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思想鼓舞着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鸟用力往上面飞，要冲破那个铁丝网。但铁丝网并不是软弱的翅膀所能够冲破的。碰壁的次数更多了。这其间我失掉了第二个爱我的人——父亲。
我悲痛我的不能补偿的损失。但是我的生活使我没有时间专为个人的损失悲哀了。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斗争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于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年轻的灵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运的。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但是别人并不了解我。我只有在书本上去找寻朋友。
在这种环境中我的大哥渐渐地现出了疯狂的倾向。我的房间离大厅很近，在静夜，大厅里的任何微弱的声音我也可以听见。大厅里放着五六乘轿子，其中有一乘是大哥的。这些时候大哥常常一个人深夜跑到大厅上，坐到他的轿子里面去，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因为读书睡得很晚，这类声音我不会错过。我一听见玻璃破碎声，我的心就因为痛苦和愤怒痛起来了。我不能够再把心关在书上，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涂写一些愤怒的字眼，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捶。
后来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本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但是不久，我就不能以“闭门读禁书”为满足了。我需要活动来发散我的热情；需要事实来证实我的理想。我想做点事情，可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没有人引导我。我反复地翻阅那本小册子，译者的名字是真民，书上又没有出版者的地址。不过给我这本小册子的人告诉我可以写信到上海新青年社去打听。我把新青年社的地址抄了下来，晚上我郑重地摊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新青年》的编者写信。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机会来牺牲自己，来消耗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终没有来。我并不抱怨别人，我想或者是我还不配做这种事情。然而我的心并不曾死掉，我看见上海报纸上载有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在我的记忆还不曾淡去时，书来了，是一个剧本。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
大概在两月以后，我读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在那上面我看见一篇《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这是转载的文章。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我读完了它，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无论如何不能够安静下去。两种冲突的思想在我的脑子里争斗了一些时候。到夜深，我听见大哥的脚步声在大厅上响了，我不能自主地取出信纸摊在桌上，一面听着玻璃打碎的声音，一面写着愿意加入“适社”的信给那个《半月》的编辑，要求他作我的介绍人。P17-18
正是在这种深刻思考和不吐不快的激情推动下，他写的这些杂文行文流畅，论证严密，语言机智而有锋芒，有强大的逻辑力量，读来令人淋漓痛快，信服深思。
——陈丹晨
巴金的这篇文章不是用墨写的，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他的血和泪不只是为自己和亲人以及那些“发光的才华”的被毁灭而流，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不再有可能重新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张挺
巴金(1904—2005)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漫长的文学生涯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几乎是一同走过来的，丰富而又坎坷曲折。
巴金出生在1904年11月25日，那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年代。不久，清帝国被推翻，从此中国结束了帝制。但是，两干多年来的封建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始终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他出身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庭。巴金的童年是在温馨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的。母爱对于他是幸福、温暖而难忘的。在日常生活中，母亲常常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育，使他懂得了要去爱一切人，要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同情怜恤那些不幸的人。这些泛爱的思想像一颗种子播植在幼小的巴金心中，成为他后来人生道路上的起点。
但是巴金也曾在他家的院墙内看到另一种悲惨的人生。他父亲在清帝国最后几年曾在四川北部广元县做知县，巴金常常看到慈爱的父亲铁青着脸审理官司的情形。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乡民还要忍痛叩头，感谢县官老爷打板子的恩典。李公馆的许多男女佣仆也常因为某些过失而被责打。有的因此被撵逐出去，沦为乞丐。有的因为受诬陷，愤而自缢。平时，巴金喜欢到公馆的马房里，和轿夫、佣仆们在一起玩，甚至躺在他们的破床上，看他们打牌，听他们讲述各种古怪的故事。他渐渐了解、熟悉了他们的痛苦的人生。于是，他的脑子里不时生出许多疑问：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人竟是那么幸福享乐，另一些人竟是那么不幸苦痛；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随便打人，另一些人只能随时挨打。
巴金在这个家庭里还目睹许多年轻女子在封建礼教专制下受苦、挣扎，最后终不免一个个失去了美丽的青春和生命。对于这个封建大家庭，他愈来愈觉得苦闷窒息而难以忍受，因而在精神上愈来愈疏离、厌烦。他宁可和佣仆在一起，感到更为亲切、温暖一些。有一次，当全家人欢天喜地过除夕的时候，这位李公馆的少爷竟然躺在阴冷脏污的马房里躲过了人们的寻找。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了。当时巴金只有15岁。他那热烈而又寂寞的心一下子被这把烈火点燃了。他怀着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和惊喜的心情去阅读各种新书报。这些书报中所宣传的许多新思想，都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征服了这个长期被禁锢的年轻的灵魂。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政治小册子《告青年》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和号召人们去和剥削阶级作斗争的激昂呼喊；波兰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中描写一位俄国青年革命者反对专制统治去暗杀总督，正是他的恋人向他发出行动的信号，从而壮烈牺牲。这种种殉道献身精神都给巴金以深刻的影响。他流着热泪反复阅读这些书籍。他好像从中看到，一个幸福的新社会与明天的太阳同时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即消灭。从此，他立志献身于社会革命。
少年时代的巴金还曾热情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编刊物、写文章、发传单，反对军阀统治。为了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去寻找献身革命的机会，1923年，他和三哥李尧林一起离开四川老家，到上海、南京上学。他还参加了学生的“五卅惨案”声援运动。
1927年1月，巴金满怀着忧郁和苦闷，告别了祖国，去法国求学。他在法国住了两年，并未正式进大学学习。每天清晨，他到卢森堡公园散步，白天闭门看书，晚上到夜校补习法文。他大量阅读和研究法国和俄国的历史、哲学著作。这两个国家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他敬仰、钦佩这些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为自由、平等、博爱而献身的精神。
在这期间，国内发生了“四一二”事变，蒋介石屠杀革命党人，老一辈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公开支持国民党的清党活动，这使巴金非常愤慨。另外两位意大利工人，无政府主义者樊塞蒂和萨柯被美国政府处以死刑的事件曾经引起世界各地的抗议。巴金为此震惊而痛苦。他感到整个世界几乎都沉沦在疯狂的深渊，到处都是压迫、杀戮和流血。
他把这些苦闷、悲哀和探索尽情地宣泄在写作中，这就是他在1928年夏完成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第二年在当时影响最大的著名文学杂志《小说月报》连载发表，从此巴金走上了文学道路。
《灭亡》是巴金构筑文学之梦来代替青年时代革命之梦的转折，也是两者的连接点。他原想从事社会革命运动为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奋斗献身。现在他对于社会运动的现状开始感到幻灭。他觉得写小说表达自己的信念也许更合适些。像《灭亡》那样把自己长期积累的思考、情感充分宣泄出来，也是一种满足。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是巴金创作的旺盛期。他几乎日夜不停地写，忘了疲倦，忘了健康，没有娱乐，没有休息。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约8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写了约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许多著名的代表作，如《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爱情三部曲》、《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神》、《鬼》、《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尤其是《家》的发表轰动了文坛，特别引起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喜爱。
抗战初期，巴金热情地参加了爱国救亡运动，他和茅盾等一起发起筹办了一个宣传救亡运动的文学刊物，名为《呐喊》，后改为《烽火》。这本刊物规模虽然不大，印刷装帧也很简陋粗疏，但却洋溢着爱国热情和抗日救亡的正义呼喊，因此极受读者欢迎。不久，上海陷落，这个刊物也不得不被迫停刊。顽强的巴金并不因此气馁。到了第二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心血进行筹办工作，使《烽火》在1938年5月得以在广州复刊。因为他把编辑出版《烽火》看成是射向日本侵略者的子弹。
1938年10月，广州陷落的前夕，巴金和未婚妻萧珊、弟弟李采臣、朋友林憾庐等人，随身除了携带简单行李外，还带着代靳以编辑的《文丛》杂志纸型，坐上一只木船。在昏暗的暮色中，听着寂寞单调的桨声，离开了这座即将变成空城的广州。他们辗转经过梧州、桂平、柳州，一直到12月才到达桂林。
整个抗战期间，巴金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经常往返在桂林、贵阳、昆明、成都、重庆等后方。战争期间，物资缺少，生活艰难，但他仍和朋友们坚持进步的文学出版工作。同时，自己又连续写了反映抗战生活的《火》三部曲、《还魂草》，描写抗战期间底层人民悲惨生活和畸形精神面貌的《第四病室》，继续批判封建传统礼教戕害美好生命的《春》、《秋》和《憩园》等著名的中长篇小说。抗战胜利后，1946年冬，他又完成了一部新的长篇杰作《寒夜》。这部小说淋漓地描写了旧时代的黑暗和绝望，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和困境浸透了作者深沉的悲哀和愤慨，也预示着长夜已经逼近终点，人们正盼望着、期待着温暖和光明的来临。
在1929—1949年整整20年的文学活动中，巴金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多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多数是在困难艰苦环境中，依靠自己坚韧的意志和火一样的热情写成的。因为他有一种真实坦诚的写作态度。他说：
“我愿意它们(他的作品)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的憎恨。”
“自从我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
因此，他的作品里尽管写了许多悲苦的故事，忧郁的情绪，但总是鼓舞人们去向旧制度旧势力作斗争，去争取美好的未来。他坚定地深信：“春天是我们的。”
三
巴金的小说艺术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作品中英雄传奇色彩很浓烈，回响着为众人幸福献身的激昂的革命呼喊。他写的青年革命者，常常因为统治者的残酷高压和革命屡受挫折而带有一种病态的激进的悲剧性。《灭亡》中的杜大心就是其中一个典型。这类作品主要凭借作者的热情、想象和信念，以及外国历史，文学资料，富有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幻想，语言汪洋恣肆，酣畅奔放，有强烈的感染、冲击的力量。
后来，以《家》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作家风格渐渐趋向写实。《家》主要取材于家族和社会现实的生活素材，都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见闻和深切体验。艺术上注重人物个性、心理和环境、细节的真实描写，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史的一块丰碑。但是，这些作品仍然同时兼有鲜明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喷薄汹涌的激情。而且，在30年代中期，这两类风格不同的作品对巴金来说几乎是同时并存的。作者在创作现实主义的《家》的同时，也创作了浪漫主义为艺术基调的《爱情三部曲》、《海的梦》等。
抗战以后，由于长期颠沛漂泊在战乱和流亡生活中，他愈来愈把目光投向那些不为人注目，挣扎沉浮在死亡线上的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心理、精神和物质生活形态和命运，相当深沉地体现了巴金的人道精神和爱心。短篇集《小人小事》、《第四病室》、《憩园》以及《寒夜》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那种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向旧生活挑战的革命英雄故事已不复再现。
1949年以后，巴金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很多时间用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也还参加了许多国际政治、文化交流活动，他也曾两次到朝鲜体验战地生活。他写了许多散文、报告文学，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歌颂新的建设成就，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记述了一些国外政治、文化生活。但是，渐渐地，他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种种畸形现象开始有所保留。偶然，在他的文章中也透露了一些他的困惑和质疑。他内心感到寂寞和孤独。尽管他已是一位有着数十年丰富写作经验和卓越文学成就的老作家，他也有强烈的写作欲望和高度责任感，他对社会生活也有相当的了解和体验。但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和文艺思想影响下，他却和他的同时代许多老作家一样在十多年中终于没有能写出一部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在《巴金全集》中，1949年以前的20年创作的小说、散文约有十三卷之多，而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中竟只有三卷。可以说，这是巴金文学生涯的一个低谷时期，这是他始料未及的。他所写的一些作品不再像前期那样能够经受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文革”发生后，巴金未能逃脱这一可怕的残酷的劫难，饱经诬蔑、屈辱和迫害。他的妻子萧珊含冤惨死。这对巴金感情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知道，在这样恐怖统治年代，他巴金是一个字都不可能出版的。但在“文革”后期，稍有空隙时间，他就顽强地从事译著工作，决心把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巨著《往事与随想》翻译出来。这是一部长达一百多万言的巨著，内容相当丰富，通过各方面的叙写，反映了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世统治的黑暗恐怖时代。巴金寄希望于未来，要把译著留给后人。他在翻译过程中，就像同赫尔岑一起行走在19世纪俄罗斯的黑夜里，他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现实生活中的法西斯专政。他把自己的愤怒悲痛的感情完全寓托在这个翻译工作中了。他深信，黑暗终将过去，恐怖统治不会太久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被打倒了，那种半幽禁的“反革命分子”生活彻底结束了。被剥夺了10年的说话、创作的权利又重新回到巴金手里。他又夜以继日地写作起来。他写小说、散文、随想录、创作回忆录。他要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对于历史和现实、社会和文艺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写出来告诉读者。他年迈有病，但他还是顽强地写。从1979年到1986年，他完成了近50万字的新著《随想录》。
《随想录》涉及到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和人生价值、道德观念、个人思想情感、文化秩序等等广泛范围，形成对旧秩序的一种挑战和冲击。它和各阶层潜在的和鲜明的变革要求相呼应，因而吸引着广大的知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随想录》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痛苦的反思和觉醒的结晶。他大声疾呼“讲真话”成了振聋发聩的时代呼声，他也被人们誉为20世纪中国人民的良心。《随想录》被认为是可与二三十年代鲁迅杂文相媲美的新创造。
四
就文学体裁而言，巴金一向是以中长篇小说的成就而著称的。人们一般也都以《家》、《寒夜》等为其代表作。本书本也应将这些名著优先选入。由于篇幅所限，这些数十万言的作品只好忍痛割爱。有心的读者也还可以比较方便寻找到这些作品的单行本来阅读。
其实，巴金也是“五四”以来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大家，数量繁多，题材广泛，艺术表现手法多样，内容相当丰富。这里选了他写外国生活的、知识分子的、小人物的、历史题材的……各种不同样式的短篇小说，都是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像《洛伯尔先生》、《第二的母亲》是他的早期作品，过去不太为人们注意，却是很有特色的佳作，本书特别选人并作了诠释，想会受到读者喜爱。巴金的散文作品更是各种体裁兼备，如自传体、回忆录、序跋、游记、通讯、随感、杂文、散文诗等等都有独特创造。他的旅途记事，固然记述他对社会生活的见闻，但又寓有自己的感慨和思考，抒发了自己的悲哀和欢乐。他的散文诗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常常把哲理思考、炽烈情感和某些生活片断的细致描写融汇在一起，通过优美抒情的文笔，创造出一种深邃、充实、富有诗意的境界。他的回忆怀念文章，不仅记录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和亲友的事迹，而且渗透了他的血和泪。本书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各种作品都有所选录，并分为散文、小说二卷，大致构成一个绚丽丰富的艺术画卷，使读者可以从这一个小小的选本中略略窥见到这位文学大师的某些侧影。
巴金70多年的文学生涯都是他的一颗燃烧的心的表达。他写作是为了使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使生活变得美好和幸福。至于他自己，他愿意像春蚕，“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上一点温暖”；他也愿化作泥土，“留在人间温暖的脚印里”。
巴金共写作了近80种中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共约六百多万字，连译作和其他政治历史著作多达一千多万字。他为中国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世界上有着广泛影响。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前苏联等先后授予他各种荣誉奖，给予极崇高的评价。他的作品被广泛翻译成各种文字，多达28个国家或民族。
五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应邀参加本书赏析文章撰写工作的都是巴金研究专家，在繁忙的教学和写作中拨冗撰写稿件，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刘麟、南开大学教授刘慧贞、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牟书芳、山东省作家协会研究员宋日家、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张挺、宁波师范学院教授张沂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慧珠、福建教育学院教授辜也平。因为他们的支持，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谨在此表示最深切的感谢。
丹晨
1995年元月10日
2006年9月15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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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将带大家欣赏巴金先生的作品。
巴金的文章不是用墨写的，是用血和泪写成的。他的血和泪不只是为自己和亲人以及那些“发光的才华”的被毁灭而流，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不再有可能重新被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本册将带大家欣赏巴金先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