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幌马车之歌》(作者蓝博洲)讲述了在台湾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却被刻意湮灭或扭曲的台湾历史，同时通过对主人公所经历的各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让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台湾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而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两岸历史的长河当中所站的时空位置，从而作出自我反省与批判。

《幌马车之歌》既是历史，也是具有小说形式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准确地说，它应该还是以具有理想主义的历史与人物为素材的报告文学。一九四九年对于大陆人来说，我们获得了解放，而对于台湾同样有着革命理想的年青人们将如何面对蒋介石政府的高压继续坚持人生理想？

《幌马车之歌》(作者蓝博洲)既是历史，也是具有小说形式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准确地说，它应该还是以具有理想主义的历史与人物为素材的报告文学。

《幌马车之歌》真诚地面对钟浩东们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却被刻意湮灭或扭曲的台湾历史，帮助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台湾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而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两岸历史的长河当中所站的时空位置，从而作出自我反省与批判。

序曲 伴着脚链声的大合唱

第一乐章 故乡

第二乐章 原乡人的血

第三乐章 战歌

第四乐章 归乡

第五乐章 “二·二八”前后

第六乐章 自与红

第七乐章 风暴

第八乐章 枪决之后

尾声和鸣！你在哪里？

口述证言采访记录

幌马车之歌大事年表

后记

附录谁的《幌马车之歌》

谁的《幌马车之歌》

一条前行的路

让历史不再有禁忌，让人民不再有悲情

当时的公学校教育充满军国主义色彩。它不但在教学方式上采取着眼于整齐和严肃的机械注入法，在训导上采用严厉体罚的消极手段；而且通过学唱日本歌和培养儿童勇敢、好胜和斗狠、蛮干的体育教学等课程，灌输台湾学童的皇民意识。

在表面上，殖民地台湾的国民教育似乎比以前有所进步了；可实质上，它却存在民族歧视下的差别待遇。在台日儿童不能共学的差别教育下，日本学童进的是修业年限八年的小学校，不论是课本程度、师资和学校设备都远远超过公学校。因此，小学校毕业生的升学率也大大胜过公学校毕业生。

锺里义：公学校毕业后，和鸣经校方推荐，不必经过考试即可保送长治公学校高等科。但日本人之所以设立二年制的高等科，其实暗含着“歧视教育”的用意。首先，它想利用“高等”的美名来笼络台湾人民，使其不求上进：其次，高等科完全是简易的职业教育，与上级学校缺少联络，对于有志升学的台湾人子弟设定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和鸣拒绝保送，相偕与童年好友——邱连球、锺九河及同年的异母兄弟理和，一起参加高雄中学的入学考试；结果，其他三个人都金榜题名，只有理和兄因体检不通过而落第。这事很刺伤理和，但也因此使他日后成为一个作家。

汪知亭：日本帝国在殖民地台湾的男子中学教育始于1897年4月设立的国语学校语学部国语(日语)科，修业年限三年，后来改为四年；还是比日本人进的五年制寻常中学科，少了一年。

到了1915年，在本省中部士绅联名请求下，才正式成立为台湾青年单独设置的台中公立学校(台中一中)。但是，它无论在修业年限、入学资格及学习内容上，仍然与日本人所进的中学校有极大的差别待遇。

1919年公布的台湾教育令，针对台湾人的中学教育作了三种改变。首先，为了与日本人的中学校有所区别，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改称“高等普通学校”。其次，入学资格从“限十三岁以上，修满公学校第四年或同等学力者”，提高到“六年公学校卒业或同等学力者”。最后，允许台湾人的男子中学校“得设一年制的师范科，以培养公学校的师资”。然而，不变的是修业年限(四年)，及教学课程上对日语和实业科目的着重。

1922年公布的新台湾教育令，规定了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内(日)台共学”制。

从此以后，在殖民地台湾，表面上，日台学生之间在教育政策上的差别待遇，大致上已经撤除。但是，因为日台人新生录取名额的差异，入学考试考题完全取自日人小学使用的教科书，以及主持所谓“录取会议”日语口试的校长和教员大多数是日本人等原因，台湾学生能够进入中等以上学校的机会，还是远远不及日本学生。

据台湾总督府1929年统计书及学年年报一览记载：那一年，台湾一共有10所中学校，其中，教员人数共计223人，台湾人却只有4名；学生共计4597人，台湾人也只有1875人。

萧道应：我是屏东佳冬人。1916年出生。1922年4月，刚满六岁便进入佳冬公学校就读；然后循序由公学校、公学校高等科，而于1929年考进高雄州立第一中学校。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人的教育，无非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智，使得我们能够更为有效地受它统治。我跟锺浩东，基本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通过麻醉教育，刻意要培养成为“皇民意识发扬”的一代人之一。

我出身抗日世家，民族意识强烈。就读公学校期间，虽然痛恨充满军国主义色彩的皇民教育；可年幼的我却也只能在内心咒骂来维持精神的独立。

到了中学时代，我就开始自觉地抵抗日本的同化教育了。那时候，殖民当局非常注意中学校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同化工作。但是，我却故意违反学校规定，在人学一个月后，仍然一直穿着传统的台湾衣服上学。

因为这样的表现，我当然受到了校方严厉的处罚；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抵抗姿态，我结识了同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客籍同学锺和鸣(浩东)，日后并同赴大陆，投入祖国的抗日战争。

锺理和：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和鸣)。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高雄中学时，曾为“思想不稳”——反抗日本老师，及阅读“不良书籍”——《三民主义》，而受到两次记过处分，并累及父亲被召至学校接受警告。

锺里义：在雄中时，和鸣依旧喜欢和日籍老师辩论，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质问得无力回答。那时候，和鸣已经在偷偷阅读《三民主义》了。有一回，和鸣在课堂上偷阅大陆作家的作品，被老师当场抓到而遭到辱骂；但和鸣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辩护道：

“做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

日籍老师恼羞成怒，举鞭抽打和鸣，大骂道：“无礼！清国奴！”P10-12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也是那个时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电影技术上的突破而言，是台湾第一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后补录或配音。譬如押房难友们唱的《幌马车之歌》，要有空间声，不能在录音室录，所以特别开拔到金瓜石矿区废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个人，我、谢材俊、天心，和惟一会日文的天心的母亲(刘慕沙)，日文歌词用注音符号标示发音，这样录成的。

之后，好像辜负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开去拍阿公李天禄的故事《戏梦人生》(阿公年纪太大不赶快拍会来不及)，要到1995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马车之歌》为题材，把压缩在《悲情城市》后半结局的时空重新再做处理。并且从预算中拨出资金拍受难人访谈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由蓝博洲和关晓荣负责执行。

《好男好女》开拍时蒋碧玉还在，次年1月10日她病逝，我们大队人马在广东出外景，包括蓝博洲(被我拉来饰演偕同钟浩东、蒋碧玉夫妇投身大陆参加抗日的萧道应医生)，大家听到消息似都茫然无甚感慨。25日拍完回台湾，26日就是蒋碧玉出殡。丧礼上多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老同学们，我在分镜笔记本上随手写：再过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则，生死成毁无可逃处。

这好像很无情。

对照当时我拍此片采取的结构手段，戏中戏，现实，与往事。戏中戏叫做《好男好女》，正在排练和准备开拍中，背景是1940年抗日战争到50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现实是90年代台湾现状。往事是饰演蒋碧玉的女演员，与男人一段短暂的同居时光，男人遭殂击后，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条线最后交织在一起，女演员混淆了她与蒋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钟浩东。女演员已分不清是半世纪前年轻男女为革命奋斗的理想世界呢？是半世纪后当下的现实？

看来形式复杂，野心很大，其实可能是一种闪躲。闪躲当时我自己在面对这个题目时候，其实身心各方面皆准备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来拍，我会直接而朴素地拍。

所以，世人将如何记得这些事呢？有人说：“我们从古至今都一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历史上因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人，简直是死得轻如鸿毛，我们回报以更多的罪恶。”

那么“历史与现场”这套书系有何作用？蓝博洲数十年来在这个题目上做的追踪研究，不是枉然？

当然不是，从来就不是。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凡记下的就存在。

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幌马车之歌》出版于1991年，今天新版再出，我谨以此文与蓝博洲其勉。

1987年初夏，在寻访“二·二八”事件及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的过程中，偶然得知作家锺理和的同年兄弟、前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的名字与传奇之后，随即在被湮灭的历史现场展开“寻找锺浩东”之旅。

1988年9月，历经长达年余的寻访之后，关于锺浩东校长生命史的报告，以《幌马车之歌》为题，在《人间杂志》连载刊出。1991年6月，时报出版公司又以《幌马车之歌》为书名，出版了包括锺浩东、郭□琮、简国贤……几个前行代台湾知识精英的报告文学集。

尽管《幌马车之歌》在发表后便获得前所末料的热烈反响，可我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与立场不过是一个客观记录历史的人而已。所有来自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字工作者的反响，不管是正面的肯定或负面的批评，其实只是客观反映了人们对待那段长期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的态度而已。因此一直能够冷静地面对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不作辩解。我的写作态度很简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下，根据力所能及而采集到的史料，去叙述描写我所认识到的历史与人物，如此而已。然而，在客观的政治禁忌与受访者白色恐怖受害阴影的双重限制之下，全面重建历史的事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因为这样，我的“寻找锺浩东”之旅并没有因为《幌马车之歌》的发表而停止。相反的，随着两岸关系的相对缓和，我的寻访足迹得以跨越海峡，深入广东惠阳、梅县、蕉岭、韶关、南雄、始兴、罗浮山区，以及桂林、北京等地，进行历史现场核实与进一步采集史料的工作。随着岛内政治禁忌的相对宽松，一些受访者也才有空间就原本有所保留的内容作出更全面的证言；而一些原本寻访不到或不便露面的历史见证人及加害者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就他们亲历或所知的历史作了值得重视的补充。

绝版多年后重新出版的《幌马车之歌》增订版，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核实史料、丰富史实，从原本三万多字、四个乐章，扩充为六万多字、八个乐章的内容。为了历史的可信与文学的可读，它也在原有的叙事结构上，增加了史料、证言出处的注解，一些历史背景的说明与大事年表。这也是针对历来有关《幌马车之歌》究竟是小说还是历史之争的回答。

总之，《幌马车之歌》既是历史，也是具有小说形式的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准确地说，它应该还是以具有理想主义的历史与人物为素材的报告文学吧！

在两岸依然分断的此时此地，“台湾人”已经在野心政客的长期操弄下，因为不同的出身、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而处于撕裂的状态。我想，真诚地面对那段曾经真实存在过却被刻意湮灭或扭曲的台湾史与台湾人，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全面地认识台湾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而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所站的时空位置，作出自我反省与批判。这样，前人的历史才能够起到殷鉴作用；民族内战下所产生的历史悲剧，也才可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避免重演。

这就是重新出版《幌马车之歌》增订版的时代意义吧！

最后我要谢谢所有协助这本书出版的所有前辈与朋友们，并以此书献给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受难人及其遗族。

2004年9月25日于苗栗五湖

以民众史的眼界，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在台湾的“战后”提出成功、深刻、感人而有力的“战后结算”，这就是《幌马车之歌》的突出而值得感谢的成就。

——陈映真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在钉孤只。凡记下的就存在。

——侯孝贤

《幌马车之歌》的庞大结构虽然得力于历史真实的人物、时代与事件，但是作者沉稳的笔调，退到事件背后的采访者极其谦虚的心情，都说明他已有更宽大的胸臆去看历史、社会、生命的苦与乐吧。

——蒋勋

蓝博洲另辟蹊径，在《幌马车之歌》中糅合新闻、史录、访晤及虚构形式，重现历史(白色恐怖)事件的“不可”重现性。

——王德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