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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这里，孔子视中庸为最高道德，并感叹这一至德在人群中已久久不见了。
《中庸》是《四书》中最能显示中国哲学思辨的著作，史论结合，纵横交错，三十三章各有精彩。它提出中庸的本质即时中。“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时中”就是处理事情要求人们能根据时间、空间、条件等变化，采取相应正确合理的行为，灵活处理事情，做到无时不中。孟子因此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当然这种时中的灵活性是有原则的，“随时变易以从道”。
毛泽东对中庸更多的是从辩证法角度解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中，是在矛盾中寻求真理；庸，是将真理运用于实践。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当事物矛盾双方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我们说，这个事物就是一个中庸状态了。比方善良，过了就是愚蠢，不够则是伪善。再比如性感，身体太偏重，就会出现芙蓉姐姐；太不偏重，又导致了凤姐。就是打架，光动嘴不动手和光动手而不动嘴，让人感觉都没意思，最好的风景是连骂带打。
中庸的存在形态表现出来就是平常，一种相对的静，这也是事物的最佳状态，所谓“极高明而中庸”。
“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就无聊，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中国人认为“知足常乐”是人生最佳平衡点。
这种平衡点很难找到。化学中酸碱中和的实验与其类似，中点ph值为7，高于为碱，低于为酸，但7经常扮演过客的角色，往往只能接近这种正好的状态，可遇不可求。我们讲“精品”就是指那些精确到这平衡点的作品。道家讲“太平”更是极致的平均，但这常常只能出现在医院的最后程序。
中庸还有一种不可能的情况，那就是动物也包括人的性别问题。
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提出过这一思维，把它叫做“中道”。“中道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行则寻求和选取中间。所以，不论就实体而论，还是就是其所是的原理而论，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杀死了恶人和先知的人，绝不算中庸。“中道”是德的属性，本来就是恶的东西就没有过度和不及，像谋杀、抢劫、偷盗、吸毒等。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是在德范围内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操作。
那么两种中庸有什么区别？
有人拿中国的杆秤和西方的天平来区别两个中庸思维。杆秤支点可以不在中间，但是秤砣却能秤起比自身重百倍的东西，可谓四两拨千斤；而西方的天平支点就在中间，两边必须重量一样才可以做到平衡。由此得出，中国中庸远远高明于西方中道。
灵活性虽不可少，如果过于投机，就会使人在思维和行动上产生胡为。总希望天上掉馅饼，其实都是陷阱。
正是这种可以隐秘的规则，使得中国人最为喜欢钻营，遇事以自保自利为主，很少站在公正一方。孔子把人分成圣贤君子、狂人狷士、乡愿小人等几类。圣贤少近于无，君子总是有点，狂狷不多，小人也少，大多还是乡愿。乡愿就是老好人、和事老。原则可有可无，道德可上可下，在权贵面前，为衣食折腰；在比自己低的人面前，又清高自傲。
在自由竞争状态，自然选择淘汰劣者：在专制状态，人工选择淘汰优者。唯有平庸者永远幸免，有最耐久的生命力。这大概就是其“高明”所在。
就是在信仰方面中国人也尽显中庸的实用品质，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会深入追问，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总是期盼真正管用的“神”现身。“神”在中国人心中只是一件有用的工具。中国人念佛不是求净土，而是希望得到权力与金钱等实惠。所以，佛教、基督可以传到我国，道教却永远不会传出去。西方科技如此发达，但在精神信仰上坚定唯一，至死不会改变。中东人、西方人可以为宗教信仰去流血，在中国，不可理解。
中国人的信仰像万花筒，只要是世界上存在的宗教，中国大致都能找到。信什么主要看实际情况，见庙就磕头，见神就烧香，贫困时信道，富贵时信儒，什么也不信时就说“神神道道”。什么都信和什么都不信没有区别，都叫“迷信”。即使超凡脱俗的佛教，来到中国，也被世俗化、功利化，把原本安慰心灵普度众生的寺庙，无一例外全变成了世俗闹市。烧香拜佛本意是点燃了佛教徒的戒定真香，达到无私甚至燃烧自己的境界，同时表达对诸佛的恭敬，是一种精神洗礼。而我们一律变为了给佛上供的仪式。披上袈裟故作深奥，告诉你印堂发暗有灾降临，不烧高香就会在不期中诛灭，求运道、得财富，引诱世人通过万能的佛祖获得超常的世俗欲望。中国人信教解决的不是灵魂，而是功利。尤其在当代，宗教又成为一个大名利场，不少宗教人士不是潜心修学和传道，而是不断追求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方丈也喜欢香车宝马，前呼后拥。所以中国不会形成统一宗教信仰，只能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态势发展延续。
中国本土国家级大神不下百位，各省、市、县、乡、村的神仙更难以统计。多烧香，多磕头，总是没有错，究竟归谁管，谁也说不清楚，只要能管事就行。如果不管事，中国人会断然采取措施，吃软不行就来硬的，胡萝卜还要加大棒。北魏名将奚康生担任相州刺史，相州天旱，率民众求雨久而无效，于是到西门豹祠把神像搬出来，掠其衣冠，拔了西门豹像的舌头，抬着它在骄阳底下游街，再无效，又对石虎画像施鞭刑。甚至连最迷恋神仙的始皇大帝也是这样。史载，公元前219年，始皇向东和南方巡行，在东方的琅琊和之罘拜神并刻石记功后，南下到达湘山祠。就在渡河之时，狂风大作，江面白浪滔天。始皇问湘江神灵是谁？为何挡我过河？随行博士说，湘水的神是湘君，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舜帝的妃子，舜帝南巡驾崩九嶷山，葬于苍梧，二妃万分悲痛，即沉湘江，成为神灵。（现在看实则是二妃殉葬或陪葬，后人又摄于舜帝仁义美名附强而已）始皇一听大怒，妃子怎能挡朕，一声令下，三千刑徒，把湘山上的树木全部砍光，因当地是红土，所以山就成了赭红色，于是“伐树赭山”的典故就出来了。
杆秤看似很智慧，却感太势利。天平虽显弱智，却最是公正，绝对的不偏不倚，实实在在，毫无机关在其里。因此，即使办事极杆秤的中国法院也使用天平而不用杆秤作为公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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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要圣人还是英雄
信仰，连接着文化、制度与人心，它是我们太空中“神坛”的主宰。
当下有些人好像陷入了信仰危机，“狂慧”盛行，精神的素质在缓缓消退。一些正面的东西被解构，被平视，被轻描淡写。这些人很现实，他们的“主宰”就是房子一套。最着急的是“钱”，要钱不要脸已不再算做羞耻事情，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却甘愿做人民币的奴隶。
追求上，没有自我，只有他人，大家争夺什么，我也要什么；于是，名利场上熙熙攘攘，一片繁忙之景。道德上，没有他人，只有自己，我做什么，不需顾及他人感受；于是，大街小巷吵吵嚷嚷，一片喧哗之声。
攘攘和嚷嚷最终不过为了利。逐利能促使经济发达，但如果不及时转化为精神元素，则会使价值体系扭曲，是非混乱，形成人最高层面的虚空。让偶像走下神坛，去掉的并非偶像本身，而是我们纯真的灵魂、美丽的希望和可爱的理想。
因此人们试图把精神再交回给古人，想从2500年前找到一种真诚，希望“圣人”重新登坛！
一个应该做“神”，却生而为人，那这个人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英雄。
时代需要圣人还是英雄？这个问题几年来一直叩打我心。
儒家圣人是在自然与人之间作翻译的人，他的眼睛与内心相通，用自己的思想同天、地、人进行对话，圣人智慧可以产生震撼和改变世界的力量。
道家圣人是恬淡、超越现实的，庄子推崇的圣人是许由。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苟全性命于乱世”乃道圣之目标，道家描写圣人形象为“大智若愚”。
法家圣人是“若天若地，孰疏孰亲？能象天地，是谓圣人”，是一个能驾驭群伦的人物，是理想的领袖形象。
道家圣人太低，儒家圣人又太高，法家圣人最接近现实。喜欢务虚的中国人最终接受了崇高的儒圣。
孔子为最高圣人，他是道之化身，万物得道为德，圣人即玄德。圣人是“世界的克服者”，是民族完美的榜样。
英雄来源于远古先民为了洗除现实和心中的恐怖分子而修造的美好影像。英雄由人民制造，是这个民族的“带头大哥”，是“世界的征服者”。
真英雄总在演绎着力与力碰撞的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横空出世！英雄随时都在创造自己和大干未来，英雄需要干出实在事情才能得到认可。英雄是有缺点的人，就像太阳有黑点一样，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光辉。
中国的文化永远与自然相通，英雄就是“鹰”和“熊”的合演。
鹰有炫动天空的姿态，从岩石上腾空而起，急聚犹如焰火猝发和飞瀑奔进，一路缓缓盘旋，仰首翘企，层层升入清溟，无影无踪，然后又节节降入视线。高踞、俯冲、沉落、疾飞，一时向下界倾泻，一时隐没于苍空，勇往直前，在透蓝广阔之空展翅翱翔，这种喜悦来自那辉耀的天宇高处。一切仿佛尽是天机、果敢与信赖，俨然超越了物质的界限，看不出半点经营与拘谨的痕迹。这是黎明时分的爽籁，是探寻经验而又忘却的义勇。
这熊不是国宝熊猫，而是两膀开合精气伸，中正拔背力千钧的森林之霸。华夏民族就是以熊为图腾的部落发展而来。熊生性善良从不取巧，总是诚实艰难地在颤抖的雪崖与陡坡上奋挣，向那秩序、原美和智慧的无极攀登。它豁达仁慈地把硕大带血的标志刻记在世俗路途上，以作后来过客的向导。那砥直、透辟、坦率的气势让永恒尊荣最终显现，在薄博无垠广域之间，即使这个身无羽翼的走物也尽可以凌霄翔翥，于白云空谷中仰天纵声长啸。
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事，转瞬即逝；而有些时候，有些人，有些事却让人难以忘怀。有些画面会在你我心中刻下深深烙印，那雨露般和蔼的笑容会让我们重温那瞬间美的极致，激起岁月涟漪，触动内心深处，感动你我生命旅程。
每一个时代都不能没有精神，人们需要美丽河边硕果累累的蟠桃树，供饥饿心灵饱餐：也需要满天云霞，朝出穹边，降下甘霖，滋润人生田野；更需要爱神阿施塔特为它添油，乐神阿波罗将它点燃的火炬，光辉灿烂，照耀前行。
每隔一个时期，人类就要产生能召唤天使和魔鬼的天才，使整个世界焕然一新。他总是站在舵手那边！我们应该懂得天才的价值并对其尊重、珍惜和引以骄傲。
天才身上有一种不可掩仰的蓬勃之气，他可以不自觉地拨云雾而见青天，有一种特殊的、超越的晓畅，片光吉羽，璀璨夺目，使心灵汛满了光辉，见出一种特异独绝、令人神往的成功。
他的心像一面清莹的镜子，可以照射到市井沟渠污秽，同时也能映着天光云影，丽日和风，世间的光明与黑暗，罪恶与圣洁，一体显露。
菩萨即精神。站在精神的大野，仰望空灵的蓝天，神思飞动，碧云四起。五彩的翅羽，在无极中飞舞，侧耳听到了白云碰撞的飞响，我不禁辽阔地大笑。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答案原本多么简单！人民拥戴的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
有德的人必与自然的业绩不期而合，留下一个使我们体味不尽的天下，因而成为这个清明世界共仰楷模。他应该受到永远瞻仰。
这种瞻仰，是一种灵魂和理想的皈依！
纯真刻骨的爱戴和自然深静的壮美在我生命情绪中结成一个永恒的微渺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黄昏的远想！
百合花不需着色，紫罗兰不需添香。真正的好思想，都能使人心境纯洁，给人以永恒的慰藉。
红色在远古文化中代表着避邪，中国人喜欢以红色作为象征，所谓“赤胆忠心”，热烈地表达对神灵的敬重。从汉代起，中国文化本色被定格为红色，这种激情的精神把万千形影化成了活跃的现实。儒家火焰映红的时间最长，但世界上没有永远燃烧的物质，需要接续香火，才可以一直照耀。
在改革时期，人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错综复杂。物质的强烈追求必然占据精神的空间。在这种环境下谈理想，甚至谈点幻想都会被认为是“幼稚”。孩子在寂寞时会寻找玩具；成人在扭曲时也会寻找玩具。当生命成了玩具，变态也就成了常态。股民竟然成了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当下社会需要一种精神来统领人们的认识，它既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希腊人所推崇的纯粹理智上的愉悦，也不是中国古代人追求以术为道的所谓道德精神，而应该是从根本上指导中国人的实践。
“文化淬炼时代精神，文化凝聚奋斗力量。”不论社会思想观念如何多样多变，不论人们价值取向发生怎样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绝不动摇。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凝结着我们党和民族智慧和勇气的新红色文化，正是现在需要的“人间正道”。
新华社长篇通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一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里面讲述了创造红旗渠精神的林州人民，从市委老书记杨贵到现任书记郑中华，还有企业家李广元、万福生、桑中升，为群众义诊的秦周顺，尤其是那几位战天斗地的村支书，其中白泉村72岁的支书张福根最令人感动。他们都把红旗渠精神当成宝贝一样用生命在传承。
这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气来自哪里？福根支书到新华社看望李从军社长时给出了答案。第一次进京的张支书最想去的是毛主席纪念堂。他手执一枝黄菊花站在主席坐像前，激动的情感难以自制；待到瞻仰过主席遗容走出门来，他突然放声大哭：“毛主席语录我能背几十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说的这些，句句是真理。”
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到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通向生命崇高境界的精神航标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研究，完全可以用时代的语言符号来阐释它！
有些东西必须进行灵魂的碰撞和融合，才能将那些兽的、恶的、浊的东西挤走，让心灵充满阳光和清凉。一次次地撞击，一次次地融合，经历了这个过程才会拥有一个崭新生命。
现在有数不清的“专家”用商品经济价值观，以颠覆为乐趣，到处讲经说法，不谙世事的学生听来会像烧开的水，很沸腾。他们把自己冠以经典、精英、集萃、实力，但稍有社会经验的人会感觉这些不过是夸夸其谈，世间哪有这么多经典！他们所讲的就像没有经过阳光和风雨在温室里长成的嫩菜叶儿，看起来很美却无营养，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很幼儿。
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热衷于文化讨论的学者，缺少的是真诚的理想主义实践者。
每个人，从此岸到彼岸，从现实到理想，其间要经过无数艰险周折，即使费尽全力也难以通过，而伟大的思想就像一座桥，承载着梦想，托升起希望，打开成功最快捷的通道。
这本小书是以毛泽东著作为主题阅读的一些感悟，我尝试着把这些随心而为的笔记用散文形式漫谈。由于学识有限，肯定肤浅，有词不达意或画蛇添足之处，期望领导方家斧正指谬！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领导、师友的指教和帮助。书坛泰斗、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海主席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廖奔、唐双宁、王勇平、冯诚、桑金科、李福祥、汪良、方玉杰、李优良等领导名家为书中诗词精心创作了书法作品；同时刘梦海、王文生、丁再献、王文等文化专家给予了指导：无形图书工作室著名装帧设计师文心亲自为本书整体设计，中国言实出版社蔡丹诺编辑提出了很好建议，在此一并顿首鸣谢！
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到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通向生命崇高境界的精神航标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来研究，完全可以用时代的语言符号朴实通俗地来阐释它！把其内涵和实用价值挖掘出来并浓缩于当前大社会中，富于其新意，这给红色文化实践的研究带来了崭新气息，别具一格。
《红色阅读笔记》作者殷昌军长期从事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其感悟不同于学院派的“花腔”，而是以现实生活为背景所得，使人感觉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实用。书的内容涉猎广泛、实用，列举了大量生动形象饶有趣味的事例，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文史掌故。《红色阅读笔记》结合红色文化对人性探讨的角度独特，用红色文化对交友、思维、管理、学习、斗争、文化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解读阐释，语言深刻凝练，通俗易懂，说理性强，幽默风趣，具有时代特色和极强的可读性。
殷昌军编著的《红色阅读笔记》这本书针对当下部分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迷茫，以红色经典著作为主题阅读，尝试着把随心而为的感悟用笔记形式漫谈。认为这些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凝结着民族智慧和勇气的新红色文化，正是现在需要的“人间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