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是严歌苓2009年最新力作，是继《小姨多鹤》之后的最新长篇小说作品。小说还原了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醉生梦死、灯红酒绿的上海。

《寄居者》无疑是一部即具备反思历史、探讨人性价值，又拥有现代人容易接受和理解的表现手法的作品。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作家开始掌握到了将文学与历史和现实巧妙结合的技巧。严歌苓的写作风格很洋气，但并非完全西式的，她的文字严谨中有着拿捏自如的灵活，具有奇妙的阅读吸引力。

一位世界报业大亨的生死前传，写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单纯、忧郁、文艺气质的犹太难民，从残酷的追杀中幸存，却听见自己爱情的挽歌，响在1942年的上海。

一位生在美国，长在上海的钢琴女郎，在背叛与热恋之间，良心与梦想之间疲于奔命，最终留在1942年的上海。

《寄居者》中有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血淋淋的战争年代里，没有人能逃脱“寄居”的命运。大上海，小世界——爱情与信仰，忠义与背叛，自我追寻与自我迷失，都在其中。“上海在二三十年代是最不古板的地方，全世界的人想在道德上给自己放放假就来上海。”

《寄居者》是严歌苓在题材、写作手法和女性角色塑造上又一次新鲜成功的尝试。同时，小说延续了作者独特的自述式与视觉化的叙事风格。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嘛 ，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

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拿你们没办法。

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失修的水泥港口顿时黑了一大片的那个上海。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偌大的地球，上海是唯一让他们靠的岸。场面相当壮阔，不难想象这个以迁移和放逐著名的民族的每一次大迁移：三世纪犹太种族全体从耶路撒冷被逐出，地图被抹杀，首都被更名。十三四世纪从英格兰，从西班牙和西西里被赶尽杀绝。一船接一船靠岸的犹太佬们站在甲板上，趴在栏杆上，陌生的上海扑面而来。你不难想象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两百多万他们的同胞被逐出俄国国境，就带着跟他们一模一样的憔悴和疲惫，向全世界各个角落四散。

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下打开底舱，里面装成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这样的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

这和我的祖父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得到的待遇相似：一船船梳辫子的中国男人被消防龙头当街冲洗，冲得大醉般东倒西歪。毒猛的水柱把他们从站着冲成蹲着，然后跪下，最后全趴成一片。

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做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是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真正的上海人，民族大节比较马虎，却都是和平主义者。“八·一三”一仗打到十一月底，日本人开进来了，真正的上海人便说：这下好了，打也打进来了，就不会再打了，让西洋人来，总不见得不让东洋人来。到了1938年大批犹太瘪三来的时候，上海人夸谁家小姑娘漂亮不说她漂亮，会说：“这个妹妹像煞个小东洋！”

你大概知道，我当时是复旦大学二年级学生，修财会专业。学校内迁重庆的时候，我留在了上海，打算回到我的出生地美国旧金山去继续学业。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街，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涮，饮用，排泄。

什么都不能打扰上海人过他们的上海日子。包括一舱一舱被杀菌药粉撒白了的犹太瘪三。那个时候我怎么会知道，就在我咬牙切齿骂我年轻的继母“典型上海小女人”时，一条远洋轮的底舱打开了，其中一个叫彼得·寇恩的年轻人成了我这个故事的起点。

年轻的彼得二十五岁，看上去更年轻一点，因为瘦弱，谁都能伤害他似的，也因为两只忧伤的六神无主的眼睛，任何时候都在等你现成的主意。发现他其实蛮有主意，是一年多后的事。那时他的上海经历及难民的崭新身份使他脱胎换骨。那个时代一夜间得到新身份的人太多了。有了崭新身份，不该脱胎换骨地去叛变、出卖，或者反抗、牺牲吗？

1937年夏天到初冬，日本人兵临城下，中国军人们要与阵地存没与共，突然来了的“勇士”新身份使他们脱胎换骨，把死看成了另一回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往阵地上送装着糖果和香烟的慰问袋，也是在新人格的支配下，把枪炮流血看成了另一回事。正是同一群士兵在撤退南京时疯了似的穿着短裤穿行严寒，扒下老百姓的长衫马褂，往自己挂着勇士伤痕的躯体上套。这时他们的新身份是败兵、逃兵。

彼得·寇恩浓黑卷曲的头发上一层白药粉，走出船舱，绝望了：船舱外是1939年8月的上海，广漠的腥臭来自谁都能糟蹋的江水和江岸，那臭味不比底舱里好多少。

彼得是个容易引起女人注意的男人，宽肩细腰，明目皓齿，看着你的时候，不管目光的逗留多短暂，你都相信那一瞬间他什么也没干就是专门在看你，所有的思维都空出来，把看到的你放进去。他走上码头，拎着两个牛皮箱，看到了迎接人群中的一张张犹太脸庞，一张张女性脸庞。女性都是些岁数一把的人，却很没出息地认为这小伙子对于自己的印象一定比对其他女人来得深刻。

就在彼得·寇恩完成了上岸入关的繁文缛节时，我正在我父亲位于卡德路的房子里预谋出走。

先要告诉你们，我的父亲是谁。他是个值得问一问“是谁”的人。因为他是谁决定了我是谁，再决定我下面这段故事必将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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