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欧美经典讽喻小说精选》由尼古拉·果戈理、马克·吐温等人著，刘文荣选编，收入了《外套》《羊脂球》《百万英镑》《警察与赞美诗》《彼特利克夫人》《了不起的盖茨比》《傻瓜吉姆佩尔》《动物农庄》等小说。

《欧美经典讽喻小说精选》由尼古拉·果戈理、马克·吐温等人著，刘文荣选编：讽喻小说是欧美文学的瑰宝，这类小说对世道人心的嘲讽入木三分，塑造的人物具有普遍而永恒的典型意义，或剖析人性，或警示世人，读之令人难忘。

《欧美经典讽喻小说精选》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前言

外套

陪衬人

羊脂球

百万英镑

警察与赞美诗

彼特利克夫人

美妇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

傻瓜吉姆佩尔

动物农庄

外套

[俄]尼古拉·果戈理

尼古拉·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ъевич Гоголъ,1809-1852)．俄国作家，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短篇小说集《密尔戈罗德》《小品集》等。本篇是果戈理的中篇名作．也是俄国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小说以幽默、辛辣、夸张的笔调嘲讽“小人物”的尴尬。人物和情节都是“漫画化”的，但又不失“艺术的真实”。小说中的外套不仅仅是外套，而是一种貌似的“身份显示”。为此，小说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费尽心思做了一件外套，但却被人抢了。这可要了他的命！他就此一病不起，郁郁而终。然而，即便他死了，变成了鬼魂，竟然还要在黑夜里出没——干什么？抢别人的外套！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在部里……不过，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个部为好。没有比各种官府、部门、办事处，总之是各种官员，更气势汹汹的了。如今，每一个人都认为，冒犯它就是冒犯了整个阶层。据说，不久之前，有一位县警察署长，我记不清是哪一个县的了，上递一张呈文，其中清楚地陈述，国家法纪式微，他的神圣的名字被无端亵渎。他在呈文之后附上一大卷奇闻轶事作为佐证，那里每隔十页就出现一次县警察署长的名字，不少地方甚至说他总是醉态醺然。因而，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妨把这里就要说到的“部”称为“某部”为好。总之，是在某个部里有这么一个官员就是；此人说不上相貌出众：矮矮的个子，脸上有些麻点，头发浅红棕色，看样子眼力不济，脑门上有些秃顶，两边脸颊上布满了皱纹，脸色就像是患有痔疾一样呈灰黄色……有什么法子呢？这都要怪彼得堡的气候。至于说到官衔(因为我们这里一张口就得说明官衔)，那么他是所谓一辈子的九等文官，各式各样的作家们都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习惯，就是欺压那些不会撕咬反抗的人，大家知道，他们对于九等文官之类的小官吏也是极尽调侃和揶揄之能事的。这个官员姓巴什马奇金。从这个字眼可以看出，这姓氏跟“鞋”有些渊源；然而，它是什么时候，何年何月，怎么从“鞋”这个词儿演变而成的，则无从查考了。他的父亲、祖父、甚至内弟乃至巴什马奇金一家人都穿长统靴子，每年只换两三次鞋掌。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或许会觉得这名字有些古怪，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决不是刻意想出来的，而是客观情势所使然：无论如何不能起别的名字，只能是这么个叫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五月二十三日凌晨前出世的。他那已故的母亲，一位官员的妻子和贤惠的妇人，打算像样地给婴儿受洗取名。她那时还躺在正对着门的床上，右首站着教父，一个出名的好人，在参政院当股长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而教母则是一位警察署长的妻子，品德十分高尚的妇人，名叫阿丽娜·谢苗诺芙娜·别洛勃留什柯娃。人们送上三个名字，任产妇挑选一个：莫基亚、索西亚或者就用受难圣徒霍兹达扎特。“不行，”已数的母亲当时暗暗想道，“这些名字太平常了。”为了让她称心如意，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页上。又出现了三个名字：特里菲利、杜拉和瓦拉哈西。“这真是罪孽，”母亲说，“尽是这样的名字，我真的还从来没听说过呢。就是叫瓦拉哈特或者瓦鲁赫，倒也还过得去，可是偏又来什么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又翻了一页，上面写着：帕夫西卡希和瓦赫齐西。“算了吧，我看，”母亲说道，“看来他就是这个命。既然是这样，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阿卡基，儿子也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是这么个来历。孩子受洗了，这时他哭了起来，做出一脸怪相，仿佛他早知道以后要当九等文官似的。总之，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提到这件事，为的是让读者们知道，这完全是事出有因，而另取别的名字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到部里当差的，是什么人帮着安排的，那就谁也记不起来了。无论换了多少任部长和各级上司，他总是坐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干着老差事，仍然是一个抄抄写写的官儿，以至于人们后来都相信，他显然是现在这样一副模样，穿着制服，头上谢顶，降生到人世上来的，他在部里一点也不受尊重。当他走过的时候，门卫不仅不站起身来，而且也不正眼瞧他一眼，犹如一只普通的苍蝇飞过接待室一样。上司们对待他既无情又专横。一个副股长居然把公文直接捅到他的鼻T-~T，甚至连“请抄写一下”“这里有一件挺有意思的案子”或者高雅官部中常用的客套话都懒得说一句。而他呢，只望一目艮公文，便接过来，也不管是谁塞给的，有没有权力支使他。他一接过公文，立刻就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极尽官场中卖弄聪明之能事，嘲笑和打趣他，当着面大讲有关他的种种瞎编的故事；说他跟房东老太太——一个年已七十的老太婆有私情，说那女人总是打他，还问他们俩什么时候办喜事，又把纸片撒在他的头上，说是雪花飞舞。然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却一言不发，仿佛他面前什么人也没有似的；这样的逗笑甚至也没有影响他的工作：虽然在一阵阵打扰之中，他也不会抄错一个字。只有当玩笑实在开得过了头，碰到了他的胳膊，妨碍他干事儿的时候，他才嘟囔一句：“别打扰我，你们干吗跟我过不去？”他这话语和声音里透出一种莫名的无奈，其中包含着一种惹人怜悯的怨艾。所以，有一个刚来不久的年轻人本来也想学样，恣意打趣他，忽然却打住了话头，好像被刺了一下似的，从此他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子，与以前大不一样。一种不寻常的力量使他跟刚熟识的同事们疏远起来，而他本来是把他们看作是体面的绅士的。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遇到开心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个子矮小、脑门秃顶的小官吏和他那让人揪心的话语：“别打扰我，你们干吗跟我过不去？”从这句令人撕心裂肺的话里可以听出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我是你的兄弟嘛。”可怜的年轻人掩面而叹，后来在一生中曾有多少次不寒而栗，因为他发现人的身上竟然裹挟着如此之多的残忍，在文质彬彬、富有教养的绅士的外表下，天哪，甚至在人们公认为高尚和正派的人的身上居然掩藏如此之多的残暴和粗野……

P1-4

所谓“讽喻”(allegory)，是一种修辞手法，简单地说，有两层意思，即“讽”和“喻”——所谓“讽”，就是讽刺；所谓“喻”，就是比喻。中，讽刺是目的，比喻是方式。也就是说，用比喻的方式达到讽刺的目的，谓之“讽喻”。举个简单的例子，英语谚语“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but you can’t make his drink.”(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无法逼它喝水。)就是典型的讽喻：用“逼马喝水”(make his drink)作比喻，讽刺有些人的愚蠢之举，即：强迫别人相信某事，或喜欢某物。

当然，讽喻的目的有多种，如讥刺、规劝、谴责、启示、明理，等等；讽喻的方式也有多种，如明喻、隐喻、转喻、提喻、互喻，等等；但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采用何种方式，各种各样的讽喻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具有比表面含义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

讽喻小说。顾名思义，就是以讽喻为写作目的和写作方式的小说。只是，讽喻小说中的“喻”，要比作为修辞手法的讽喻中的“喻”复杂一点，是用“讲故事”来代替比喻的。换句话说，讽喻小说中的故事就是一个“喻”，而且不管这个“喻”是明喻，是隐喻，是转喻，是提喻，还是互喻，其意义都不在其自身，而只是一种用以“暗示”的象征物。所以，讽喻小说中的故事大凡是夸张的、怪异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小说所追求的并不是故事的真实性，而是故事的“有所指”——这才是关键所在。

不过，说讽喻小说不追求故事的真实性，并不是说它不能具有真实性。如果一篇讽喻小说既讲了一个真实可信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又“有所指”，当然也可以。但必须以“有所指”为重心——否则，小说的讽意就会被削弱；如若这样，这篇小说固然仍可能是一篇优秀小说或拙劣小说(那要从其他方面判定)，但却不能说是真正的讽喻小说。

实际上，不管何种小说，只要是小说，都是“有所指”的，因为小说都有故事，至少要有一点事情，如果小说中的故事(或者事情)毫无“言外之意”，那就不成为小说了——要知道，小说中的故事(或者事情)不管讲得多／z,真实，都是虚构的，是人为编造的，若无“言外之意”，也就毫无意义。换句话说，不管何种小说，其中的故事(或者事情)都是一种“哈”，都是有所“喻指”的。

这么说来，岂不是所有的小说都成了讽喻小说？当然不是。关键就在于其“哈指”有没有讽意。若有。就是；若无，就不是。也就是说，只有以讽刺为主要意图的小说，才是讽喻小说。反过来说，凡是以讽刺为主要意图的小说，即通常所说的“讽刺小说”，均为讽喻小说。

既然说到讽刺，顺便说一下幽默，因为人们常说“讽刺与幽默”或“幽默与讽刺”，好像两者是同一回事(至少，是差不多的)。其实不然，幽默与讽刺固然有相同之处，即都是说笑，但两者在内涵和程度上都有区别：其一是，讽刺大凡是辛辣的、刻毒的，幽默则每每是机敏的、诙谐的，其二是，讽刺总是针对别人，幽默则常常带有自嘲的意味。其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区别)，讽刺家的冷嘲热讽通常出于道德义愤，而幽默家的戏谑调侃则往往因为老于世故——换句话说，讽刺家是愤世嫉俗的，甚至是悲天悯人的；幽默家则是豁达洒脱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

欧美讽喻小说，是欧美讽喻文学中的一种，而欧美讽噙文学，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伊索寓言》，可谓最古老的讽喻故事集(如“狼和小羊的故事”，讥讽有些恶人作恶，还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后是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喜剧，也称为“旧喜剧”，流传至今有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6—公元前385)的十一部作品。再其后是所谓“希腊化时期”的“新喜剧”，流传至今有米南德(公元前342—公元前291)的两部作品。其实，不管是阿里斯托芬的“旧喜剧”，还是米南德的“新喜剧”，都可称为“讽喻剧”——前者针砭城邦弊政，后者讥讽民间陋习。

继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讽喻文学更为发达：早期有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公元前184)和泰伦提乌斯(一译“泰伦斯”，约公元前190—公元前159)等喜剧家(均为古希腊“新喜剧”的后继者)+中期有卢齐利乌斯(约公元前180—公元前102)和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等讽刺诗人。后期有佩特罗尼乌斯(？—66)和阿普利尤斯(125—180)等散文作家。特别是佩特罗尼乌斯和阿普利尤斯这两位，留下了两部讽喻故事集，即(《萨蒂利孔》和((金驴记》，可说是欧美讽喻小说的远祖。

继古罗马之后是漫长的中世纪(5世纪至14世纪)。这期间，虽然虔诚祈福的基督教文学是西欧文学的主流，但在非主流的民间文学中，讽喻仍是主要的文学形式。特别是当时刚刚产生的市民文学，如笑话、趣谈、讽刺叙事诗和被称为“法布罗”的韵文故事等，其实就是一种讽喻文学，表现的是市民的机巧与诙谐。还有所谓“市民剧”，其中有“愚人剧”(又称“傻子剧”)和“闹剧”(又称“笑剧”)等，不是装疯卖傻以讥讽时弊，就是戏谑滑稽以嘲笑现实。此外，还有堪称中世纪最杰出的民间故事集(《列那狐的故事》，更是地地道道的讽喻文学，即用动物讽喻人，如：昏庸的狮子(讽喻君主)、傲慢的骆驼(讽喻教皇)、愚蠢的驴子(讽喻主教)、凶残的狼(讽喻贵族)，而故事的主角、机敏的狐狸“列那”，则喻指当时的市民(即商人)——它不仅周旋于狮子和骆驼等权势者之间，还设计捉弄它们。也许，就是中世纪的民间讽喻文学，孕育了中世纪后期的两部经典讽喻故事集，即：意大利作家薄伽丘(1313_1375)的《十日谈》和英国诗人乔叟(约1343—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中世纪后期即文艺复兴前期，而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即14至16世纪)，西欧文学的演变，就是基督教文学的式微和世俗文学的复兴。这期间，随着古希腊、古罗马文学重新受到关注，讽噙文学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文学。当时的“新文学”，即所谓“人文主义文学”，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讽喻文学。别的不说，就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三位作家——法国的拉伯雷(1494—1553)、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和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其多数作品都属讽喻文学。莎士比亚的喜剧是讽喻的，这不用说了，还有他的好几部历史剧和传奇剧，如(《亨利四世》和《暴风雨》等，也是讽喻的。至于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传世之作((巨人传》和《堂吉诃德))，则被认为是后世讽喻小说的近宗，尽管这两部作品自身还不能称为“小说”，只能称为“变体传奇”，即由古代“传奇”(romarlce)演变为近代“小说”(nevol)的中间形态。

17世纪被称为“古典主义时期”，其中的“古典”，即“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典范”之意。基于此，讽喻文学在欧洲更为流行，其中尤以戏剧为甚。当时的戏剧，按古典主义标准，严格分为悲剧和喜剧；而喜剧，通常就是仿效古罗马喜剧的讽喻剧。在当时众多的喜剧家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法国的莫里哀(1622—1673)，他的两部代表作，即(《吝啬鬼》和《伪君子》，可与莎士比亚的喜剧媲美，堪称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的最高成就。

至于小说，严格说来，要到18世纪才在英国产生。一般认为，笛福(1660—1731)是第一位“小说家”(novelist)，他的《鲁滨孙漂流记》(1719)是第一部“小说”；而和笛福同时代的斯威夫特(1667—745)，他的《格列佛游记》(1726)则被认为是第一部“讽喻小说”，其中的“小人国”和“大人国”，分别喻指欧洲和美洲，即“旧世界”和“新世界”(当时美国尚未独立)。不过，后来出现的讽喻小说并不一定采用像《格列佛游记》这样的夸张手法，大多是比较写实的。就英国而言，18世纪最重要的讽喻小说家无疑是亨利，菲尔丁(1707—1754，)，其长篇名著((汤姆·琼斯》既是一部“流浪汉小说”形式的历险小说，又是一部讽喻小说。在法国，18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哲理小说家”，也就是兼写小说的哲学家。其中，最早出名的是孟德斯鸠(1689—1755)，代表作是(《波斯人信札》；最有名的是伏尔泰(1694—1778)，代表作是《老实人》——这两部作品，既是哲理小说，也是讽喻小说。

19世纪是欧美小说创作的鼎盛期，尤其从30年代起，被统称为“现实主义”的各国文学创作，都以小说为主。而在现实主义小说中，讽喻小说可说占了一大半。这是因为，现实主义对现实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批判的；许多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创作宗旨，就是对现实的冷嘲热讽。所以，这一时期自然就涌现出了“三大讽喻小说家”，即俄国的果戈理(1809—1852)、英国的萨克雷(1811—1863)和美国的马克·吐温(1835—1916)；而其代表作，即果戈理的《死魂灵》、萨克雷的《名利场》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则被誉为“19世纪三大讽喻小说”。当然，并非讽喻小说家才写讽喻小说，其他小说家也写。实际上，19世纪的小说名家，无论是巴尔扎克(1799—1850)、福楼拜(1821—1880)、左拉(1840--1902)和莫泊桑(1850—1893)，还是狄更斯(1812_1870)和哈代(1840—1928)，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881)、托尔斯泰(1828_1910)和契诃夫(1860—904)，都写有讽喻小说，或长篇，或中篇，或短篇，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陪衬人》、莫泊桑的《羊脂球》、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哈代的《彼特利克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托尔斯泰的(《舞会以后》和契诃夫的((套中人》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杰作——只是，这些小说家不限于写讽喻小说，所以未被称为“讽喻小说家”。

20世纪的欧美小说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继承19世纪的传统写法，可称为“传统派”。另一类抛弃19世纪的传统写法，被称为“现代派”。当然，这是大体上的，不是界线分明的；因为，有的小说家早期继承传统写法，后期抛弃了这种写法；有的小说家正好相反，早期抛弃，后期继承；还有的，时而继承，时而抛弃，甚至在一部作品中把传统写法与现代写法糅合在一起，等等。但是，不管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都继承了19世纪的讽喻传统。传统派不必说了，他们被称为“20世纪现实主义”，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代派。实际上，现代派只是抛弃了传统的“写法”，并没有、也不可能抛弃传统的“宗旨”，即文学固有的功能，其中就包括对世道人心的讽喻。所以。在形形色色的现代派小说中，有许多——譬如，多数荒诞派小说和黑色幽默小说，以及有些意识流小说——其实是写法新颖乃至怪异的讽喻小说。不过，由于这类小说数量众多，写法又和传统小说截然不同，拟独立成册，故未选入本书。

……

第四类讽喻小说很难命名，姑且称为“哲理讽喻小说”，因为这类小说所讽喻的既不是道德，也不是社会，更不是政治，而是人生和人性本身；也就是说，比上述三类更具“形而上”意味。举例来说，本书所选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讲述一个不务正业的流浪汉的故事：他想进监狱去躲避冬天的寒冷，但不管他到饭店吃饭不付钱、打碎商店的玻璃，还是去偷别人的雨伞，总是阴差阳错地不能如愿——警察就是不抓他。而当他来到教堂前、听到人们在唱赞美诗而被感动、于是想做个自食其力的正常人时，警察却认为他是小偷，把他送进了监狱。这个故事讽喻的是什么？是人生的无常：你想要，要不到。不想要了，它来了。这种事，想必谁都碰到过吧？真叫人哭笑不得！

还有本书所选D.H.劳伦斯的《美妇人》，也是一篇“哲理讽喻小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居然还能保持少妇的风姿，因而被称为“美妇人”，她的秘诀何在？那就是，内心始终保持爱的激情，并且把儿子当作“情人”，以强烈的母爱维持自身的活力。这种母爱能使她年轻，但却使儿子窒息。而且，这种母爱是无意识的，是一种内心隐秘，一旦被意识到，就像鬼魂遇到阳光一样，顿时化为乌有。这样，她也就丧失了“美”，丧失了内在的活力而死去。这个故事讽喻的是什么？是人性的诡异：看上去美的，其实很丑；看上去纯洁的感情，其实很肮脏，甚至很残忍。小说所嘲讽的，正是一向被认为“伟大”的母爱。母爱尚且如此，其他还用说吗？真是不堪设想！

最后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并非所有讽喻小说都能简单归类；尤其是长篇讽喻小说，往往含有多种性质的讽喻，其中既有道德讽喻，又有社会讽喻，甚至还有政治讽喻，或哲理讽喻，很难说属于哪一类。不过，中短篇讽喻小说一般都比较“单纯”，所以才有可能分类。

刘文荣

2012年3月于上海

本书有些篇目选用现存译文，有些译者一时无法找到，故未商谈著作权事宜，甚为抱歉。望译者见此书后与我们联系，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