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佳编著《教科书里没有的近代史》一书，目的在于对那些史学乱象进行“正本清源”，对一些大家有所了解却又尚不深透的历史原委予以完整、真实地呈现。特别是对一些几乎已成定论、又广为世人所知的错误认识进行“拨乱反正”，基于史实重新提出新认识，从而丰富大家对历史复杂性、曲折性的认知。譬如，书中对蒙冤百年的叶名琛、驻朝监国时的青年袁世凯、决断收复新疆的慈禧等诸多重要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均力图通过让史实“说话”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客观、准确、真实的再评价。

本书《教科书里没有的近代史》主要写的是一般通俗历史读物、特别是历史教科书里向来欠缺的内容：

写人物，重点是写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比如写李秀成，着重于写他的忠与不忠；写叶名琛，重点写他被当时人的误解和被后世的误读。历史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写出来了。

写事件，重点不是说故事，而是填补空白、揭示真相。比如对慈禧，重点介绍她在保全新疆问题上的正确决断和她日常生活中的养生之道；对天津教案、圆明园遭劫等重大事件真相，给出独立见解。

《教科书里没有的近代史》由董佳编著。

前言

故事人物

“海上苏武”的百年冤案

“忠王”李秀成的忠与不忠

天国才子石达开

帝国最后的武士僧格林沁

青年袁世凯曾因爱国而“抗日援朝”

大清美籍外交使臣——蒲安臣

康有为的幸福流亡生活

被冤死的军机大臣赵舒翘

大太监李莲英其人其事

奇女子赛金花传奇

近代要闻

圆明园共遭几次劫难

太平天国的财宝到底藏在哪里

总理衙门四十年

一场流言引发的天津教案

慈禧拍板收复新疆

潜伏中国：甲午战前的日本对华间谍战

“苏报案”是怎么一回事

千年科举的终结

清末三帝为啥绝嗣

“苦命皇帝”光绪的死因真相

庚子退款的来龙去脉

清末改革因何失败

外蒙古是如何从中国独立出去的

百事杂谈

慈禧太后为何被称为“老佛爷”

让人大开眼界的慈禧养生术

曾国藩为何不敢反清称帝

真实的《投名状》：晚清四大奇案之“刺马案”

酷刑“凌迟”的废除

封疆大吏为何寓庙而居

不差钱的大清为何屡打败仗

“学而优则商”：史上唯一的“状元下海”始末

晚清报纸一览

近代中国对外赔款知多少

时局无奈，城破被俘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856年10月23日)，处心积虑的英国人在得到“亚罗”号事件的口实后，很快便调集舰队进攻广州。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叶名琛决定发动民众来抵御。他在致广州百姓的告示中写道：“照得英夷攻扰省城，伤害兵民，实为罪大恶极，合行晓谕，公同剿捕……但见上岸与在船滋事英匪，痛加剿捕，准其格杀勿论，仍准按名赏三十大元，解首级赴本署呈验给领，断不食言，毋稍观望。”于是乎，本来就对洋人恨之入骨的一般百姓，在政府的奖金刺激下，变得更加情绪激昂。一时之间，在广州、香港等地纷纷出现了一些自发性的群众抵抗，给英国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再加上自身军力有限和四个月的对峙，使得疲惫不堪的英军最后不得不宣布暂时放弃广州，退出虎门，以待援军。而此时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在得到英军退出广州的消息后也大喜过望，深信叶名琛“抚夷”有功，并对其大加赞赏。殊不知此次英国人的退却只是权宜之计，暗地里正策划一个更大的阴谋。

进攻广州的冒险失败后，英国人很快就开始在叶名琛发布的告示上大做文章，英国国内媒体也开始大肆报导说悬赏缉捕英国人的告示对在华的外国人造成了致命的威胁，拼命宣传英国人在广东的“危险处境”，并将这一切归咎于叶名琛。这样一来，叶名琛的对外形象很快便被妖魔化，被描绘成了一个凶残成性，尤其仇视外国人的“东方屠夫”。此举很快便引发了英国朝野的极大的不安和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在好战的英国巴麦尊内阁的坚持下，1857春英国国会终于通过了一个扩大对华战争的议案。恰好同年九月，法国政府也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以“保卫圣教”为旗号，宣布参战。于是在咸丰七年十一月(1857年9月)，英法联军5600多人抵达广东，准备再次进攻广州。英国公使额尔金和法国公使葛罗此时联名向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对“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赔偿损失，并进城举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否则将“不得不采取暴力措施来对付广州”。 叶名琛驳斥了英法的无理要求，但表示可以在香港继续进行谈判。而狡黠的额尔金却谎称叶名琛无视通牒，随即再次下令对广州发起攻击。

面对敌人的进攻，叶名琛表现出一如往常的镇定。他对下属说：去年英军之所以一度攻入广州，后来又被迫退出，说明英军不能长期占领广州；据敌情侦察的报告，英国和俄国在克里米亚的作战及其在印度的镇压兵变中耗损了大量财力、人力，此时也应该没有能力对中国发动战争；他在总督衙门里建有“长春仙馆”，里面祭祀着吕洞宾、李太白二位大仙，但凡军机大事他都会向二仙求签占卜，而他此次占卜的结果是“过十五日后便无事”了。

初听之，叶名琛的求仙做法着实让人觉得既可悲又可笑。可仔细想想，在当时叶名琛之所以把希望寄托在神仙身上，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当时广东的绝大部分兵力都被抽调去镇压太平军了，英法联军此时乘虚而入，叶名琛面临无兵可派、无险可守、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叶名琛也还是努力地作了迎战准备。他再次动用了民团和团练，以此来抵御英法联军。只可惜，战争毕竟是一场实力的对抗。尽管叶名琛“沉着”应战，但终究无法抵挡强大的英法联军强攻广州。1857年11月14日，叶名琛在城破后被联军俘虏，随后被带往联军司令部，后来又移送到一艘英国轮船上。在被押送的过程中，他的随从曾示意他投江殉国，但叶名琛不予理会，从容登船。此时他仍旧身着朝服，端坐在太师椅之上，威仪不减。他天真地以为会在船上见到额尔金，与之举行谈判。

可此时的英国公使额尔金不但没有与其见面的打算，甚至还计划着把叶名琛送往印度去关押。个中缘由，他在给法国公使葛罗的信中讲得非常清楚：“将叶氏留在广东会使民众不安分，这也会对重建社会秩序和统治信心不利。”更何况此时英法联军也在广州物色好了一位新的谈判代表，即广东巡抚柏贵。柏贵对外主和，与前英国公使包令等早有往来。当广州陷落时，柏贵己秘密派人和英法联军进行接触，表示出对叶名琛的不满，主动要求和谈，而这正是英法联军所希望的。因此，在略加思考后，额尔金便决定将已没有利用价值的叶名琛押往印度。

P7-9

对于历史的特性，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罗家伦曾将之概括为“连续性”和“交互性”。仅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论，罗氏告诫我们，近代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不能将其与过去的一切相分离。掩卷思之，我认为此话甚有道理。仔细思考现代中国的形成、发展与进步，又何尝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完全撇清呢？例如，我们今天习惯上称之为“新社会”，国家被唤为“新中国”。既然有“新”字之说，则必然有“旧”字与之相对应，而“旧社会”、“旧中国”亦不能不摄入世人之眼帘。道理很简单，“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了解“旧社会”、“旧中国”的危难与黑暗，亦自然不能理解“新社会”、“新中国”的孕育及产生。

那么，这个被现代中国人视作是“旧中国”的历史又从何谈起呢？鸦片战争应当是一个起点。从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开始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随着彼此交往的一天天增加，那些国门洞开后一股脑儿涌进的泰西文明日渐对长期封闭的这个东方古老国度产生了诸多深刻影响。这所造成的后果，不单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的物质文明的更迭，而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系统的大换血。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明基础，都受到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老实讲，我们今天没有哪件事是独立于世界的，要研究现当代中国，非了解国际情势不可。而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状况的老根儿恐怕还得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那声炮响算起。

不过，那些试图对历史进行发掘的有心人大多都会发现，事实上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近代史，想要真正撩开她的面纱，对她进行深入了解却并不容易。近代以来，或由于当事人的刻意布局，或由于史料文献的破残消匿，或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以及民族主义的思想束缚，常常有一些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历史真实被主观人为地遮蔽起来，时间一长自然“弄假成真”，以至于现在不少戏说惑众的伪史大行其道，一些篡改历史、不负责任的胡说公开传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凡此种种，每一个从事史学研究的学界同仁身上都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是故，本书的写作目标就是对准这些史学乱象进行“正本清源”，对一些大家有所了解却又尚不深透的历史原委予以完整、真实地呈现。特别是对一些几乎已成定论、又广为世人所知的错误认识进行“拨乱反正”，基于史实重新提出新认识，从而丰富大家对历史复杂性、曲折性的认知。譬如，书中对蒙冤百年的叶名琛、驻朝监国时的青年袁世凯、决断收复新疆的慈禧等诸多重要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均力图通过让史实“说话”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客观、准确、真实的再评价。

另一方面，如若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分析，这七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又可以解读为一部中外异质文明从冲突、对抗，到相知、融合的文化交流史。古老且变化缓慢的文明在遇到另一种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后步步退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追寻救国图强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在新世界格局中重新检视中国地位的新观点。而这些在当时有些“超前”的观点，又不可避免地与固守传统的国家政权和普罗大众之间产生矛盾和摩擦。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大戏：一出是向外扩张的西方海洋文明和固守传统的中国大陆文化之间的文化对抗，另一出则是第一出的衍生物，表现为辛亥革命前中国内部的剧烈社会分化与思想激荡。故而本书也试图通过对太平天国运动、蒲安臣出洋、天津教案的来龙去脉、苏报案、废科举、废凌迟、张謇下海等一些历史事实的描述能唤起读者对中国传统社会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迅速转变的反思。

回顾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始觉自己从接受专业的史学训练算起弹指一挥间已走过十二个春夏秋冬。十二年看似漫长，如今感觉却是如白驹过隙，倏然而已。回顾这么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体会到了科研探索的艰辛，也品尝到了收获的喜悦。在专业上，体验了由“技法”到“思想”的转变，在人生意义的感悟上，也经历了一次痛并快乐的修炼。在对历史进行解读的问题上，我个人以为，品读历史既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很多朋友喜欢历史，尤其乐于在闲暇之时对历史人物事件品头论足。一些民间故事由于其轻松、活泼、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叙事风格而深受人们喜爱。一时间，“戏说”取代“正说”，塑造了人们心中对于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印象。因此，本书在创作中也尽可能地做到贴近现实、贴近生活，通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起因、缘由、过程和结局的描述，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形象的语言、丰富深刻的思想来达到寓教于史的目的。应该说这也是我本人写作上的一个尝试和努力，希望能够达到深入又能浅出、严谨而不显拘谨、通俗而不失高雅的境界。

随着这部书稿写作结束，自己虽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又恐有不当而贻笑大方。所幸从写作伊始，大众读物编辑室的马燕和刘树林编辑就对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提供了诸多宝贵意见，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书稿完成后，马老师和刘老师又对文字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审阅和校订工作。她们工作中的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令我极为钦佩。应该讲，这部书稿能按时完成，实与二位编辑的悉心帮助密不可分。由于工作繁忙、水平有限，本书一定有不足之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应归咎于我本人，同时也希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