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诚所著的《经济史的趣味》是一本经济史的推广型读物，每篇文章的解说，都是初阶的导引。所挑选的文章，大都轻松有趣，从每年成百上千篇论文中挑出来的少数适合大众阅读的几篇。本书可供大三、大四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同学阅读，也可供对人文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阅读。

读经济史有帮助吗？Donaid McCloskey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到芝加哥大学任经济史教授，做过经济史学会的会长。在他那篇1976年的名作：《历史对经济学有用吗？》中，他认为历史对经济学可以提供五项功能：更多的经济事实，更好的经济事实，较好的经济理论，较好的经济政策，较好的经济学家。

要辩护经济史是否有用，基本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有效的经济学理，是根据事实来提炼出有用的概念，那么现代的经济学理视野，必然会受到观察样本的限制。历史的重要功能，就是开阔认知的可能性。赖建诚所著的《经济史的趣味》中的历史能提供许多过去的精彩现象，是眼前所不易观察到或想像到的。

《经济史的趣味》告诉你：其实历史知识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在欧洲一直没有人怀疑过。现在的经济学已经过度数学化和逻辑化，用计算机模型建构出来的理论，未必有实际的解释意义。倒不如在人类的共同遗产里，找寻廉价实惠的史实作为分析对象，这对经济理论的推展，反而是最可靠的投入要素。

绪论 为什么要读经济史？

上篇 西洋经济史的趣味

 1 为什么计算机键盘不依ABCD排列？

 2 为什么国际标准轨宽是143.5厘米？

 3 环境与身高

 4 天气晴雨和股市红绿

 5 法老王的怪梦解析

 6 为什么1866—1868年芬兰饥荒会饿死10万人？

 7 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

 8 蒸汽机对英国的产业革命帮助不大？

 9 英国是产业革命的龙头？

 10 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

 11 为什么欧洲要杀害巫者？

 12 为什么欧洲的教堂要盖这么大这么久？

 13 罪与赎：天主教炼狱说的经济诠释

 14 经济闭关自守能撑多久？

 15 1918年流行感冒的深远影响

 16 战争与国家的形成

 17 有用的战争

 18 扩大内需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关键？

 19 为什么犹太人会被抄家？

 20 为什么阿米什人的经济表现较差？

 21 金本位是传递大恐慌的元凶？

 22 烟赌娼应该公营吗？

 23 谣言·盲从·挤兑

 24 马铃薯是吉芬商品吗？

 25 经济增长对英文的影响

 26 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的原理与史例

 27 笃姬经济学：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开国后的贸易利得

 28 大英帝国的经营长期而言合算吗？

 29 帝国桩脚的为难与苦恼

 30 纽约股市1929年大崩盘：股价泡沫说

 31 纽约股市1929年大崩盘：股价偏低说

 32 战争时期经济学家有用吗？

 33 希特勒为什么会兴起？拼经济才是硬道理

 34 《绿野仙踪》不是童话故事

 35 显微镜与望远镜：英国的长期经济统计告诉我们哪些新见解？

 36 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与证据

 37 为什么英国会衰落美国会兴起？

 38 为什么普鲁士会兴起？以税收制度的效率化为例

 39 长子继承制阻碍日本战前经济的增长？

 40 筹设亚元区要注意的几件事

下篇 中国经济史的趣味

 1 汉人与牛肉

 2 《绿野仙踪》与中国

 3 梁启超论美国的托拉斯

 4 两次失败的井田制实验

 5 井地说与井田说

 6 《盐铁论》的臆造问题

 7 良币驱逐劣币：汉文帝的放铸政策

 8 中国的银本位与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谎

 9 美国购银法案（1934）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10 明清的税制与贪污行为

 11 明清时期的贪污规模推估

 12 美洲白银对明清经济的影响

 13 为什么郑成功能赶走荷兰人？

 14 为什么江南的佃农特别多？

 15 杀女婴

 16 守寡有理

 17 为什么日本的蚕丝业能迅速超越中国？

 18 晚清鸦片问题的另一种见解

附录

 1 《外资与中国经济发展》读介

 2 李明珠论华北饥荒

 3 中国经济史英文论文参考书目

为什么计算机键盘不依ABCD排列？

1970年我读大一时，商学院的学生都要学算盘、英文打字、操作机械式计算器。我早就学过算盘，但总觉得无缘；学习操作机械式计算器时，倒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洋玩意。计算时要先按下被乘数的数值，然后按乘数值，我依稀记得，这会让有些杆子上下移动，然后摇转右侧的把手，就得出乘积来。做多位数字相乘或相除时，速度甚至比算盘快，但我对这玩意还是没兴趣。我第一次看到掌上型电子计算器，是1974年大学毕业时，只能显示8个数字，要插电才能用，售价3000台币，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印象较深的是打字机，我对这东西较有兴趣，总觉得好像可以通过它，打出有意义的东西。那是一些老旧到难以形容的美制敲击式打字机，我不记得牌子是Underwood或是Remington。打字的原理大略如下：如果你按下A键，就会有一根细扁的铁杆，击向一个圆形滚筒，滚筒上面是一张白纸，白纸的前方是黑色墨水带。按下A键时，铁杆就打向整个键盘的正中间缺口，通过色带把a字打在纸上。如果要显示出A字，就要按shift键，打出大写字母，和现在计算机键盘一样。正确地说：现在的计算机键盘排列方式，是承继自弹簧式打字机。

这些打字机不知已被多少学长糟蹋过，每个字杆的弹簧，随着英文字出现的频率不同（在键盘中间位置的TYU最常打到QZX这些键较少打到），弹簧的松紧度各异，所需的打击力道与弹回的时间也不同。如果打太快，有些字杆还未弹回，就敲打其他字键，这些铁杆就会纠缠成一堆，要用手逐一分开拨回，才能打下个字母。

这是机械老旧后不可避免的结果，练习时有三分之一时间，用在拆解纠结的打击杆。应对之道，就是不要照练习本上所教的，十个手指全放在键盘上同时打字。如果只用左右手的各三个手指（也就是说，只剩下六个指头有功能），就可减少许多麻烦。我不是手脚灵巧型的人，练习久了之后，觉得用四指神功打得最快。

1979年我去巴黎读书时，买了一个日制Brother牌打字机，键盘的排列方式和英文很不相同：法文字母多了e，e，a，e，i，i，u，c，ae，此外，ABCD的位置也不完全和英文键盘相同。我用了五年多的法文键盘，几乎忘了英文键盘的相对位置。1995年夏，我在慕尼黑大学三个月，德文的键盘排列又不同了：有独特的β，和上面有两个小点的字母（例如u，o），而且英文字母的c很多在德文都改为k（例如capital=kapital），ABCD的排列方式，也和英文键盘不完全相同。

我适应过英法德三种键盘，在很熟练时，三种键盘的速度几乎没差别。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养成了坏习惯：我无法同时记住三种键盘的正确位置，打字时必须稍微瞄一下键盘，和打字练习教本上的指法完全不同，只能自嘲为“偷瞄式指法”。

经过三种键盘的折磨，我已无法学会打字时需要同时拆解字形的仓颉输入法，我只会看着键盘，以每分钟十个字以内的速度，使用最不需学习的注音输入法。结果呢？这二十多年来，我还是要先用有格稿纸写字，然后使用天下最昂贵的“太座输入法”打出文章。

说到键盘的复杂度，我看过埃及机场查护照的阿拉伯文键盘。我当然看不懂，但是明确知道，阿拉伯文的数字键（在键盘最右边的方块区），和我们所熟知的1234写法很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所熟知的阿拉伯数字，在阿拉伯文里的写法很不相同。我试过在微软的Word里，查各国文字的键盘排列方式，还真是复杂到超出想像。

如果计算机（或打字机）是中国人发明的话，你觉得键盘会是什么样子？依部首排列最符合共同的认知。我算过，从1画到17画共有232个部首；若键盘每行排20个字，要12行才能排完。再加上标点符号和辅助性符号（加减乘除），我算了一下，依部首排列的键盘，约是英文键盘行数的4倍。现在的中文输入法，都是迁就英文键盘，所以才会弄出我无法以合理逻辑去拆解的仓颉法。人类有高度的适应力，有许多人可用仓颉法，每分钟打出125个字以上，所以只能怪自己鲁钝了。

在计算机普及之前，中文是可以打字的。打字员桌上有两个大型字盘架，依部首分格，里面是一个个的铅字。一眼望去，一个字也认不得，因为都是反向排列。打字员找到她要的字，把“抓字机”朝那个字按下去，机器就夹住这个反体字，用弹簧的力量夹打在色带上，滚筒上的白纸就出现一个正面字。熟练者的速度，甚至比手写快。常用字放在第一层的字盘里，罕用字放在第二层。若有怪字，那就要另外铅铸，每个新字大约三元。

扯了半天闲话，现在回来谈正题：请看一下你的键盘，为什么第一排左上方的顺序，是QWERTY而不是ABCDEF？道理很简单：如果依ABCD排列，打字速度就会变慢；因为在英文词汇里，最常出现的字母并不是依ABCD排列。也就是说，若要追求打字速度极大化，就要把最常出现的字母，放在最灵巧的手指位置上，也就是在食指和中指最容易按键的地方。

根据语言专家统计，英文词汇里有70％是由DHIATENSOR这10个字母组成，应该放在手指最灵巧的位置上。但这却不可行，因为把最常出现的字母集在一起，会产生另一项无法解决的困扰：在打字机的时代，这10个字母的打击杆如果位置太集中，你快速连打。DHIAT这5个字母，字杆的弹簧还没来得及弹回，你又快速打ENSOR这5个字母，这10个字杆很容易纠结在一起，打字速度反而变慢了。

那怎么办？打字机制造商各自研拟不同的字母排列方式。经过市场的竞争、选择、淘汰，最大多数人采用的，是Remington公司1873年推出的4行键盘，最上行是以QWERTY顺序排列。如果你注意看这一行字键，可以看出这行内隐藏着几个字母：TYPE wRITER（打字机）。

QWERTY键盘一旦在市场成为主流，就会出版许多练习这种规格的教材，用来训练新进打字员。几年内，通过滚雪球效应，原本不采用QWERTY键盘的生产商，在“西瓜偎大边”的原理下，都改用QWERTY系统。即使有人提出能增强打字速度的键盘排列方式（有些宣称可增快20％～40％），也没人敢用了，QWERTY系统因而独霸天下。

P14-15

1984年8月台湾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系，征求师资，我从欧洲写信应征经济史教师，竟然收到赵冈教授的回信。我早就拜读过由台北联经公司为他出版的《中国棉业史》（1977）和《中国土地制度史》（1982），也正好在期刊上读到《中国土地制度》（1985）英文版的摘要，可以想见收到他的回信时有多么惊奇。他也写过《红楼梦研究新编》（1976）、《花香铜臭读红楼》（1979），直到《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2005）才封笔。能和他在同个系上工作，必然相当有意思。

赵冈当时约56岁，和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是身高六尺的博雅绅士；夫人陈锺毅女士高雅内敛，是他多本中文书的合著者。我对清华的工作机会，完全没有说“No”的能力。20多年后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我的长期工作，全家人的生活，甚至连儿子都在清华人文社会学院读大学部。

1985年1月我到清华报到时，是经济系的第二位教师。赵冈告诉我聘用的原因：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是规定必修的科目，不容易找到教这几门课程的人，只好聘用我。他说得委婉，但我立刻感觉到：这三科是必修课，必然会让学生反感，会用对待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的态度来看待我。

我竟然以这几项科目，作为研究专业领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20世纪90年代初期，必修科目的主导权被撤销，改由各校系自由决定，我的感觉才转好。20多年后回想这件事，如果当初若没有这项规定，我又怎么有机会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封锁严重，学生则对欧洲充满了好奇。我在法国和比利时住了5年多，在课堂上就靠着穿插欧洲的生活、风景、思潮、制度来诱引学生注意。那时清华对外打的招牌，是要走数理计量经济路线。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经济史和思想史没有数学模型，也不能用严谨的方式证明，根本就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我完全没有争辩的能力，充分体会到双重歧视（个人与专业）的滋味。

在教学上我也碰到许多困难，主要是教材上的供需失调。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当时在台湾能找到的中文教材，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接触的差不多。周宪文先生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了好几本西洋经济史文选，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一方面这些题材与内容对我们太生疏，二来笔调沉闷，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直接用英文教科书，又有太多的人名与地名学生跟不上。

中国经济史也有类似的困难，因为主要的作者是历史学界出身，他们关注问题的角度和经济学界很不相同，对学生既无挑战性，又没学到多少经济学的养分。西洋经济思想史就更严重了：都是英文教科书，是写给欧美学生读的，作者假设学生在高中时期，已经熟知欧洲的社会经济背景，许多基本的事情就不交代了，这些对台湾的学生来说，根本就是天书。

几个学期下来，同学很快就归纳出实用的判断：这三门课将来考研究所时用不上，留学时没有人会关心你这几科的成绩，工作时没有人会问你是否读过这几门课。我是靠这几门课过活的人，不能没有对策。我逐渐体会到两项要点：（1）如果用同一本教科书，从开学讲到期末，学生很快就厌倦。（2）要把这几门课教好，除了教材有趣，更重要的是教师的表演能力。也就是在掌握教材的要旨后，举较能理解的例子作模拟，或当作切人问题的楔子；更重要的是，要穿插费心找来的故事和笑话。

教了七年之后，到1992年我去哈佛进修时，我收到前几届毕业生的教师节卡和圣诞卡，说他们偶尔会回想到，我在课堂上提过的人物和事情。为什么我能从被轻视的情境，转变到有些人对这几门课还有记忆？关键是找到引入兴趣的教材。那是个还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广泛翻阅中国和西洋经济史期刊，看到简单有趣的文章就印下来，同时也注意欧美同行的讲义内容。

以西洋经济史为例，在美国大学教这门课，不需顾虑文字的难度和文化背景，只要挑出好文章让学生看，每星期读三篇都没问题。我们的社会条件不同，必须在好文章内，再挑出文字简单、表格众多、图形丰富的有趣题材，每次上课（90分钟）不能超过15页。

在这些约制条件下，我逐渐累积出30篇这类型的文章。我的上课方式是：每周3小时分两次，每次1.5小时，读1篇15页的文章，若超过20页，就分两次。每学期约有18周，可上35次课，扣掉期中期末考和法定假日，大约可上30次，大约可以读25～28篇。每年都会有新的好文章出现，我就汰旧换新，所以约有一半的文章是近10年发表的，有些好的老文章，还是每年都发读。

每次上课前，先找一位同学负责主读一篇或半篇。上课时这位同学报告15—20分钟，我讲解60分钟，最后10分钟讨论。有时其他同学会有不同见解，但大部分的情况，是我用这10分钟解说下篇的方向与论点，以及选定下一位报告的同学。

几年下来，这种做法累积了一些口碑。西洋经济史的35人的小教室，有时还会爆满；中国经济史50人的大教室，有时还要抢座位。每学期末学生会在网络上，给各科教师打评鉴分数，也有具体的建议汇整给教师参考。评鉴的满分是4分，3分以上就不错了；3．5分以上，教务长会写一封恭贺函，有一次我甚至还得到3．8分（上网填卷率88％）。2006年5月我代表科技管理学院，到学校竞选杰出教学奖，结果得到一张慰勉函，可见清华有不少人教得比我更受学生欢迎。

我挑文章的原则是“三项ing”：（1）Interesting（读起来有趣）；（2）Entertaining（有娱乐效果）；（3）Provoking（具有争辩性）。难得有同时符合这三项原则的文章，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故事流畅就可以入选了。换句话说，我偏好故事性强、容易转述、启发性高的文章。有些文章技术性较强，故事性较低，不适合在此综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教西洋经济史的课程讲义大纲，或是“读者文摘”。

选进本书的文章，我认为还是有高下之分。我依三项原则来判断一篇文童的价值：（1）能增加某个议题的新知识，这类型的文章篇数最多。（2）能提出某项新观念，来分析旧题材而得出新意义，这种文章就少多了。（3）能改变我们对某个题材的认知与理解，这才是上品。我认为本书中有三篇文章符合第（3）项的高标准，分别是：

《铁路对美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介绍福格尔如何运用“反事实推论法”（counterfactual analysis），这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启发。他提出一项新观念——“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用来计算美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结论是：美国铁路对19世纪的经济发展帮助不大，改变了我们对这个题材的认知。

《为什么（共产党宣言）对英国的影响不大？》，虽然没有提出新观念，我还是很喜欢也很佩服，因为作者用新观点、新证据来分析旧题材，改变了我们对劳工阶级革命的认知与理解。

《马铃薯是吉芬商品吗？》，介绍John Davies对马铃薯的研究，他说明为何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马铃薯才有可能成为吉芬商品（Giffen goods）。简略地说，就是当马铃薯涨价后，对马铃薯的需求反而提升，产生正斜率的需求曲线，而非正常状况下的负斜率需求曲线。他提出新观念说：（1）收入必须逼近生存底线时；（2）在没有其他食物可选择替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吉芬商品。吉芬商品的观念早已超过100年，如果马铃薯是吉芬商品，为什么你还要去麦当劳排队买薯条？直到现在，经济学原理所教的吉芬商品，都没有提到（1）与（2）这两项必要条件。全世界有多少人读过、教过吉芬商品的概念，竟然要等这么久，才让Davies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  整体而言，这是一本推广型的读物，每篇文章的解说，都是初阶的导引。每篇最后都会列出依据的论文出处，如果想对经济史进一步学习，请看绪论《为什么要读经济史？》的附录“延伸阅读”。我心目中的读者，是大三、大四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同学，以及对人文社会问题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如果高三同学想读，我也不反对。我希望中壮年读者，可以转述有趣的故事给家人和子女。

这本书有个大缺点：我把每项主题限制在（打字稿）五页内，以简洁为主要诉求，以题材的广泛性来弥补深度的不足，把硬涩的专业论文，改写成能吸引阅读的摘述。我认为比较理想的写法，是要：（1）先综述整个议题的来龙去脉；（2）把焦点聚在争论点上；（3）说明新证据为何能改变我们的认知。要做好这三点，等于是要写一篇小的survey文章，篇幅必然要加三倍。我退而求其次，只要做到书名所说的“趣味”就满意了。

这些文章大都是生活类的题材。大部分的经济史学者，都在研究更严肃的重要议题，例如经济增长、生产力变动、技术进步、金融制度、农业和工业的竞争力、国际贸易，这些沉重的问题在本书都不会出现，就让更高明的专家去解说吧！我在各篇内所提供的，也不是每个主题的最前沿知识，我主要目的是引发兴趣，鼓励读者从“延伸阅读”所提供的数据库、网站、专业期刊，去追寻自己的答案。

本书所挑选的文章，大都轻松有趣，这是从每年成百上千篇论文中挑出来的。我从全世界成千上万位经济史学者努力的成果中，找出少数适合大众阅读的几篇。欧美的经济史研究，是一项重要产业，从业人口众多，鼓励发展新颖手法，故事较有趣味。台湾的经济史研究人员太少。历史学界方面，主要分布在“中研院”史语所和近史所，也有些在大学担任经济史的教研工作。经济学界方面，台湾大学经济系有好几位钻研台湾经济史的教授，台湾清华也有几个人，其余分散在各大学。

1992～1993年间，我常参加哈佛经济系的经济史研讨会，几乎每周都有外宾报告论文，当时哈佛经济系钻研和兼研经济史的教授，我算了一下共有六位。哈佛商学院的商业史研究群，隔周有一场研讨会；邻近的MIT经济系，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史教授，也常举办论文发表会。那一年我常参加这三处的研讨会，见到不少这个领域的高手。

1993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以及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的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教授，表彰他们在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1994年47卷1期的Economic History Review，（英国经济史学会的官方刊物），在卷首“编辑的话”内有一段贺词：“经济史学会的会员和本刊的读者，很高兴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给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我们在此恭贺这两位得奖者，同时也很高兴，经济史这个学科能以这种方式被承认了。”从1993年10月起，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加持下，经济史就不再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的学科了。

本书的上篇《西洋经济史的趣味》，2008年4月由台北允晨文化出版时，原本只有25篇故事。这个版本的销售状况尚佳，我在2009年暑假期间增写15则故事。暑假期间我也写了一小本《中国经济史的趣味》，但篇幅不足以出版单行本。所以就把这两本稿子合并成上下篇，把书名简化为《经济史的趣味》。

《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介绍40篇他人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史的趣味》，第1～4篇与3项附录是我自己的作品，第5～8篇是我和别人的合作研究，其余是介绍同业的研究成果。依照这个学科的增长速度，这本书每5年就要增订，每10年就要新写一册，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与建议。撰写期间得到许多修正意见，在此向诸亲友致谢。

我从1985年1月到台湾清华任教，至今已满25年。我从精力旺盛的青年，变成秃顶驼背的中年人，从孤家寡人变成儿子就读清华的家长。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提供这么好的研究环境，让我全心全力投入喜爱的工作，也让我全家人依靠在这个大家庭上。

“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在这本书里我做的是小乘，希望读者追索相关文献做中乘，进一步做出让学界受益的大乘。

2009年10月中旬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