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杰主编的《闲话》丛书是一本连续出版的、还原名流与知识者人生世界的人物类人文读物。

《闲话》丛书仰慕有文史价值的文字、有故事特征的叙事以及平民化的学问肌理。

《倾城之恋》收录了：《舒新城的“倾城之恋”》、《林徽因徐志摩的英伦之恋》、《陈抱一与关紫兰的艺术缘》、《齐白石读书生涯》、《成为“上官云珠”》、《白薇与蓝苹》等文章。

臧杰主编的《闲话》丛书传承《良友》画报精神质地，以新生代幕客书的形态连续出版，扫描名流世界，管窥历史碎屑，近观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倾城之恋》为《闲话》丛书第十四辑，通过微观的管窥和历史碎屑的拾捡，再现文人、学者、科学家、艺人和殖民者的命运和襟抱，呈现文化、学术、科学、艺术以及现代化进程与人生的关系。

《倾城之恋》会使人获得异乎寻常的人生趣味。

罗家伦及其《新潮》／范泓

胡政之：荷戟也彷徨／张功臣

周瘦鹃和《紫罗兰》／姚一鸣

《晶报》的“脚编辑”余大雄／蔡登山

舒新城的“倾城之恋”／彭林祥

林徽因徐志摩的英伦之恋／梦之仪

陈抱一与关紫兰的艺术缘／陈缸

齐白石读书生涯／谷雨

成为“上官云珠”／张华

白薇与蓝苹／散木

高尔基缘何替托尔斯泰夫人辩护／杨建民

法国的“钻石项链”事件／余风高

德国建筑师罗克格的中国路／王栋

张若谷的一些往事／周允中

胡风的第二种忠诚／孙德喜

迷离失踪的费巩／陈正茂

政治“污点”·文学追求·革命激情——解读丁玲／魏邦良

四

一般认为，罗家伦对北大《新潮》杂志的贡献不可低估。他拥护新文化运动，主张用西方进步思想来改革中国的文化和社会。1919年“五四”那天，所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即出自这位北大三年级学生之手，这篇仅一百八十字的宣言，被后人认为“写得大气磅礴，字字铿锵，极富号召力”，《罗家伦先生年谱》则强调“这篇宣言用了生动、简洁的白话文，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也是罗家伦“为学生界所周知和推重之始”。罗晚年曾与北美学者周策纵回忆当年情形，言及这篇宣言时，说“好像面临紧急事件，心情万分紧张，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虽然社里（指《新潮》杂志社，作者注）的人来来往往，很是嘈杂，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写成后也没修改过”。

罗家伦对这种亢奋的“革命激情”—直津津乐道（多次撰文谈及这场运动），1919年5月26日（“五四”三周后），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上撰文分析过这场运动的“三种真精神”，并首创“五四运动”一词，为官方及各派史家一直延用于今。以周策纵的研究，五四运动中的“新潮”主要领导人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观念显然部分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指出：“在创刊号里，罗家伦论及当代世界的潮流，他说，在世界上每～个重要的时期，几乎都有它阻挡不住的潮流。……根据罗家伦的看法，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潮流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属于政治性的，然而自此以后的革命都会是俄国革命的类型，即会发生许多社会革命，在这些革命里，民主会战胜君主，平民会战胜军阀，劳动者会战胜资本家……”

就罗家伦个人而言，“五四”对他的影响既可谓深远而又复杂。一方面，这一场运动是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说它受当时视为‘洪水猛兽’的新文化新思潮孕育的结果，并不为过”，罗家伦不仅躬与其事，而且成为运动的中坚人物。不过，罗家伦对于“革命与运动”的认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客观境遇的体悟而出现变化，就像“他的学问不靠苦学得来，而是靠敏锐的洞察力和感受力”（王隶均语）一样，他对于中国现实政治的观察与判断大抵亦是如此。在“五四”之后，有两件事情值得关注，这对于六年之后，罗家伦之所以投效北伐，重燃内心“革命”之火，有着或多或少的潜在影响。其一，“五四”后的这一年年底，罗遭至北洋政府下令搜捕，遂与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张国焘南下上海，参与由北大同学段锡朋等人所推动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其间，罗家伦与其他几位学生代表前往环龙路四十六号访问过孙文；这次见面，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却仍可看出罗对于“革命”的一种热望之情。尽管这次会面，最后不欢而散，但罗的回忆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当时那种相持不下的场面：

五四那年我曾代表北京学生到过上海，第一次同其它两位代表一道晋见国父，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和他剧烈辩论三个钟头，而他始终娓娓不倦，越辩越起劲，硬是要说服我们！

作为职业革命家，身材矮小的孙文与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激越争辩，其执著的性格特点跃然纸上；双方争辩的是什么问题，从其史料看，语焉不详，但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与国民党第一号领袖人物直接交锋，且不愿被说服，可见罗家伦对于国民革命，确实抱以一番个人的见解与理想。北美学者周策纵在其专著《五四运动史》中认为“……第二阶段，学生对政治的兴趣随着外界影响的增强而增加，他们开始与政党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其中的一些人参加了政党活动”。这时罗家伦尚未加入国民党，但与政治人物的交往或可意味着在曰后将与国民党这一组织发生有机联系；其二，近一年之后，即1920年初秋，罗家伦等人得校长蔡元培、胡适等人推荐前往欧美留学，成为罗家伦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件事看起来似在不经意之间，实则有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在发生作用。首先，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即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倡导走一条“教育救国”之途；其次，蔡本人是当年同盟会资深会员，后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入选者之条件十分苟刻，虽然“不限省分，不限科目”，但“以男生而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曰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这种试图定向培养国家人才的思路，无不包含对新型国家政体前途的一种良好愿望。罗家伦敏锐地体察到了这一点，在出国留学前一天，以一个准政治家的口吻发表“国是建言”，这就是1920年9月7日刊发在北京《晨报》上的那篇《临别时一个紧急动议》：

太平洋的碧波里，现出一缕烟痕，“中国”号的邮船，已缓缓的靠近中国海岸。我将去了！以现在国内瞬息万变的情形，我那能忘情得了，所以我临别时有一个紧急动议。

我想现在中国呼声最高的就是国民大会，问题最要紧的就是制定宪法。将来无论是国民大会制宪也好，非国民大会制宪也好，国民对于宪法总要有种主张。

各国的宪法之所以成功，都是有种国民的主张做背景的，如英国的宪法，虽不成文，但是他这种神圣的威权，纯粹是由于国民三次的表示：（一）《大宪章》，（二）《权利请愿书》，（三）《权利保证书》。美国宪法的精神，是根据于《独立宣言》的。法国宪法的要义，是根据于《人权宣言》的。所以我们中国的国民苟欲有真正我们所希望的宪法出现，则我们当联合全国，赶紧有个我们的——《人权宣言》。

这个《人权宣言》当采集以上五种大法典的精神，更多多参考世界各国最近的趋势。不问时势上的枝节问题，把全宪法根本的精神，以极简洁、极明了的文字包括在一个宣言里。这个宣言当速由北京学生联合会邀请在京的学者，精密讨论，从速拟妥，并望各报纸多多有这类的意见发表，以作贡献。待拟好之后，即请全京各团体连合签名发表，再连合全国团体，一致签名发表。并由各省各县学生，在各处召集露天国民大会，当众宣讲，处处布告，一致通过。通过之后，不但使全国国民脑筋印一个极深的民治观念，而且将来制宪的时候，不问他是国民大会也好，是正式国会也好，对于这全国国民一致的表示，总“百变不能离其宗”。

这不但是中国宪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并且是世界人权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件事。

就这样，罗家伦怀揣着对“中国宪政”的某种向往离开了命运多舛的祖国。自民国建立以来，近代立宪进程基本是围绕“天坛草案”在演变发展。“天坛草案”提出后的十年间，制宪工作分别由三个方面在进行，“一是广州国会的议宪；二是直系“恢复法统’后北京国会的立宪；三是安福国会的议宪。前两者承认‘天坛草案’，安福国会则否认‘天坛草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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