口以很快的速度增长。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成为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且移民人数远远多于本地居民。大量的移民首先打破了中国以宗法制为基础，宗族世代集中居住的居住形式，邻里之间已不再是传统居住形式中的亲属、亲戚关系，邻里之间可以以朋友的方式交往，但也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们已不必如宗法制下的“礼尚往来”；其次，都市化的另一个麻烦就是人口密集，居住条件困难，办丧事要有足够的空间，而上海人最缺少的就是生活和活动空间，人们希望有谁能出租“空间”，以解决生活中必须会遇上的“红白喜事”，最早举办公共性、商业性的殡仪服务是分散在城市中的同乡会馆、公所。

一般认为，中国的会馆始于明朝。几千年来，通过科举考试是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方法和手段，同样也是学子走上仕途的主要途径。古代交通十分落后，进京赶考是十分艰难的，住在偏远地区的人赶考，也许要提前半年从家里出发，而且还不知何时能抵达京城，如提早抵达京城，就须在京城住下来等考试，同时，考试结束到正式公布考试成绩又得需要一段时间，对不少学子来讲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参加会试的学子又随时可能从中冒出一位大官，于是，有的省或府城或县城就在京城设立一个“会馆”，它似乎是一个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或招待所，主要接待进京会试的同籍“举人”，“会馆”也因此而得名。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稽山会馆唐大士像》：

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靖)隆(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

地方政府在京城设立会馆的另一作用是，京城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皇宫中的大小事情都可能被朝廷官吏和为皇宫服务的工作人员传出来，犹如今天北京人喜欢“侃大山”一样，会馆就可以将皇宫中的事抄成“邸报”送到省里，供省政府参考。上海不是京城，只是一个滨海的商业城市，所以，上海会馆的一大作用是“仕宦商贾之在他乡者，易散而难聚，易疏而难亲，于是，立会馆以联络之，所以笃乡谊也”(光绪癸未上海《重修建汀会馆碑》)。中国古代实行土葬，“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即使客死他乡的人，家人也会想方设法把亲人的灵柩运回家乡人葬，而靠个人的力量要将棺木运回家乡又是十分困难的，于是，会馆的另一作用就是代同乡人暂厝、运柩，帮助无力下葬的“困难户”处置殡葬事宜，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上海《四明公所义冢碑》(此“四明”指浙江宁波府，以宁波位于四明山下而得名)中讲：  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久客他乡，死生莫必，或年(下缺)远，子若孤，莫知其所，良可悼叹。余自昭文移任上海县事，上海为东南一大都会……知有四明公所，为同乡停厝旅梓之区……撰此碑文者自称“加同知衔知上海县事定海蓝蔚雯”。蓝氏祖籍广东大埔，寄籍浙江定海(今舟山)。字子青，号蔗生。初以诸生援例捐知县，任江苏丹徒知县；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调署理上海知县，二十六年九月(1846年10月)离任，次年六月又复任署理上海知县；1853年9月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上海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外交上也出现诸多困难，蓝氏于1854年7月任署理上海道台，一方面与英法等国达成协议，联合镇压小刀会，悬赏追捕义军头目，并宣布江海关恢复征税。1859年奉命赴天津，听候直隶总督差遣，次年在北京逝世。该碑文应该是他1846年即将离任署理上海知县时所撰。文中提到的“旅梓”就是暂厝在四明公所内等候运往宁波的棺柩。P164-166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当时家里也没有几本书，能读的全读完了。中学时，有一位同学家有一房间的书，他的父亲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资本家，这一房间的书全是杂书。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讲：五柳先生“不慕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因为是借来的书，指定日期要归还，所以读书讲速度，而中学生年龄尚小，也不见得有很高的悟性，所以，我只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已。不过书读多了，原来不理解的书慢慢地也理解了。

记得中学时借到一套线装本《野叟曝言》，清·夏敬渠著。小说的主人公是吴江名士文素臣，论文则博古通今，才高八斗，论武则勇力过人千夫不敌，他因直言论政得罪权臣，不得已游历海内。于是一路除暴安良、辟妖戳鬼；他崇儒学，抑佛道，平乱剿寇，最后位极人臣，天子倚为长城，其则号为素王。文素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视之为仰慕的伟人。后来读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评之曰：“衙学既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实为抱负，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柢实同，唯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文艺，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确实，主人公文素臣就是一位理学家。

《野叟曝言》开卷就讲，有一位学者夜里经过文素臣的家，见文素臣在秉烛夜读，所读之书名为《檀弓》，即叹为观止，称此人必为将相之材。当时我并不知《檀弓》为何书，就千方百计寻找《檀弓》，后来才知道，《檀弓》只是《礼记》中的一个篇章。檀弓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经常与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讨论礼制，篇名即以檀弓得名，《檀弓》分上下两篇，主要涉及的是丧礼。只是初中生的我根本读不懂《檀弓》，这回连“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水平也没有了，但是此后，我就会把读到的涉及丧礼、丧事的文章记下来，甚至会仔细观察人家在办丧事中的行为和礼节。

今本《礼记》共四十九篇，相传为孔子逝世后其门人所记的孔子言论的合集，近似于后来的“语录”，文体多对话形式，编定于西汉。《礼记》四十九篇中直接讲丧仪的就有《檀弓》上下篇、《丧服小记》、《丧大记》、《祭法》、《祭义》、《祭统》、《奔丧》、《问服》、《问传》、《丧服四制》等多篇，而其他篇章中也夹杂着关于丧仪的内容。我估计，全部《礼记》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文字与丧事有关，可见，古人对丧仪的重视，也足见丧仪的繁复和复杂了。

《礼记》是“语录”体专著，涉及几乎所有的礼仪制度，但系统性很差，同样内容在不同篇章重复出现的情况随处可见，实用性较差。于是汉代又出现了一本《仪礼》的著作，其原则上就是将《礼记》中涉及的礼仪制度进行分类，归纳为十七篇，其中丧居其四，即第十一篇《丧服》、第十二篇《士丧礼》、第十三篇《既夕》、第十四篇《士虞礼》。《丧服》规定了服丧等第和礼制，《士丧礼》、《既夕》、《士虞礼》讲丧事的操办程序和相应的礼制。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著作被历朝历代列为经学，既是读书人必读之书，又是他们走上仕途的敲门砖，《礼记》就是重要的经学著作之一，而《仪礼》又是根据《礼记》重新编排的“实用礼仪手册”，操作起来很方便，于是，《仪礼》确定的丧礼制度一直被后人遵守。唐朝以后，历代也相继颁印过相关的礼制类书籍，但都没有脱离《仪礼》的影响。甚至，今天许多地方的丧俗中仍能见到《仪礼》定下的规矩，所以，研究、了解古代丧仪，对指导今天的殡葬仪礼仍有很大的作用。

我开始收集中国丧仪资料，并将其归入中国风俗史、制度史、社会史、人类史的范畴加以研究已经有些年头了，可是，丧事是凶事，平民百姓颇多犯忌，传统的丧制又多充满着“迷信”色彩，并为“提倡科学者”所唾弃，于是乎中国几乎没有关于丧仪的刊物，普通刊物，也不愿登载关于丧事的研究文章，我写好的几篇关于殡葬文化的文章也只能存入抽屉里，因无刊物愿发此类文章，以后就干脆不写了。

1998年8月，上海实行殡葬政、事分开，建立了：上海市殡葬管理处和上海殡葬服务中心，上海市殡葬管理处承担政府行政管理职能，管理全市范围的殡葬事务；新成立的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承担上海市民政局直属的殡仪馆、公墓以及联营公墓的经营服务职能。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的领导者颇有眼光和水平，为了促进殡葬改革，开展殡葬文化研究，以企业自筹资金组织了国内唯一一家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还编印出版国内第一本殡葬文化研究类刊物《殡葬文化研究》杂志(内刊，双月刊)，迄今已出刊70期。我就是通过《殡葬文化研究》与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主任王宏阶、书记朱金龙、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诸华敏、忻秉勇等诸君相识，并成为《殡葬文化研究》的编外研究员，定期能在杂志里发表我的文章。

我一直想用一种通俗的方式介绍中国殡葬业的发展，以及其文化现象，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编辑来约，希望我能以通俗的方法写一套关于传统文化、风俗的著作，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才有了这本《丧葬习俗》书。

在该书付梓之际，还得感谢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和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上海殡葬博物馆的多方面帮助和支持。

薛理勇写于秋月枫舍

2011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