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衡，1927年生于湖南澧县。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55年获得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副博士学位。此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考古系新石器时代——商周教研室主任，先后当选为考古学和先秦史学会理事、商文化学副会长。现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

本书记录了考研学家邹衡的精彩一生。

股墟凿分期，郑州定亳城。京华保燕都，曲村觅晋踪。道业泽三千，知见焕文明。他，就是考古学家邹衡。

第一章 君子自强

第二章 初恋田野

第三章 意气风发

第四章 不甘蛰伏

第五章 石破天惊

第六章 天道酬勤

第七章 夕阳无限

第八章 桃李不言

参考资料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湖南古称荆楚，向来以雄奇的山水著称于世。近代的湖南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风起云涌，云波诡谲的一百多年中，中国的灵气似乎都凝结在三湘大地上。所谓气蒸云梦泽、地灵人杰并非溢美，而是名至实归。从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到以谭嗣同为首的维新志士，从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先驱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他们都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影响甚至改变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轨迹。

澧县古称澧州，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在澧水中下游，洞庭湖西岸，是湘西北通往鄂、川、黔的重镇，素称“九澧门户”，因澧水贯穿全境而得名。澧县比起三湘其他有开天辟地之功的名人或具鬼斧神工之魅的山水名胜区而言，显得比较的古朴和幽静，好像一枝隐于深山的幽兰，默默地奉献自己的清香。

澧县历史悠久。县城自南北朝建州以来，屡为府、州、路治所，境内名胜古迹甚多，计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八处，以城头山、彭头山、鸡叫城、八十垱、十里岗、丁家岗为核心的澧阳平原史前文化遗址群已由国家向联合国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被评为中华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的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上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距今6000年的古城址、古祭坛和古稻田，把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江泽民主席1995年视察澧县时亲笔题写了“城头山古文化遗址”，蒋纬国先生则在台湾题词：“中华文明亿万载，澧州古城七千年”。

本传记的主角邹衡先生是位考古学家，喜欢追寻事物的源头。但是，邹先生对自己出生的介绍却稀少极了——邹先生曾经对学生或者考古爱好者们介绍自己的过去，从他的介绍中，我们只能知道，他出生在湖南澧县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个略有家底的地主家庭，家里兄弟姐妹九个，他是小儿子。可是，对于邹衡先生整个家族的事情，我们后人能够了解的非常少，他的故乡、他的过去，似乎都成了空白。

1927年1月，在湖南澧县九垸，这个洞庭湖边山清水秀、幽静美丽的小山村中，一户小有薄产的邹姓人家又有了弄璋之喜——这家人将迎接他们的第九个孩子。“九”对于古老的中国家族是个极其吉祥的数字；多子多福，又素来是中国农家的传统；更何况，这婴儿又是传统中国人眼中喜欢的男孩子，这虽然为今天许多追求男女平等的人士所诟病，但在当时，却是中国社会不争的事实。在乡民的眼中，这位称得上财主的邹大户不但衣食安稳，而且中年又得了小儿子，是极有福气的。

这个新出生的孩子给整个家族带来的喜悦无可言表，爷娘疼满崽，对小儿子的怜惜是许多中国父母共有的特点。从邹衡的名字，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家族和父母亲对这个小儿子的期望和爱护。不知道是哪位极有学问的先生，或许就是孩子的父亲邹老先生给孩子取了个大号叫邹绍权。在中国偏远的山村，一般人家的孩子不是叫“福”就是叫“根”，更有随便的，叫个阿狗阿猫的，反正农家孩子多，多了就不值钱了。像邹绍权这样的名字，不但称得上文绉绉，而且还包含着对孩子的极高期许，“绍”可能是族名的排行用字，不必深究，但这“权”字却大有讲究了，意味着父母希望孩子有极强的能力，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和与自己相关的事物。而后来邹衡先生将其一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考古事业中，并且在考古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是对自己名字的最好诠释。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在鲁迅先生笔下是极其落后的。然而正因为落后，做父母的就少了许多对孩子们的期望和约束，乡下的孩子们是极快活的。可以想象，幼年时期的邹绍权在父母和众多的兄长姐姐们的庇护下，在澧水的支流边，在田野间，在山岭里，曾经有过一段无比纯真快乐的岁月，除了玩，还是玩，那种尽情享受自然，享受每一分钟童年快乐时光的逍遥，是今天的绝大部分儿童所不能奢望的。也许就是这一时期对于乡土的最纯真的感情，是他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整天与山野泥土为伍，但却甘之如饴、深以为乐的研究态度的源泉吧。

那时的乡下，小绍权能上学的可能性太小了，有的家族可能会办私塾，但私塾先生对孩子的制约力实在不强，逃学、逃课、不做作业的现象比比皆是，乡下孩子大多只求认个字写个名，谁家指望他们飞黄腾达呢？但显然，邹家对邹绍权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学衡”。一般来说，字是孩子上学后先生取的，可能先生觉得这个孩子有学习的慧根，联系到他的名“绍权”，所以希望他不但能够学，而且学了之后，还能自己评价，自己衡量得失，因此以“学衡”作为他的字。“权”、“衡”，是权衡利弊得失，还是权衡学问人生，这就要看孩子以后的人生走向了。

这个“衡”字让孩子本人非常喜欢，所以当他成年后，他扔掉了对“权”的追求，而转向考古学的深入研究——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邹衡”。

邹衡出生在地主家庭，许多人可能认为邹财主家里一定丰衣足食，有足够的余财，老财主每天躲在房间里数着白花花的银元，然后悄悄地乐。所以老爷子供这个心爱的小儿子上完私塾上高中，然后风风光光地进入北大，让他学习有成，一帆风顺，是易如反掌的。

其实不然，甚至大谬！这实在是许多人对当时土地主认知的误区。旧中国的许多地主，可能家族相对比一般的农户要大，土地可能也不少，温饱不成问题，但是旧中国的地主并不见得家家都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家财万贯，为所欲为。那时的地主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土地，而土地依赖自然环境，任何一场水灾或者旱灾、蝗灾，都会给这些土地拥有者带来巨大的灾难，倘若遇到了兵火等小老百姓根本就无法控制的人为因素，那就真是灭顶之灾了。

邹衡的家也一样。一个家庭拥有九个孩子，既标志着人丁兴旺，又代表着巨大的负担。一次意外的水旱灾难，就可以让他们面临破产。虽然父母开明，竭力供小儿子上学堂，但是中间肯定遇到了某种困难，导致邹衡曾因家境贫寒而两次辍学，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他所在的大家族一度沦为贫困家庭，以至于年少的邹衡不得不离开学校，为养活自己而在土地上奋斗。

引起家境贫寒的原因可能有许多种。我们可以推算，当邹衡走上学习之路时，恰好是在1937年左右，那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危亡的时刻，虽然日本侵略者发起的残酷战争对澧县的冲击可能远不如大中城市那么明显，但是在侵略者的炮火下，国家动荡不安，随时会给任何一个小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形下，邹氏家族不能保有原来的富足，并因此走向困顿和贫寒，都是极有可能的。而根据邹衡日后跟向达老师交往时，曾向向达老师提到自己读过兑泽中学，那么还可以这样作些推断——

日本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长沙著名的私立中学“兑泽中学”不得不迁移到了澧县新洲。1938年春，始迁初中三个班到澧县新洲，这年冬天，又迁高中至鲁家坪，一期后高中转迁新洲。1939年10月下旬，高中、初中校舍均被汉奸纵火焚毁，学生们的衣物也随之悉数化为灰烬。于是，除留下高、初中的三个毕业班勉强维持上课外，其余学生只得回家等待复课通知。1940年春，学校迁到临澧县梅溪桥复课。可是，敌机飞越骚扰频繁，敌军距学校仅百余里，恐怖至极，人心浮动，终至无法维系。由于日军的野蛮轰炸和汉奸的无耻行径，兑泽中学被迫两次停课。不过，也正因为兑泽中学在战火中搬迁到澧县，邹衡才有机会成为这所当时湖南最好的中学的学生。

如果那时的邹绍权就此退学，而在澧县九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日后的中国考古学界就将少了一位大家。当他从书声琅琅的学堂回到寂静的乡下，放下书本拿起锄把时，看着门前远去的澧水，心也就像这澧水一样已经流到了学堂上。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他是不愿意就此甘心于服从命运安排的，不甘心就此放弃学业——他的心里依然是扔不掉的书。战火可以烧断他求学的道路，家境贫寒可以阻碍他前进的路程，但是一切困顿挫折都磨不断他一心求学的志向，都遮不住他渴望光明的眼睛。

小绍权不是一个喜欢争闹的孩子，但他却有着湖南人引以为傲的蛮劲。在他看来，辍学是暂时的，重新走上学习之路则是必然的。于是，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那股不服输的蛮劲，两次辍学，又两次回到了学校。

如果没有顽强的毅力，一次辍学就足以让人永远离开学校，离开理想；如果没有平和乐观的心态，家族的一次衰落就足以让人失去上进的信心，从此沉沦下去。这两次辍学，可以说是邹衡先生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甚至可以说，他面对两次不幸辍学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以后的人生态度和道路。所以，灾难有时候也是一种财富，痛苦可以磨炼人的意志，失去学业可以让他学会珍惜学业，更重要的是辍学锻炼了他面对灾难和挫折的从容淡定的态度，使他始终能达观地对待以后的人生。

1946年底，邹衡终于从国立十八中学毕业了，他有了考大学的资格和学识。他沿长江东下，连续考了三次大学，首先是在武汉，接着是南京，然后是上海。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社会又相对比较混乱的年代里，一个19岁的青年以追求学问为神圣目标，如此的坚持颇不容易。幸运的是，1947年在上海参加北京大学的考试，邹衡一举中榜，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此，这个湖南乡下的文静而执著的小子迈进了全国的最高学府，未名湖、燕园、红楼，这些令今天的学子们仍然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一下子成了他的现实生活。

当时，为生机所迫，邹衡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法律系，因为这个系的学费是由政府负担的，毕业以后也能够顺利找到饭碗，成为政府的一名司法官员——这可是一个报酬优厚而且受人敬重的职业。初人校园，他未能进入闻名已久的红楼，而是在一座不起眼的两层楼里开始了沉闷的法律系的学习生活。这时候，邹衡突然发现，学习司法，做一名法官或者检察官，可能并非自己之所长。虽然专业课很容易通过，毕业后也可能踏上仕途，一般人看来前途不错。但对来自有深厚人文积淀的澧县，自小受私塾教育，有着极扎实文史功底的邹衡来说，却是一件让他受不了的事情。

背着司法条律，和枯燥无味的法律经典整日为伍，邹衡感觉到自己的生命也变得如同法律条文一样枯燥。

于是，邹衡陷入了苦闷之中。一个湖南小青年到北京求学，人生地不熟，又手无余财，每天除了枯坐图书馆看书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去处。就在这时，他的同班同学，也是湖南老乡的韩建华，约邹衡同去东四十条，拜访韩的溆浦同乡——全国闻名的教授向达先生。邹衡惴惴不安地陪韩建华去了——在他心目中，向达先生这样的大教授就如天人一般，自己这样的年轻人在向教授眼里，应当是不屑一顾的吧。

事实和邹衡想象的完全相反，他们不仅得到了向达先生的热情接待，而且聊得很开心，尤其当向达知道邹衡曾经在兑泽中学读书时，他们的共同话题就更多了——向达先生也是兑泽中学的校友。相似的经历和湖南乡谊令向达先生非常愉快，他关切地问起两位晚辈的学习情况，还问了问他们生活上的难处，给了这两个新到北平的小愣头青许多学习和生活上的指导，态度随和亲切，简直将他们俩当成了自己的子侄一般，这使邹衡大为感动。当然，感动之余，邹衡便跟向达先生亲近起来。

因为向达先生是历史系的著名教授，邹衡便开始对历史有了许多的好感。渐渐的，他发现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可能已经远远超过对法律的关注了。邹衡来自湖南乡下，在这之前，他确实读了不少书，但相比北大的许多家学渊源的博学才子，他觉得自己无论在古代文化的修养，还是在世界文化的汲取上，都是极为贫乏的。而他又是一个极具探索精神的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探寻有着深厚的兴趣，因此逻辑严密，思维严谨，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绝对不存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法律系的学习让他觉得苦闷。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并不适合自己的学业或者工作时，都会感到苦闷，都有想要改变的愿望，但并不一定都具有改变的勇气和改变的机会。而要改变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挣脱自己并不喜欢的环境，显然是需要勇气和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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