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和女婿回忆生活中的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跟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睡觉少。我们很少知道父亲是何时睡下，何时起床的，总看见的一个景象是，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伏案写作，几乎天天如此。他一生近七百万字的著述，就是在我们休息和娱乐时，争分夺秒完成的。

作为老友，王久安先生回忆了他同周先生五十多年的交往，其中一向温文儒雅的周先生在“文革”中怒斥造反派一节令人深思。

程毅中先生是周先生在中华书局最早的同事，丝仕文中披露了周先生在工作中给他感触最深的几件小事。

杨牧之先生在文中深情回顾了与周振甫先生的交往后指出，周先生就是“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样的君子。

《想念周振甫》系“想念大师丛书系列”之二，由张世林主编，讲述了大师鲜为人知却又感人至深的小事，内容丰富、有趣，撰写者为生前的好友和学生，附上大量照片更显其生动性，此书真实、可信，提供了不少不为人知的事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大师形象。

《想念周振甫》系“想念大师丛书系列”之二，由张世林主编，约请先生的家人、友人、同事和弟子撰文，深情回顾了先生在为人作嫁和学术著述两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的贡献，不仅有他和钱锺书先生结下的深厚的友谊，还有他在“干校”放牛时的趣闻和“文革”批林批孔时金刚怒目的一面。《想念周振甫》中更多的还是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介绍了他在学习、工作、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的一些鲜为人知却又感人至深的小事，从而为广大读者了解和认识作为编辑和学者的周振甫先生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前言

周振甫传略

我们心目中的父亲

祖父晚年生活二三事

忆周伯伯

周先生永远是我学习做人的榜样

 ——纪念周振甫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周振甫在潢川

我张罗出版《周振甫文集》

振甫先生——永远的怀念

怀念周振甫先生

谨严谦虚踏实利他克己传世

 ——永念周振甫先生治学之襟怀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忆周振甫先生

可敬的周先生

愿作燃藜永发光

 ——周振甫先生百岁诞辰书感

周振甫印象记

 ——纪念周振甫先生百年诞辰

感念周振甫师

 ——兼怀钱锺书先生

忆周振甫先生

不忧不惑不惧

 ——怀念周振甫先生

一位无私奉献高自期许的好编辑

 ——追忆周振甫先生

难以忘怀的往事

 ——怀念周振甫先生

一本书·一句话·一袋香菇

 ——怀念周振甫先生

周先生，我想念您

春雨润物细无声

 ——周振甫先生琐忆

写到生命的尽头

 ——怀念周振甫先生

沉默的周振甫先生

难忘师友忘年交

为一段尘封七十年的秘密而感恩

周振甫：一篇文章和一封来信

想念周振甫

祖父晚年生活二三事

周海涛

目前，张世林先生通过我的父母，转达了希望我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祖父周振甫的要求。自我祖母、祖父先后在1997年、2000年故去，我在伤痛之中，渐渐明白为什么回忆对许多人来说是件痛彻心肺的事情。可是，今年已是祖父去世的第11个年头，又是祖父诞辰100周年。有张先生的督促，我想，我应该，而且必须尝试着去捡拾那些破碎的记忆了。

想起祖父，就会想起工人体育场北门对面中国青年出版社宿舍的那套老房子。6年前，那栋宿舍楼被“喜迎奥运”的地产公司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象征着工体一带未央迷幻夜生活的商品房。在一个人的周末，我常常会回到那里看看，仿佛还能在那喧嚣的闹市里，回忆起祖父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

那是一套小两居的陋室。其中一间，是祖父的书房兼卧室。15平米的小房间里，挤着五个书架、一张写字台，一把祖父习惯坐着休息的竹椅，还有一个供客人坐的沙发以及一张供他和我共用的大木床。这里面，不乏解放后随着开明书店北迁而来的老家具。屋里，还有很多书架上摆不下的书，它们成摞儿地堆放在桌边、椅旁的地上。整间房子，俨然是一座用书垒成的城堡。而守护这“城堡”的是我的祖母，她住在两居室的另一间，为祖父打理起居，应酬邻里往来，安排亲友接待。也正因此，祖父免去了许多世俗生活的打扰，可以潜心于看书写作，在古典世界里作逍遥游。

能暂时打断祖父书香生活的，是专程来看望他的友人。他们之中，不乏出版界、学术界的晚辈，也不乏慕名而来的古典诗词爱好者或是文学青年。无论是谁，祖父都会热情、谦和地接待——谈话间，他不时地用连声的“好好”肯定对方的观点，而含满笑意的目光也会从深度近视镜后透出来，让人如沐春风，倍感亲切。

常来拜访的友人中，中央民族学院的李固阳先生是颇为特殊的一位。每次，他不仅会和我祖父谈古论今，而且要下几盘围棋；不仅会一直下到中午，而且要吃过我祖母精心安排的午餐后再告辞。围棋，是祖父不多的业余爱好。在我的记忆里，从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李先生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找个周日和我祖父手谈一番。直到1995年的一天，祖父接到李先生的来信，说他查出患了癌症，而且已是晚期。接信后，祖父没等我下班回家，就拉上一位到访的亲戚打了出租车去民族学院宿舍探望李先生。临别时，李先生把我祖父送到门口，连声说：“没想到周先生来看我了”，说完，不禁泪流满面。晚上，当我家的那个亲戚感慨地说起这件事时，祖父在旁一语不发。

其实，在那个时候，祖父每天的户外活动基本上仅限于早饭后的几百米散步，鲜有外出探访友人的经历。当然，这也与他的身体状况渐差有关系。1993年，祖父因脑供血不足晕倒，跌伤腰椎，卧床月余方愈。1996年，他突发脑血栓，一度不能握笔，经数月后才逐步恢复。1997年夏天，祖母中暑病逝，对祖父精神打击甚大。1998年，祖父做白内障手术，术后虽摘掉了近视镜，但他常言视物不清，书写字迹也越发潦草不清——这也造成他晚年著述出版时，校对工作十分艰难。1999年后，祖父常发腰腿痛，但始终查不出病因，直到2000年5月去世前，才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卧床养病期间，祖父感受到的最大不适，恐怕是作息时间的改变。平常，他每天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看书、写作不仅花去了白天时间，而且也会挤掉晚上的休息时间。祖父生病时，我们都不允许他像身体健康时那样熬夜。为了“逃避”我们的好言相劝，祖父常常会在半夜一、两点悄悄起床，用一个厚灯罩把台灯罩起来，然后心安理得地挑灯夜读。那时候，还没有冷光灯，所以家里的台灯普遍短寿。用不了一、两个月，塑料台灯就被“烤”坏了。

生病期间，祖父操心的另一件事是回复来信。礼尚往来，是祖父那一代人恪守的人生原则。对于亲友的来信，无论对方是学界泰斗、晚辈学者，还是普通的文学青年，祖父都会一一答复。倘若有人逢年过节从外地寄来了土特产，他更是一定要让我们买了同等价值的北京蜜饯、滋补品或是古籍善本等物品回赠。按现在的标准，我家那时寄信、寄印刷品或是包裹的数量，已经够“大客户”的级别了。因此，工人体育场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对我祖父的名字十分熟悉——不少地址错得离谱的来信，最终神奇地送到了祖父手里。

1996年，祖父中风卧床数个月，积压了大量信函未复。于是，祖父让我把来信一封封念给他听，然后，以他口述、我笔录的方式陆续回信。有的来信，寄来了希望得到斧正的古典诗词作品——那些古诗词段落间的生僻字，让我这个学中文的人都直冒冷汗，但祖父仍然坚持听我读完，并认真地对诗句加以评点……

祖父去世以后，我在网上查到过许多他生前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其中，范方暾先生在《姑苏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我感慨良多。范先生回忆说，我祖父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2000年初，共计四、五百字。信的开始，字还写在稿纸格子里，但“后越写越小，字迹出格并向上斜去”。范先生因此揣测，我祖父写信时已在病榻上了。的确，那时候祖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书写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给诗词唱和的友人们回信。在我看来，古典文化的薪火相传，体现在祖父身上，是如此地具有人文色彩与人格魅力……

祖父一生从事古典文化的编辑、整理工作，有关他与钱锺书先生的交往，已成为出版界熟知的传奇佳话。祖父生前一直希望出版界能多出一些介绍古典文化的书籍。也正因此，但凡友人撰写了有关古典文化的著述，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向各家出版社推荐；但凡有出版社约他撰写文章或是专著，他也会尽己所能完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祖父一字一字艰难地完成了《诗经译注》、《诗词例话》下篇、《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等，另外，还有未完成的《礼记》注释。

今年是祖父诞辰100周年，和他同时代的前辈学者们，已纷纷辞世而去。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传奇，令生活于平庸之中的我们既心驰神往又备感失落。那一代知识精英，系统接受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又从中华民国的体制中继承了高薪、独立与尊严，故而可以衣食无忧、心无旁鹜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而不必迎合什么主流思想或是核心价值，少了被社会异化的可能。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不幸的一代人，经历着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最痛苦的“蜕变”——文化传统被人为割裂，独立意识被强权无情践踏，理性思考被视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洪水猛兽。经历了80年代末的社会动荡，祖父在晚年很少和人谈论政治，而是默默地退回到他的书斋里。虽然在他身上还保留着鲜明的是非爱憎感和金刚怒目的一面。也许，只有经历了中国社会动荡激变的一代人，才能理解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被社会裹胁时的孤独与无助，也才能领悟他们感悟传统文化时体会到的一丝温暖与欣慰。

（作者为周振甫的孙子）

P33-38

我为什么要编这样一套丛书呢？又为什么会以《想念季羡林》一书为发端呢？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季先生是2009年7月去世的。在此前，我和许多熟悉先生的人都坚信他老人家说过的那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也就是说，先生一定会寿登期颐，超越茶寿的。因为我同他老人家接触比较多，早先是请他为我编的杂志写文章，后来是他将自己写的文章交我结集出书。可能是我工作比较认真的缘故吧，先生晚年多将书稿交我编辑出版。为此我们两人还有过一个口头协议。先生是言而有信，这从他把《病榻杂记》稿子交我就可以证明了。于是，我这些年来，脑子里总想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为先生出好下一本书。可是，世事难料！他老人家竟驾鹤西行了。更难料的是，在他的身后竟发生了一些事件，加上一些人的主观描述，使得不明真相的读者心存疑窦，给先生身上泼了污水。对此，我想应该为先生做点什么。一想到今年是先生的百年诞辰，且离开我们也快两年了，我们都很想念他。更主要的是，我们和先生亲身接触过，感受到他的道德和人格的魅力，也直接接受过他的教诲和帮助。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公布于众，也可寄托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深深的怀念。为此，我决定在他百岁诞辰之时，编辑、出版《想念季羡林》一书。同时，我又想到了学术界其他一些已故的老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同他们曾有过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的道德和文章曾深深地感染过我和许多人。我也曾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和教诲，我也很想念他们。如：钟敬文、顾廷龙、缪钺、陆宗达、邓广铭、吴宗济、张岱年、杨明照、钱仲联、杨向奎、钱锺书、周振甫、何兹全、胡厚宣、张政煨、史念海、启功、周一良、罗继祖、马学良、程千帆、王世襄、周祖谟、王钟翰、杨志玖、任继愈、赵俪生等；还有接触不多或未及接触的魏建功、王力、游国恩、王瑶、王季思、唐兰、金景芳、容肇祖、夏鼐、林庚、蔡尚思、朱东润、胡道静、郭绍虞、苏渊雷、王仲荦、杨伯峻、陆侃如、冯沅君、高亨、于道泉、金克木、王利器等等。他们可以说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大师，对承传和发展中华文化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应该被我们所敬仰和记忆的。虽然这批大师俱已作古，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了解和知道他们的人已是越来越少。难道若干年后，留在年轻人的记忆中的只有歌星、影星和“学术明星”们吗？难道我们没有责任吗？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那就是我应该把自己对这些大师们的想念变成一套丛书介绍给广大的读者。这样我便由《想念季羡林》生发出了主编一套“想念大师丛书”的想法。好在这些大师们的亲友和弟子、学生还在，可以请他们把自己同大师们接触的感悟写出来。既然是写给广大读者和青年入看的，内容就一定要出新，不能炒冷饭；也不能只介绍学术而忽略人物的经历和性格。一句话就是文章要有新内容和可读性。要把这些大师们不为人知的而又感人的事例介绍出来，传播开去。主旨定下了，但怎么动手呢？也就是说，除了季先生，接下来编谁呢？干脆就从纪念百年诞辰入手。于是，我马上开始组织《想念季羡林》、《想念周振甫》、《想念胡厚宣》等书。同时考虑策划明年将要出版的《想念张政娘》、《想念启功》、《想念史念海》等书。可有些大师早已过了百岁了，怎么办？那就逢五、逢十再编吧。可真要策划、组织、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谈何容易。但事情是我自己找的，也只能自己干。经过相当一阵的忙乱，总算有了初步的成果——“想念大师丛书”系列之一《想念季羡林》就要同广大读者见面了。之二《想念周振甫》和之三《想念胡厚宣》也将于年内出版。此时的我真是“痛并快乐着”！我相信编辑的付出可以为读者带去收获。更何况，这一大套书要是真的能编好、出好，那最终获益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还应该说是广大的读者，因为他们读了这套书，不止是对这些大师的道德文章有所了解，还会从大师们的身上学会做人和做事，从而为承传中华文明和建设中国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亦能为社会导向和出版导向稍加纠正。果能如此，则幸莫大焉！快莫大焉！这也是一个编辑的心声和追求！

张世林

写于2011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