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雪钧先生的新著《离上帝最近的人——中外著名音乐家访谈录》是本份量十足的书，只要看看其中的采访对象——指挥家小泽征尔、西蒙·莱托、祖宾·梅塔、迪图瓦、阿什肯纳齐、丹尼尔·哈丁、诺林顿、曹鹏、陈燮阳、汤沐海、吕嘉、阎惠昌，作曲家赵季平、何占豪、陈钢、徐景新，演奏家郎朗、傅聪、克莱默、齐默尔曼、刘诗昆、陈萨、吕思清，等等，就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这些记述当代中外音乐家的文字，都是第一手的采访实录，有很强的现场感、真实感，鲜活灵动，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离上帝最近的人——中外著名音乐家访谈录》简介：这是一群头顶艺术神光，游走在神经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另类。音乐俘获了他们，滋养抚育了他们，同时也给他们中一些人带来厄运甚至毁灭。这些缪斯女神派往人间的“特使”，一方面，他们天才的头脑超越时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是些“怪人”，音乐的理性和人性的非理性一面，常让人惊诧不已。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怪异及另类的性格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从人性和宽容的角度来看，评判那些艺术领域里出类拔萃以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的价值标准，是在音乐厅里的表现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因为，完美的明星从来就是商家人造的雕像。这个世界，太完美的东西，本身就是不完美。

施雪钧先生的新著《离上帝最近的人——中外著名音乐家访谈录》一书，引导着我们走近那些音乐大师，倾听他们的心声；并通过他们感受宛如旭日与晚霞一般瑰丽多姿的音乐无与伦比的美。

自序

作曲家：

 “音乐奇才”赵季平

 何占豪陈钢：五十年一醉为《梁祝》

 徐景新：“天衣飞扬”歌声留

 万里：农民音乐是我的根

指挥家：

 小泽征尔：一个世纪的“最后节拍”

 曹鹏：纵情燃烧的音乐人生

 阿什肯纳齐：忠于自己的音乐

 西蒙·莱托：柏林神话

 祖宾·梅塔：中国让我羡慕让我嫉妒

 陈燮阳：可贵的“纯真”

 汤沐海：弧线划出金色风采

 余隆李南：中国爱乐这十年

 夏尔·迪图瓦：快乐的“超级旅行家”

 丹尼尔·哈丁：21世纪的期待

 吕嘉：“中国鬼才”闯荡意大利

 诺林顿：循旧求新的古乐“复活”者

 阎惠昌：我看到了国乐的世界性未来

 龚林：“茉莉花开”在扶桑

歌唱家：

 吴碧霞：歌坛蹦极者

 方琼：生活就是最好的一首歌

 马金泉：这个“成吉思汗”很骨感！

演奏家：

 郎朗：绕过一千个“陷阱”走来

 陈萨：漂泊的“吉卜赛人”

 吕思清：弓弦上的“精灵”

 谢楠：艺术的美丽是痛苦提炼的

 克莱门斯·海兹伯格：维也纳音乐

 悲情刘诗昆

 傅聪：黑白键上五十年

 克劳斯·海曼西崎崇子：黄金拍档演绎“拿索斯神话”

 吉顿·克莱默：音乐不是服务于自己的虚荣品

 弗兰克·彼得·齐默尔曼：小提琴已经成了我的信仰

后记：音乐史上的那些伟大天才

“音乐奇才”赵季平

我试图探寻，赵季平那些富有神思幻境般的金色旋律，是从哪条“神河”中流出而且总不断流？活跃在他精神王国中的神秘语言，缘何能一次次溶化成难以捕捉的美，显示出音乐的伟大和直接，在人的心灵中引起共鸣？

——手记

在中国，绝大多数百姓并非熟知赵季平。而他的音乐，却是一个个鲜明的符号，传播在大街小巷的老百姓口中。

许多福利彩票亭，不断地播放着《水浒》中的“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赶九州啊……”；许多人，直着嗓子在卡拉OK：“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呀头／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哇……”还有：“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多少年了，老歌被传唱成了时代的经典。

音乐的能量是巨大的。

当“平原上黄河长／生我养我好地方／大风吹来晃一晃／吆／酒过千殇”那主题歌，不久前随着《狼毒花》在全国各大电视台一拨又一拨地热播时，那凄美壮烈的旋律伴随着“常发”、“梅子”的鲜活形象，再一次震撼亿万观众的心。

中国百年电影史，从20世纪80年代起，赵季平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经他配乐的很多部影视作品红遍全国。《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烈火金刚》、《秋菊打官司》、《孔繁森》、《水浒》、《燕子李三》、《康熙微服私访记》、《一声叹息》、《美丽的大脚》、《天下粮仓》、《大阅兵》以及《大宅门》、《乔家大院》、《狼毒花》等50多部电影以及更多的电视剧，几乎每部影视作品的音乐，都脍炙人口，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国内几乎所有的电影大导演，都与他合作过。

赵季平的电影音乐代表着中国，频频走进全球性的电影节，并获得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捷克等电影节和电影展的各项国际大奖。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的摄影师，如今美国记录片大导演阿兰·米勒为拍摄国际纪录片《音乐家——赵季平》，亲自带领一个九人摄制组，花了大半年时间，从瑞士跟踪到北京、西安乃至陕北。米勒说：“他是中国音乐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中国的约翰·威廉姆斯！”

艺术中的巨大作品，一定含有某种美的属性，不过这种属性往往是很特殊的，要理解它就必须深入钻研这个作品，钻研它的风格特点，甚至可以说是钻研作者的个性。我对赵季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试图探寻，那些富有神思幻境般的金色旋律，是从哪条“神河”中流出而且总不断流？活跃在他精神王国中的神秘音乐语言，缘何能一次次融化成难以捕捉的美，显示出音乐的伟大和直接，在人的心灵中引起共鸣？  2007年夏天，我开始寻访赵季平。然而我知道，采访这位当代中国的电影音乐大师，必须得通过陕西音乐圈内和他最近乎的哥们。这些音乐前辈告诉我，他为人低调，深居简出、讨厌应酬，鲜对媒体，长期躲藏在音乐背后。

果然，颇费一番周折。先是，几个月内他抽不出时间，好不容易约定“十一”长假的最后几天在西安见面。我刚要启程，忽又接到电话，说他要去文化部开会，无奈只得退机票。10月下旬，得知他来上海开会，有一天半时间，我赶紧与他约时间。没料到，第二天一早又接到他的电话。“对不起，我上午十一点的飞机要离开，抱歉，这次没时间了。这样吧，我11月底至12月初在西安，你过来如何？”赵季平说。

终于，有缘一识“韩荆州”。当我坐在赵季平在西安古城墙外那22层楼中的书房里与他深聊时，我发现，音乐大师那张古朴的脸，显得很平静，好像什么事在他身上都没发生过一般。可他一开口说话，你似乎可感觉到，作曲家内心激情奔涌的哗哗水流声……

(1)

赵季平的家中，更多时候是静悄悄。这种静逸，让来人一进门就能察觉，这里似乎很少有高朋满座的欢景，以致很自然地会压低嗓门。

身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现今是中国音协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的赵季平，长期埋首案头，他那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只有在静默中才能进发出神奇的灵感火花。这个心灵，在静默中汲取营养，制造音乐。

宽敞的书房中，有两架钢琴。除此之外，满屋是书。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奖杯。书桌上，推满了各种资料和五线谱。赵季平坐在桌前。

“36集电视连续剧《狼毒花》，我看了五遍，而且几乎你所有的电影原声音乐唱片，我都听了。很多音乐中，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美在里面。所以我反复看、反复听。”我开口聊了起了《狼毒花》。

“哇！”赵季平惊讶了，古朴的脸上浮现出笑意。

“我查阅了你的创作年表，发现你涉足了所有音乐创作领域，比如交响曲、协奏曲、合唱、歌剧、舞剧、声乐、民族管弦乐等等。第一次‘触电’，是不是电影《黄土地》？之后又怎么会一发不可收拾的？”我问。

“我对音乐创作从小就爱，而且爱得很早，记得还在我小学三年级时，我就产生了这个梦想，将来要当作曲家，这个观念始终没变过。”赵季平不假思索回答。

“是什么东西诱发你从小时候就有如此宏大梦想？”

“不知道！就是喜欢，小学生时就想写东西，初中开始动手写歌。有这种心态，接着就考音乐学院附中，一直到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中，我对梦想的追求非常执着。

对电影音乐的创作，也是一种偶然。虽然我对画面的感觉有优势，但是机遇也非常重要。1983年，陈凯歌、张艺谋找到了我。与凯歌的愉快合作后，又与艺谋合作《红高粱》，从那时起，一直走到现在。

我信奉一种原则，干每件事，都要有一颗平常心，踏踏实实地去做，丝毫没有其他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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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世界，耶路撒冷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那么，古往今来，音乐史上那些产生如此大量奇迹的音乐天才们，则是上帝派往凡世的福音传播者，他们是离上帝最近的人……

当我将采访机一次次地放在音乐名人面前，然后像老朋友一样与他(她)聊起“家常”时，我知道，又一次新的“痛苦”开始了。因为接下来的案头工作，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女人，从喜悦到痛苦，直至“孩子”呱呱落地。

“痛苦”起于何时，缘何愿意为之忍受甘苦，时至今日我仍难以说清。似乎可以确定是：出于从小对音乐的酷爱与神往，以及年轻时代我的那段“与音乐擦肩而过”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北大荒屯垦戍边的苦难日子里，我的音乐理想被“黑五类”出身所埋葬。灰飞烟灭中，唯独那颗灵魂还未死去。一次偶然中，我从对岸的前苏联古典音乐电台中听到了马思涅的《沉思》以及瓦尔德·退菲尔的《溜冰圆舞曲》，我的心顿时被震悚，像被电流击中一般，毛发顿时倒竖起来，这是我平生听到的最好听的音乐。一颗古典音乐的种子悄然埋下了。不曾想，几十年后我竟然成了虔诚的音乐信徒。以至每天都要在音乐中与那些不朽的音乐家们“见面与谈心”。我鬼使神差般地走进了音乐写作的圈子。

音乐圈内朋友渐渐增多，这使得我常常有机会应邀出席一些名家大腕的私人聚会。说实话，这是一群头顶艺术神光、抓人眼球的神秘群体。是一群游走在神经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另类。音乐俘获了他们，滋养抚育了他们，同时也给他们中一些人带来厄运甚至毁灭。歌德把艺术家身上这种不确定元素称作“魔鬼似的某物，是智慧和理性无法解释的。”他说：“魔鬼似的某物表现为绝对积极的能量。它喜欢附在杰出人物身上。”

在与他们的交往与碰撞中，我奇怪我总能在瞬间进发出灵感。如同闪电的产生一样，云层急剧的碰撞与刺激，便产生出奇妙的电闪雷鸣。当然，也耳闻了不少躲藏在音乐背后的奇闻逸事，于是，一种写作冲动就自然喷涌而出。

然而，这需要付出代价。也就是说，每篇长文中都蕴涵着苦思冥想的不眠之夜，仿佛经历了一次次痛苦的“分娩”。正因为不断地“分娩”，居然写了50多位声誉卓著的音乐家如小泽征尔、西蒙·莱托、阿什肯纳齐、祖宾·梅塔，纽约时报音乐专栏作家戴维·杜巴尔，作曲家赵季平、何占豪、陈钢、徐景新，以及华裔指挥家汤沐海、余隆、吕嘉，演奏家加里·格拉夫曼、傅聪、刘诗昆、郎朗、陈萨、克莱默、齐默尔曼、吕思清，歌唱家吴碧霞等当代中外音乐名家。在难得的有时充满着斗智的近距离访谈中，我感受到了这些“离上帝最近的人”的呼吸，叹气、激情乃至音乐会后的那种亢奋。

有意思的是，至今，我仍然乐此不彼地在编织着中外乐坛上发生在昨天、今天乃至影响明天的“故事”。  (2)

当今这个时代，不少明星、大腕都被宠坏了。这些缪斯女神派往人间的“特使”，一方面，他们天才的头脑超越时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是些“怪人”，音乐的理性和人性的非理性_面，让常人惊诧不已。他们的某种人格及行为举止，即便请来一大堆精神分析专家，也未必能解释得清真正动机。

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杜巴尔就曾向我讲起他与伟大的钢琴家霍洛维茨三年亲密交往的经历。在大艺术家晚年时，杜巴尔每星期要去拜访他，与他共进晚餐，弹琴、聊音乐每至深夜，这对忘年交是那么地交亲密无间。可至高无上艺术地位与特权宠坏了霍洛维茨，以至他对人、对生活的苛求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三年中，他从不允许杜巴尔带任何人去他家，哪怕最亲密的人也不行。杜巴尔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他称自己在霍洛维茨面前像个二等公民，是服务于他身边的儿子。在霍洛维茨举办盛大的85岁生日派对前，杜巴尔斗胆再次向大钢琴家夫妇提出，恳请他允许自己带女朋友参加。结果钢琴家夫妇干脆取消了对杜巴尔的邀请。就这样，一对艺术挚友终结了友谊。直至霍洛维茨辞世，也未见上一面。杜巴尔遗憾地对我说：“霍洛维茨的艺术是无法解释的，同样，他古怪的个性也是无法解释的！”

杜巴尔的话提醒了我。采访名家大腕与古典巨星，从来就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特别是那些被宠坏了的音乐家。以我的个性而言，是绝不能接受二等公民待遇的。几年前有一次，我如约访问李云迪，这位被荣耀光环照晕了的年轻钢琴家，显然找不到北了。他视我们的约定如儿戏，先我之前，插进一档电视访谈而将我丢弃在一边，这举动深深刺痛了我。当晚，我徒劳而返。在主办方几次三番与他经纪人交涉后，才答应第二天上午补访，但时间限制在二十分钟。

第二天上午我赶到浦东，发现宾馆门口有辆大奔已经在等候他，他马上要去参加一个商业活动。顿时，我的血脉贲张。望着他心不在焉游离的眼神，我冷冷地丢下几句话：“比你名望大的国际大牌我没少见。你得小心了，当心坏了你的名声。你应该懂得，有些采访你可以推却，可有些采访，你的漫不经心会有后果！既然如此，我想，我没有义务为你写任何东西，再见！”说完，我转身离去。显然，他已经被媒体宠坏，音乐已经成了服务于他的一个虚荣品，他还能走多远？

可采访柏林爱乐的指挥西蒙·莱托，却充满了戏剧性。原来，西蒙还未到北京前，我就请东道主帮忙安排。岂料几次都遭西蒙经纪人拒绝。理由是他从不接受任何报纸的单独采访。东道主只得不断发短信给我：“不要急，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一定成全你。”

柏林爱乐到上海了。几天过去了，消息全无。突然间我想起了三年前我写过他的两个版面，急忙翻出来，叫快递送了过去。事情就在这细节中有了转机，当这两张报纸送到莱托手上时，他无法推却了，就在临上飞机前三小时，我们非常愉快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

从这些经历中，我悟出一些门道，要让名人对你感兴趣并且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开口讲故事，又要让读者对文章感兴趣，那么，你必须既是事实的提供者，更是故事的讲述者。坦诚地说，音乐家们常常抱怨外行们提一些小儿科式的问题，他们对那些毫无准备、以及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出点个人隐私的采访极其反感，相反，他们非常在乎你的音乐品味，因为他们用音乐语言讲话。刘诗昆就曾向我抱怨说，“每年三月总有大批记者追着我采访，可他们从来不问我音乐！”

我于是经历了一次次思维“炼狱”。这个煞费苦心的过程，有时简直就是“受伤”，犹如走入黑暗漫长的隧道，眼前一片漆黑而不见光亮。正如国外同行所说：“优秀的写作从来都是痛苦的产物。如果你没有受伤，你就没有尽力……”。

不过这种痛苦应该是有回报的，这种回报就是创作完成后，从一篇成功作品中产生的深切满足感。

(3)

我常常经历这样的场面：音乐会上，轰轰烈烈，让你心悸，让你兴奋；两个小时后，台上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清扫工，还有那个关门的老头，时不时咳嗽两声。那个刚才还充满了神圣、充满魅力的地方，突然变得毫无生气。音乐的圣堂是人的精神最升华的地方，但那个场面一旦过去，一切都不复存在。

 音乐的能量是巨大的。它可以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感受到用语言不能表述的东西，音乐在你的心灵中闪光，然后，它就走了。可音乐的写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让不少写家望而却步的是，音乐写作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有时候，当你的内心世界被某种玄妙的意境刺激、碰撞，引起强烈共鸣时，动笔的渴望忽然而至，那种急于想要表达，可用任何语言都觉词不达意，无法准确捕捉心际飘忽激荡的感觉时，痛苦，会让你坐立不安。

音乐，是无奈的情感艺术，纵然你是作家或有非常不错的文字功底，可面对音乐的玄妙境界，你也难以用语言去捕捉那声音，体会个中三味。对此，萧伯纳早有精辟论述：“音乐写作(或乐评家)必须由具有相当功底和成就的人士来担任。除了具备良好的常识和对这世界的丰富认知这项基本条件之外，一个音乐作家(音乐评论家)还应该具备三个主要条件：一是必须具有高尚精深的音乐审美鉴赏力和趣味；二呢，必须是个熟练的写家；再则必须是个有经验的作者(评论者)；到处都能找到这三项中缺一少二的作者，但只有这三项的完整结合才是优秀音乐作家(评论家)所必不可少的”。

“萧伯纳格式”还真有点难，时至今日，我还在试图寻找那扇大门的入口处，尽管这很艰难。

在不少写音乐家的文章中，充满着详尽的作品注释和结构分析，乃至管弦乐配器法的细节，而忽视了那些鲜活而有生活气息的真实细节，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的个性则被认为与其创作和演奏毫无关系。

显然，这种单调、苍白的文献资料式的文章，不符合我的兴趣和写作方式，并努力不让自己走那条路。于是我下笔时尽量避开那些深奥与枯燥的音乐技法，说白了，那不是我的专业。而我需要做的是：选择的主角他或她，必须是具有很高艺术造诣以及声望的公众人物，换句话说，普通读者一看见名字，就会有阅读兴趣并且想通过阅读了解的公众人物。这就迫使我更多的去思考：哪些元素让故事在本质上变得更有趣，具有持续的吸引力？说得更透彻一点，文章应该生猛鲜活，具有活灵活现的品质，让新鲜的故事留在读者的记忆之中。

当然，我还是心存遗憾，因为音乐家们的人生，永远只是个半透明的谜。由于诸多原因，书中所涉猎的音乐名人，更多的是谈他们的艺术成就、人生经历和独特艺术观点，有关隐私方面很少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将偶像还原为凡人，让人们看到偶像的原生态。使你靠近他们，就像靠近任何一个平常人。因为，“所有大师们的磨难、荣耀和挫折的经历与我们所有人并无二致”。  我知道这很难，可还是诚惶诚恐地走了过来。不知不觉，竟然集成了这本书……

音乐史上的那些伟大天才

(1)

音乐史上，那些伟大的音乐天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群体？在为人类留下不朽音乐遗产的同时，其光辉的另一面又是什么？每当我坐在音乐厅里，或在唱片中聆听那些人类史上杰作，或从事音乐写作时，脑中便无数次出现这样的问号。

古希腊的哲学家，用一切崇高的称号来谈论音乐，“神的音乐、人类的音乐、上界的音乐、沉思的音乐，理智的音乐。”……而产生如此大量奇迹的那些音乐天才，则成了上帝派往凡世的福音传播者。如果说，这个世界，耶路撒冷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那么，史上那些伟大的天才，则是离上帝最近的人。

呵呵，这可不像是神话。

舒伯特在创作完人生哀歌《冬之旅》后告诉他的同党，“我已感知上帝的召唤了！”一年零八个月后，他便撒手人寰；舒曼的传记作家写道，在菜茵河边，舒曼连续七天与天对话，说天使在向他口述音乐；马勒的太太曾向她的朋友抱怨：“这个工作狂，常常在与上帝通电话！”普契尼更悬乎：“万能的上帝用小手指轻轻碰了我一下说：创作歌剧，记住，只创作歌剧。我于是谨遵这一至高无上的神谕”；瓦格纳在创作《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时受困，大半年中毫无进展。他说，有一天他在窗前的沙发上躺着，半梦半醒中，突然得到神灵的指点，一轱辘起身，写下了这部歌剧的辉煌的序曲；更有甚者，法国指挥家路易斯·朱利恩有一天早晨坐在钢琴边，突然，他拿起一把刀站起身，对一位来访的年轻女客说，他得到来自天堂的使命要杀死她……如此种种，听上去有点像寓言，可谁又能说这故事掺了假？

这是一群头顶艺术神光、抓人眼球的神秘群体。是一群游走在神经正常和非正常之间的另类。音乐俘获了他们，滋养抚育了他们，同时也给他们中一些人带来厄运甚至毁灭。勃拉姆斯有过他暗淡的忧郁时刻，柴科夫斯基的神经质极为严重，科斯美塔那被送进疯人院，德国艺术歌曲大师胡戈·沃尔夫死于幻想，舒曼跳入莱茵河自杀，马勒又是拍胸脯、又是扯头发，还用白眼看着他的孩子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缪斯女神派往人间的“特使”，一方面，他们天才的头脑超越时空，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又是些“怪人”，音乐的理性和人性的非理性一面，让常人惊诧不已。他们的某种人格及行为举止，即便请来一大堆精神分析专家，也未必能解释得清真正动机。

伟大的头脑，从来不按常规所运行。在他们面前，社会法则和道德力量未必管用，显得苍白毫无约束力。他们有的古怪暴戾，是个双重j陛格的两面人；有的对情爱及肉欲的放纵无度，让古希腊小爱神也为之惊讶；有的对金钱无比贪婪；有的过着天堂般生活，享受着人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普契尼悠闲自若地住在景色宜人的湖塔住所里，坦然说自己就是一个“追逐野禽、剧本和漂亮女人的伟大猎手”。而相当一部分的音乐伟人，他们在人情、行为与举止等诸多方面，即便在那个年代，也极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常纲。

有趣的是，这个群体似乎得到了上帝格外恩宠，如同太阳光一样，艺术的光辉掩盖了他们个性中某些严重缺陷，遮住了他们人性中最阴暗的角落而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声誉。就像英国专栏作家阿布莱希特所说：“乐坛就像狱政一样是法律管不到的。灯熄了之后，铁栏杆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不让民众知道了……”

(2)

没有哪位音乐家比帕格尼尼还冤屈。这位史上最伟大的小提琴家，其艺术创造力与理念，主导了一百多年来的演奏哲学。不幸的是，他被世人误解为史上最“坏”的音乐家。他生前备受争议，死后无葬身之地。遗体在药水的强效作用下，成为恐怖的干尸，常年漂流在海上，36年后在教会的批准下，才得以魂归故里热那亚。

在传记作家的笔下，他闪光的另一面丑陋无比。人们对他“用灵魂与魔鬼交换了音乐”感到惊惧，称他为“魔术师”、“魔鬼”、“幽灵”。他酗酒、赌博、玩女人身染梅毒、拐骗未成年少女、杀死情人用她的肠子做成G弦、被判入狱等等。总之，人们难以容忍这样的“坏”使音乐的“高贵形象”跌了价。

可怜的帕格尼尼，活在天马行空的谣传中，一生成为谣言的囚徒。这些传言让他有口难辩，至死都未能纠正过来。在19世纪的欧洲，那些谣传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着，到了“关于他的故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地步。奇怪的是，这丝毫没有降低他的知名度，反而引起观众的更加狂热。帕格尼尼痛苦地感觉到，他的琴艺，被降格成一种为自己错误残破的一生不得不做出的忏悔。他愤怒地告诉他的经纪人：“如果你们知道我有多少敌人，你一定会瞠目结舌的。我从未与人为恶，但不认识我的人，都把我写成罪犯、吝啬鬼、贪得无厌的家伙。为了帮自己出口气，我要把欧洲和其他地方的音乐会票价继续提高。”

从礼教标准来看，帕格尼尼确实称不上“君子”，贪财又好赌，漂游四方，忌恨从小凌虐他的父亲。他投资赌场引发官司。他四处招蜂引蝶，甚至不放过良家妇女和未成年少女，要不是染上梅毒，很难想象他的风流行径会荒唐到什么程度。可事实上人们有所忽略，艺术的伟大与艺术家的私生活、人品道德不一定成正比，音乐从来就不是用来端正教化的，它是人性血肉的呈现，既反映高洁的理想，也反映欲求和渴望。帕格尼尼也如此。

帕格尼尼的传记作家德国人(Werner Fuld)忿忿地说：“‘坏’是帕格尼尼创造力、革命性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也是其人格最重要的一环。他的典范并不是鼓励人们把精神耗在吃喝嫖赌上，相反，他的病痛的一生给行为放浪者一个很深刻的现实教训。最重要的是……对于帕格尼尼，解开一切的捆绑，我们才能看清艺术的‘真’。”

帕格尼尼死后十数年，另一个音乐巨人瓦格纳，以“代表着人性中所有令人讨厌的东西”，取代了前者的“坏”名声。

这个头大身小体形特异的日尔曼人，坚信自己是被神秘的力量送到地球上来的。在贝多芬的后时代，他的音乐天才和理念主宰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音乐界。他的歌剧改变了音乐的进程，建起了恢弘的“帝国大厦”，由此也戴上了类似救世主的神圣光环，成了接近疯子的自大狂。他把“艺术家即英雄”的理念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

上帝给了瓦格纳挥霍人生的一切资本。他超级自信，盛气凌人，超越道德，非常快乐，自私自利，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他对曾经提携过他的犹太音乐家迈耶贝尔的成功、地位及财富，从嫉妒转变为仇恨，写了许多恶毒的有损厚道的种族谬论，那篇《音乐中的犹太精神》一文不幸成了纳粹大屠杀的理论依据；他傲慢嚣张，满嘴超人的福音；他的麾下有无数信徒，连尼采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在拜罗伊特，人们为他修了一座神殿，他的作品在那里隆重上演，他成了音乐的教皇，任何不承认或怀疑他神圣的人都被排斥在外。

现代作家、评论家勋伯格说：“哪个作曲家也没有像瓦格纳那样向社会要求那么多的东西。而且提出要求时还毫不脸红。”瓦格纳曾大言不惭地说：“我天生不像别人那样。我必须拥有豪华美丽荣耀的一切。我所需要的一切这个世界都欠我……如果我认为值得拥有一点自己喜欢的奢华，这惊人吗？实在令我费解，我是一个可以给这个世界和千万人这么多享受的人啊！”

他给一个毫不相识的年轻贵族写信要钱：“给我这一大笔钱一定让您感到为难……不过，我还是要考虑一下您是不是(给我捐献的)合适人选。”他还恬不知耻地说：“您给我这笔援助将使您非常近距离地同我接触，而且明年夏天您肯定会很高兴地请我去您的一处别墅待上三个月的，最好在莱茵河地区。”

瓦格纳生活奢侈，花的远比挣的多，于是欠下数额庞大的债务。当他的作品首演失败后，为躲避纷纷上门的债主，他从马格德堡逃到了柯尼斯堡，而后从那到了里加，不久后又从里加乘小船逃到了巴黎，把逼债者们远远甩在了身后。在巴黎安家后，瓦格纳陷入了窘境。夫妇俩去当铺当掉了一切，他只能以卖文为生。那时的瓦格纳，穷得身无分文，脚上穿的鞋子没有鞋底儿。他只好不出门，埋头写《漂泊的荷兰人》。不久后，他前去德累斯顿参加他的歌剧《黎恩济》首演。他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引起了诗人海涅的注意：瓦格纳“看上去像一个妖怪，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拥抱走近他的每一个人，与此同时冒了一额头冷汗”。

在瓦格纳许多赞助者中，音乐泰斗以及后来成了他丈人的李斯特、苏黎世的丝绸富商奥托·韦森东克、以及巴伐利亚的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无疑是最重要的三个。李斯特给予潦倒落泊的瓦格纳将近四十年的资助，他不仅仅是直接造成瓦格纳音乐奇迹的圣人，而且因为有他资助，瓦格纳很快脱离了贫困。那时，他不过是环绕在李斯特身边的众多阿谀奉承者中最突出的一位。对于这样一位贵人，瓦格纳并不懂得感恩，他毫不掩饰他的冷漠，往往是，在李斯特有助于他时才效忠，而在李斯特无用时则弃他而去。李斯特本人对此十分清楚，但他爱才惜才，他隐忍不说。而李斯特的富有的情人卡洛琳公主，却对他身边这样一个别有所图的信徒感到忧心忡忡。

与李斯特一样，乐善好施的韦森东克也不见有好的回报。他曾不止一次慷慨解决了瓦格纳的债务困境，并且在他居无所处的时候再施援手，提供给他一间条件很佳的小屋，让他安心创作。瓦格纳对此似乎并不领情，却勾搭上他年轻美貌的妻子玛蒂尔德，并在她身上寻找鼓励、灵感和爱。这段广为人知的暧昧关系，却使瓦格纳创作出名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有意思的是，瓦格纳似乎总有神助，当韦森东克认清瓦格纳的嘴脸远离他，瓦格纳又一次陷入穷途潦倒时，路德维希二世又成了他的救世主。这个高度神经质、几近病态且有着同性恋倾向的年轻国王，是个十足的瓦格纳信徒，他对偶像的过错视而不见，先后数次借给瓦格纳大笔金钱，并慷慨地赐予他一栋宽敞宅第。从1864年开始，路德维希总共付给瓦格纳50万马克，这还不包括他慷慨投注在拜罗伊特音乐节计划上的相当数目，供瓦格纳构筑他的“歌剧帝国大厦”。偶尔，国王也会对瓦格纳在金钱和个人生活上的不够廉洁表示愤怒，也曾数度因发现瓦格纳的惊人破坏力或为人表里不一而痛心。但是路德维希还是原谅了他。因为他视瓦格纳是个神奇世界的创造者。

瓦格纳心安理得地生活在奢华中，且毫无感恩之意。他大肆购买高档家具，外国香水，还有一柜子昂贵的丝绸衬衫，整栋屋子都装饰着维也纳布商所能提供的最高级布料。他坚持认为，只有这种豪华环境，才能刺激他的感官和创作力。终于，他的挥霍无度和奢靡腐化，激怒了国王的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最后将瓦格纳逐出了巴伐利亚。

瓦格纳一生确实花了许多时间克服逆境，不论是生理或财务上的困境。他终身嗜好读书，工作极为勤奋，富有创新精神，写下了文字和音乐的圣谕10大卷以及书信集20卷。他以坚韧的毅力，用23年时间，创作出了宏篇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由于以改革德国艺术为己任，他只顾一意追求目标，却伤及他人的感情，也为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指挥家汉斯·冯·彪罗，就是深受其害的一个。

这位欧洲当时最负盛名的指挥家，十分崇拜瓦格纳。而瓦格纳却因此给他戴上绿帽子，这段畸形的“三角关系”，成了当时欧洲乐坛上最大的丑闻。后来，瓦格纳干脆把他的妻子柯西玛强占为己有。

传记作家记载了彪罗作为丈夫的最难堪一面。在大街上，瓦格纳与柯西玛并肩行走亲密无间，可怜的指挥家手拿《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总谱，谦卑而拘谨地跟在他俩后面。雷人的事还在后头，当彪罗在音乐厅指挥瓦格纳这部新歌剧首演时，他的妻子柯西玛却在家里产下了她与瓦格纳的私生女。无奈彪罗还得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接受了下来。

可怜的彪罗，在婚姻失败的数年后，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多次幻想自杀。最终在神经分裂的狂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3)

如果说，伟大的贝多芬、勃拉姆斯是因为“人类的丰富的情爱不可能满足他的生命”而独善其身的话，那么，李斯特对女人那种不能自持的本性，从不加任何掩饰。俄罗斯“五人团”成员鲍罗丁在魏玛拜见了李斯特后惊讶地发现：李斯特“对女性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弱点”。

李斯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音乐头脑之一。他以一个钢琴家身份轰动了欧洲，后来成了一切——作曲家、管弦乐队指挥、评论家、文学家、唐璜、神甫、教师的象征……最后成了“音乐泰斗”。同时代的很多钢琴家在听了李斯特演奏后，感到没有希望了。他们不可能与这个显耀与光环的结合体竞争，克拉拉·舒曼本人就是个非同一般的技巧大师，但她也被完全吓着了，“天那，我们苦弄半天毫无进展的东西，李斯特却一看乐谱就弹了出来。”无怪安东·鲁宾斯坦说：“我们不能将任何人与李斯特相提并论，不管作为一个钢琴家，还是音乐家，或者哪怕是一个人，李斯特都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种理念。”可礼教的卫道士们不这么认为，李斯特在私生活尤其是对女色和寻欢作乐上，简直就是莫扎特歌剧中的唐璜：“女人年龄是大是小，是贫是富，是丑是美都无所谓，只要她们穿的是一条裙子，他就一定要把她们弄到手。”

高贵的李斯特，得到了上帝所有的宠爱——英俊的外表、个人的魅力、强大的力量，超强的技巧，前所未有的洪亮音响，以及投机的本领，(早年)他头上罩着圣像的光环。但是，音乐史上有关李斯特人格的双重性与多重面具，一百多年一直来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老李斯特辞世前，给儿子留下临终遗言：“不要让女人毁了你伟大的事业。”父亲的忠告言犹在耳，16岁的李斯特就闹出了第一次恋爱事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李斯特对宗教极其虔诚，但却不能使他减少肉欲的放纵，他的绯闻极多，有案可查的就有26件。这位性格复杂多面的伟人，在成了神甫后还继续搞他的风流韵事，差点弄出命案，其出轨行为在全欧洲都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他最主要的两次恋爱事件，它们的结果，同居和分离都未得到教会的同意。

然而，艺术的光辉如同太阳光一样，遮住了他人性中最阴暗的地方而丝毫不影响他的声誉。他的仰慕者只看到了他的优点，而他的敌人只看到了他最坏的一面。

20世纪来临后，钢琴巨匠阿图尔·鲁宾斯坦在女色方面，其足够丰富的经验，比起一代宗师李斯特，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翁在他的自传中，对爱情和婚姻的观点阐述得非常彻底与自私：“我所有的女人，我梦寐以求的女人，我都喜欢。自然界中异性相吸的特征在我身上表现得非常强。对艺术家来说，婚姻是一种灾难，我希望自己每天起床时都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准备去寻找新的刺激……”

这位世界上演绎肖邦音乐的权威，情感特别强烈，他的爱能感染和融化他所爱的人，令人无法抗拒。为此，他的整个感情生活变得令人非常难以理解。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的音乐情感生活却特别丰富，他演奏音乐时，能够不再控制自己，放松程度能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鲁宾斯坦的情爱需求如同他嗜好美食那样，在美国，每次演出后，他美美地享用完两份上好的牛排后，就与经纪人开车到15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找女人。

正是因为惧怕结婚，鲁宾斯坦对生活更加放纵，他过着奢华极欲的生活。因此，他的银行账户上总是空空。从美国回到欧洲后，鲁宾斯坦多次去多维尔豪赌，输了五十多万法郎。而这笔钱，原本是准备为他的未婚妻内拉买结婚礼物的。

让人更惊诧的是，鲁宾斯坦在与小他21岁的美丽的内拉在伦敦结婚当天，他一想到将要失去自由，突然间感到惊恐万分。在宴席中，他借故离开，去看他以前的一位情人。之后，他才坦承说那天下午“他和他以前的女朋友睡了觉”，这样做是想证明自己并未受到婚姻的束缚。

进入“围墙”后，他对婚约妨碍了他恣意纵情的生活感到很不自然，开始对自己的行为与道德不加约束。他在同一时间，将智利一位漂亮迷人的贵妇人以及一位美貌的波兰贵妇人带到西班牙颠鸾倒凤，经历了一场一夜露水夫妇的生活。他还与剧作家的漂亮妻子有暧昧关系，而剧作家居然还容忍巴黎最受欢迎的钢琴家与他妻子之间的私通。

鲁宾斯坦说：“爱情神圣美好，惟一持久的部分，是最初三个星期狂热着迷和极度激动的情感经历，剩余的一切都是残羹冷炙。”及时行乐使鲁宾斯坦变得非常自私，女人成了他钢琴以外的第一需要，因为他能以最好的角度在女人面前展现自己。他和她相处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因为他追求的是新鲜感，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送鲜花给她。只要时机一到，他即刻将她弄上床。

活过95高龄的鲁宾斯坦，在晚年撰写的自传中，以相当的篇幅，从容坦白了年轻时的一切风流韵事，是炫耀，还是忏悔？天知道！

(4)

音乐史通常记载创作的层面——伟大的乐曲是如何完成的，作曲家如何创作出更精湛的乐曲等等，有关音乐的幽暗面却鲜被提及，谁出钱创作音乐，谁从中得利，那些天才们又是如何挖掘金矿？音乐界的历史至多是一个半透明的谜。

我们先来看看19世纪一些富有的重要音乐家身后留下的遗产。帕格尼尼留给儿子约420万美元；一生创作了39部歌剧的罗西尼留下了142万美元遗产；华尔兹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家财丰盈；普契尼遗产近400万美元等等。然而，这些大师如与20世纪“指挥帝王”卡拉扬2．8亿马克遗产、意大利胖子帕瓦罗蒂约2亿欧元遗产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历史上重要作曲家中，看上去最像银行家的，可能要数理查·施特劳斯了。

从1889年《唐璜》首演，一直到1911年《玫瑰骑士》被搬上舞台，欧洲音乐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就是理查·施特劳斯。他的交响诗被认为是在对现代主义的冲击中的最具决定性力量。他的绚丽多彩的管弦乐配器令他的同时代人相形见绌。他那绝对天分的音乐头脑令人不得不承认他的伟大。

在《玫瑰骑士》上演之前一个阶段，理查·施特劳斯所做的每一件时，都令报章争相报道。他并不是一个行为怪异的人，他一点不怪异。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品行端正，善良可靠，婚姻幸福，私生活从来没有任何绯闻，缺少色彩。施特劳斯的确不敢有任何绯闻，因为他的怕老婆是出了名的。人们很难把那么狂热的音乐与这个头脑冷静的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他精明的理财能力遭人“羡慕”，以至于他身后留下了400多万美元的遗产。

1904年他去美国旅行的时候，克利夫兰的《老实人报》对施特劳斯的酬金和版税做了长篇报道，指出他一年的收入至少是6万美元，而他则希望在五年之内把这个数字再翻一番。要知道，在当时的美国，一个有家庭的工人一年能挣到500美元已经很不错了。

古典巨星暴富，自然引起美国媒体的重点关注。有关施特劳斯贪婪于金钱的报道充斥报章，有关他贪心的故事常常会不胫而走。美国杂志《剧院》说：“施特劳斯靠他的歌剧挣了很多钱，他很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作曲家”。更有人调侃他是在公共厕所举办音乐会，暗示音乐艺术被永久地玷污了。美国一些音乐名家甚至公开撰文开骂：“他对物质有特别爱好，他就是一只猪。”

施特劳斯对金钱的计较是众所周知的。勋伯格说他：“施特劳斯总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就像他喜欢弦乐器的颤音一样，喜欢金钱发出脆响。”一位女明星在排练时目睹及感受了这一幕，“他满脑子都是金钱，他自始自终手里都拿着一支笔，计算着他的利润，连一个便士都不放过。”还有个故事说，有一次施特劳斯去德累斯顿排练《莎乐美》，回到柏林的时候，在车站遇到了他的儿子。“爸爸，你排练挣了多少钱？”施特劳斯喜极而泣，拥抱儿子说：“我现在知道了，你是我真正的儿子。”

施特劳斯每一场演出的酬劳，高度曝光在公众面前。施特劳斯对此坦然自若。有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艺术家为家庭和孩子挣钱并没有错，一边将1000美元酬金装入口袋。他告诉记者，他并不是唯利是图，他仅仅是想要挣足够的钱，能让今后的日子好过一些而已。而敏感的美国新闻界则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想知道有关他私密的财政和其他事情的具体细节。

纳粹登上政治舞台后，大批犹太音乐家遭遇厄运，不少有声望的艺术家纷纷出逃国外。施特劳斯却依然选择住在德国。这个机会主义者，是非标准总是不明确，他从不关心政治，他所要的是能够独立创作音乐和挣钱。他的那些银行家牌友劝他离开纳粹德国去美国。他说：“不！德国有56家歌剧院，美国只有两家，那会减少我的收入的！”

音乐界对金钱的贪婪与喜好，其实并不只是施特劳斯的专利。帕格尼尼在梅毒病入膏肓之时，还咬牙在欧洲大陆巡回演出，19场音乐会收入15万法郎；20世纪名声最大的男高音卡鲁索每场演出费，是惊人的天文数字50万英镑；指挥家罗林·马泽尔的要价是世界之最；以及在洛杉矶演唱会上三大男高音一次性分享1600万美元。与这些吸金大鳄相比，理查·施特劳斯的这点演出酬金又算得了什么？

(5)

在19世纪，贝多芬的音乐、个性和生命几乎已成为神话，他被视做天才和创造的完美结合。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是另类。他被维也纳人赞誉为伟大的怪人之一。

当贝多芬还是孩子的时，波恩有个名叫施多姆的中年人，曾经是个音乐家，学过作曲，据说他从此便发了狂，经常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拿着乐谱在镇上到处走，却一言不发。当他走道莱茵河934号一楼时，觉得没什么人会注意他，就开始在桌子上敲指挥棒……他朝上指着贝多芬的家，好像那儿有一支乐队，然后用指挥棒在乐谱上打拍子，仍旧一言不发。贝多芬经常嘲笑他：“看到他我们就知道音乐家会变成什么样。音乐已经让人变成了疯子——会让我们成什么呢？”

贝多芬的话，不幸被他而言中。贝多芬有一次听到同行施特莱彻的女儿在练习(1806年作的c小调变奏曲)，听了一会以后他问到：“这是谁写的？”“您呀”。“这破烂居然是我写的，噢贝多芬，你以前多么白痴！”

你很难想象，一个闪耀着理性光辉的乐圣，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缺陷和糟糕的行为举止。评论家说他，除了长得不英俊之外，他有随地吐唾沫的习惯，无论在哪儿，他想吐就吐。他笨手笨脚的，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有可能被他弄翻或者打坏。他的协调性很差，所以他绝不可能学会跳舞，还经常在刮胡子的时候把脸刮破。他闷闷不乐而且多疑，像一条厌恶人类的眼镜蛇那样易怒，认为每个人都会骗他。他没有丝毫优雅的社交举止，健忘，倾向于动不动就暴跳如雷，而且同他的出版商打交道从来都不讲常理。

有一天黑夜里，他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被警察抓后送进看守所。原来贝多芬那天早上起的特别早，随便穿了一件破外套，没戴帽子就出门散步去了……居民从窗户里看到他东张西望，穿得又像乞丐，于是叫来警察逮捕了他。在逮捕他的时刻，作曲家说：“我是贝多芬。”“当然啦，为什么不呢？”警察说，“你是个流浪汉，贝多芬才不会像你这样呢。”直到第二天，地方长官闻讯后前来表达了深深的歉意。

总之，贝多芬的一切是杂乱无章的，只有一件对他至关重要的事情——他的音乐是个例外。

这个单身汉，住在一个不可名状的脏乱的环境里。他在维也纳生活了三十五年，竟然迁居三十次，因为没有一个邻居对他那特有的古怪脾气感到满意，也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忍受他的大发雷霆。最可笑的场景莫过于交房租的时候。房东不得不拿着日历去找他，证明交租日已经到了，必须付钱了。他最后一场病，竟在一个月内，吞服了七十五瓶药，他的床上爬满了臭虫。病中，他最欢迎的礼物之一，是包杀虫粉。

这个音乐界超自然的创造者，生活却无情地“创造”了他。

从古至今，音乐界不断地在重复着精彩的历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丑闻或者丑陋及怪异的性格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从人性和宽容的角度来看，评判那些艺术领域里出类拔萃以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的价值标准，是在音乐厅里的表现以及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因为，完美的明星从来就是商家人造的雕像。这个世界，太完美的东西，本身就是不完美。  让音乐天才从神坛走下来，重返人间，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写于2010年初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