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南怀瑾先生强力推荐！《禅与乐》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地诠释禅与音乐的著作，著名学者田青的十年力作，禅与乐，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

禅与中国音乐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音乐中所深蕴着的禅意，以及禅和禅宗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事实，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当今中国音乐发展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背离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性和传统，丢弃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曾经蕴涵着的禅意，盲目、全面地照搬西方音乐的一切。只有在透彻了解中国音乐与禅近似的本质之后，只有在重新忆起禅和禅宗曾经深刻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突破“弱势文化”的困境，找回中国音乐独特的意境。而只有深具禅意的音乐，才能在国际乐坛上彰显华夏独特的乐风。

　　《禅与乐》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禅与音乐的著作，是著名学者田青先生的十年力作。作者从佛学、美学、音乐学的各个层面，运用深刻独到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文笔，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全面梳理了禅与中国音乐的因缘，“发现”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深蕴的禅意，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开出一剂良方。

《禅与乐》是一本注定会引起争议的书，大家会赞叹作者的睿智、犀利和才华，同时也许会有人持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本让你开悟的书。

在随书赠送的六首作者强力推荐的乐曲里，你将会进入一个深邃空灵的意境……

弁言

第一章　中国人的宗教观和音乐观

　1.郭沬若的问题：中国为何没有产生宗教？

　2伟大的“礼乐之邦

　3.中国哲人的音乐思考

第二章　白马东来

　1.两个伟大文明的相遇

　2.禅与禅宗

　3.何处无佛？——禅宗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音乐

第三章　活泼的禅心与流动的音符——禅与音乐的相似性

　1.“直指人心”的惮与“不立文字”的音乐

　2.公案：谁能确解

　3.音乐：一说便错

第四章　禅风乐韵

　1.单旋律中的禅意——“简约”与“明心见性”

　2.“见性成佛”的法门与中国音乐的“韵

　3.“简约”之风与古琴减字谱的出现

第五章　禅者：在山水与音乐之中

　1.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大自然

　2.文人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音乐生活

　3.王维与自居易

　4.永远的苏东坡

　5.琴僧——一个特殊的音乐家群体

第六章　禅曲探珠

　1.《普安咒》与《那罗法曲》——琴曲中的佛曲

　2.《江河水》——是“阶级压迫”还是“有生皆苦”

　3.世界上最慢的音乐——南音

　4.一首鲜为人知的伟大乐曲——《行道章》

　5.生命的鲜活、自由、灵动——潮州筝曲《行云流水》

第七章　中国音乐向何处去

　1.西风东渐与国乐凋残

　2.魂兮归来！——中国音乐的复兴之路

缀语

永远的苏东坡

自唐宋，乃至元、明以降，文人与禅、与乐的因缘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从王安石、苏东坡一直到近代的康南海、梁启超、谭嗣同，无不值得大书特书。对中国文人来讲，有几个人的名字是永远充满魅力的，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只要想起他们，心里便由衷地产生一种糅杂着钦羡之意的亲切感，比如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苏东坡，其中最令文人们心仪与敬仰的，还是苏东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的开篇中即问道：“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他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企图勾画出苏东坡的基本相貌，他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然后，他似乎毫不在乎地一笔勾掉了自己辛辛苦苦为苏轼所作的“画像”，坦然承认道：“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的确，如果只是面对苏东坡的天纵之才、爽朗天性和多姿多彩的人生，人们可以单单表示由衷的崇拜和艳羡，但是，当人们看到他在大起大落的人生里，无论狂风巨浪还是饥寒交迫，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发配天涯海角，他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一个禅者的宁静与自在，甚至在生活谷底依然保持着在生活中发现乐趣的能力，就不可能不怀着一种比看圣人多了一份亲切、比看亲人多了百倍崇敬的心来看他。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有过困境和痛苦，但能够像苏轼这样山行遇雨时高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夜归不得入门时“倚杖听江声”，低吟“夜阑风静毂纹平”的人，可以说绝无仅有！命运不仅仅给了这个个体生命以旷世诗才，同时还给了他大海般宽阔的胸怀和在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也要开开玩笑的发自内心的幽默感。而他对百姓的挚爱、他为民请命、为民造福的努力以及他和农夫渔樵黎民百姓的平等、温馨的友谊，更凸显他无尽的慈悲和菩萨情怀。“儒道兼宗，显隐皆可”不够，还要加上一个“佛”字；“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则充分表露出这位天之骄子的高贵与通达。当然，对我们最有魅力的，还是苏轼徜徉在佛法与音乐中的天真、圣洁的灵魂。

苏轼与佛教有缘，他的故乡四川在宋时佛教非常发达，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北宋开宝（968—976）年间，太祖派人到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全部藏经，此即“北宋敕版经”，俗称“蜀版大藏经”或“开宝大藏经”，是我国第一部木版雕印的汉文大藏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其后无论官刻、私刻，无论高丽、日本，只要是大藏经的编纂，无不以“蜀版”为本。另一个例子就是目前中国所有汉传佛教寺庙内每日必行的《朝暮课诵》中，有一个《蒙山施食仪》，就是宋代的不动法师（或称“甘露法师”）驻锡四川蒙山时，集《救拔焰口饿鬼经》及秘密部的一种水施食法等密部经典中的经咒编辑而成的。

苏轼的家庭也有佛教传统，其父苏洵曾与蜀地名僧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惟简禅师交游，并与其母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是一对虔诚的佛教徒。苏轼幼时与其弟苏辙一同读书，其中就有佛教经典：“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苏辙在与他唱酬时也曾回忆起那段同读佛书的日子，并希望与兄“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苏轼的继室王氏与妾朝云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苏轼在王氏生日时曾买鱼放生为她做寿，并作《蝶恋花》词：“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王氏故去，苏轼和在其母程氏去世后“命工胡锡采画佛像，以荐父母冥福”一样，请当时的大画家李龙眠画释迦佛宝像及十大弟子像供奉，并撰《阿弥陀佛赞》：“此心平处是西方，闭眼便到无魔娆。”朝云在苏轼晚年随侍左右，一心向佛。朝云故去后，苏轼在《悼朝云》中满含感情地写道：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用佛教的话讲，苏轼的根器是累世所修，所以悟性之高，无有媲者。宋仁宗嘉祜六年（1061），苏轼刚刚24岁，被派到陕西凤翔任签判。在苏辙送他的途中，他写下了一首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诗中所表现出的对人生的透彻理解，已然如般若智慧下的高度观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在凤翔期间，他的一个同侪对他终生喜读佛书有很大影响。苏轼曾在《王大年哀辞》中把自己与佛法结缘归为王的功劳：“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但苏轼真正潜心学佛、认真修行，恐怕是在他遭遇了人生挫折，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之后。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他到黄州后：“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日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俪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住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这段记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修行者在自省与修行中所得到的乐趣，这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与外人道的感受，被修行者们称为“禅悦”。但真正能得到“禅悦”的人，却决不是那些不知“所期”为何，只求“所似”的“学者”。整整五年清晨去傍晚归的类似“短期出家”的生活，一定使苏轼有很大的收获。苏轼在同时期有一封《答毕仲举书》论及学佛之事。他说：

……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来书云：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三复斯言，感叹无穷。世人所作，举足动念，无非是业，不必刑杀无罪，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也。无缘面论，以当一笑而已。

P148-152

1996年初夏，我带着北京佛乐团去德国巴伐利亚参加“世界宗教音乐节”，在许多场演出中，有一场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所大学的小礼堂，上半场是一个日本音乐家的尺八独奏，下半场是我们北京佛乐团的节目。在后台共享的演员休息室，我们团的十几个团员一边准备演出的“家伙”，一边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天。而那个日本音乐家却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默默打坐，他唯一的随从——他的儿子则默立在侧。我们团的一个团员对我说：“他只有一个人？那肯定演不过我们！”我没有说话，只是示意他们轻声，不要打扰那个打坐的日本音乐家。快开演了，那个日本音乐家徐徐起身，他的儿子托着一套绣着族徽的礼服跪在他面前。待他向族徽行礼之后，儿子才侍候他恭敬谨严地穿上礼服。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进行的。这仪式感极强的穿衣过程结束后，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眼睛看着地面，轻轻地向舞台走去。

我让我的团员们安静候场，然后绕进观众席，在最后一排静静坐下。那个日本音乐家跪坐在舞台中央，依旧低眉看着地面，一言不发。我不知道那静默究竟有多久，是两分钟，还是三分钟？抑或更长？但我却深深地感到，他的沉默不是空白，而是一种力量，因为所有的观众都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不知不觉地和他一样沉浸在静寂中，大气不出，好像不是等待一场音乐会，而是在期待着某种重大事件的发生。他终于把尺八放到嘴边，那声音，仿佛从辽远的时间深处传来，呜咽着，把一种亘古即在的苍凉和温暖送到观众的心中。他一个人，一只尺八——一只从中国传过去，但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失传而只保留在南音音乐里、被闽南人称作洞箫的乐器——不间断地演奏了半场，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任何其他的陪衬和帮助。当他起立行礼的时候，观众才仿佛从他音乐的魔法中惊醒，用长时间的掌声向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致敬。

后半场是我们团演奏的北京佛乐，十几个团员，除了来自北京广化寺的两个僧人外，其余都是北京民间佛乐著名传人张广泉的弟子，能够娴熟地演奏从智化寺京音乐到被称为“怯音乐”的北京民间佛曲。他们的乐器，完全是正宗的北方佛教音乐的正统乐器——笙、管、笛加云锣，还有鼓、铙钹、铛子、木鱼等法器，这是在大陆经历过数十年“破除迷信”教育和“文革”浩劫之后少数仅存的尚可演奏佛教音乐的队伍。他们的演奏，当然也获得了欧洲观众的赞赏和欢迎。我不能说那天的演出是上半场更成功还是下半场更成功，因为两种音乐“各美其美”，无法比较。但是那天演出结束后晚宴上一个欧洲音乐学者的问话，却令我感到一种羞愧和困惑。而正是由于这个羞愧和困惑，促使我写下了读者正在读的这本书。他说：“在日本的尺八音乐中，我听到了禅意。而在中国的佛教音乐中，我听到的却和我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听到的一样，嗯，好听，但是有点吵。请问你，这是为什么？”

我当时给他讲了中国佛教“华化”的过程和佛教与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讲了明清之后中国兴起“人间佛教”的情况，讲了中国佛教音乐的功能和场合，讲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审美习惯与民间音乐对佛教音乐的影响，我更强烈地向他指明，无论是禅还是尺八，其故乡都是中国！但是，我却从他的眼睛里，读到了一种被礼貌掩盖着的他自己的价值判断。

其后，我不断地被这个问题困扰：为什么中国现存的传统音乐（包括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里，我们似乎感受不到禅意？感受不到这个曾经深深影响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深邃博大的东方智慧和精神？是中国音乐与禅无缘，还是我们的考察不够深入？尤其是近年来，当研究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乃至禅与中国文学、禅与中国诗歌、禅与中国绘画等等的著作大量出版的时候，禅与中国音乐的关系，却至今鲜有论者。这很奇怪，也不应该。因为无论就其形而上的层面而言，还是就其形而下的层面而言，都再也没有一种艺术门类像音乐一样与禅有着如此众多的相似性了。

禅与中国音乐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音乐中所深蕴着的禅意，以及禅和禅宗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事实，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当今中国音乐发展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背离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本性和传统，丢弃了中国传统音乐中曾经蕴涵着的禅意，盲目、全面地照搬西方音乐的一切。只有在透彻了解中国音乐与禅近似的本质之后，只有在重新忆起禅和禅宗曾经深刻影响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之后，我们才能突破“弱势文化”的困境，找回中国音乐独特的意境。而只有深具禅意的音乐，才能在国际乐坛上彰显华夏独特的乐风。

唐时，有一位诗人有幸在僧院中听琴，听琴之后，他吟出了这样四句诗：“禅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见听时心。离声怨调秋堂夕，云向苍梧湘水深。”禅思悠悠，琴韵悠悠，禅与音乐的因缘，也如秋日的湘水一样，澄澈深幽。

　　田教授所做的一切，在个人，是专业的领域，但这已不只是他小我的成就，而是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大我的贡献。

——星云大师

水流花谢皆声色，云淡风清天籁音。

——南怀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