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悖逆是民国的一道风景
对于林纾其人．史墨眷顾最多的，即集聚在他身上的那一系列悖逆性构成：不识外文，却成为清末民初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赞成维新，誓做“共和国老民”，却成为清朝遗老，并以年近七旬的高龄，11次去光绪皇帝陵上祭谒。此类事流传甚广，随便拈举一端，便可成为老先生的一尊名片。以故，在对林纾其人进行评价时，学界使用最多的不外乎“傲慢”、“偏执”、“保守”、 “顽固”之类的字眼。
但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放下批判的立场，以一种语境还原的方式，藉“同情之理解”对其进行心态重构，细解民国这一道悖逆的风景。
一时译名传海内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人。林氏得享大名，乃至对近代文化史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启近代翻译西方文学之风。他虽不谙外文，却长于古文，兼擅诗词、绘画、戏曲。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起，直至逝世前，他总共翻译外国小说183种，1200多万字。其中涉及英、美、法、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作品，译介了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大仲马、小仲马、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等许多世界著名作家作品。林氏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仅凭口译者的口述，即能“耳受手追．声已笔止”，且译笔生莲，灵动传神。尤其是他所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风行大江南北，一时有“外国《红楼梦》”之称。严复在1904年所赋留别林纾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足见其影响之大。胡适曾盛赞林氏翻译上的成就：“古文不曾做长篇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成百余种长篇小说，并使许多学之之人，亦用古文译长篇小说。古文中本少滑稽之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欧文与迭更司之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伽茵小传》等书。古文之应用。自司马迁以来，未有如此之伟大成绩也！”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页）钱钟书回忆他在十一二岁的情形时说道：“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9页）
译书虽不同于文学创作，但作为一种主体行为，通过译者所译之书，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曲透出译者的文化眼光和主体价值取向。如1905年．为配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林氏翻译了美国斯托夫人（：Ha耐et BeeeherStowe）的《黑奴吁天录》，在该书跋中，他自谓翻译此书是“触黄种之将亡……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他认为，警醒国人、启迪民智是当务之急，而“西方多以小说启发民智” （林纾：《译林叙》， 《译林》1901年第1期）。因此，林氏译介外国小说，多以救亡图存为旨归。
就在林氏译就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风靡海内之时，接踵而来的是庚子事变。国难当头，林氏深感“衔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林纾：《译林叙》，《译林》1901年第1期），应当介绍的是“英雄”而不是“美人”。因此，林氏当时真正想译的是《拿破仑传》，只因史传难译，遂止。但从林纾以后的翻译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在其翻译内容的选择上，不少与“英雄”有关，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拿破仑本纪》及许多“战纪”之类。除此“尚武”题材外，林氏还认为值此民气衰敝之时，宜大力推介“冒险”类的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斐洲烟水愁城录》等，这是中国所缺少的。
林氏在其另一部译著《狼山鬼侠传·序》中曾如是责问道：“西人说部，舍言情外，探险及尚武两门，有曾偏右奴性之人否？”针对中国民气不昌、士风日下的窳败现实，他强烈呼唤引入西方的英雄主义和自由传统。他甚至非常偏爱西方小说中的野蛮血腥气息，以至公然彰扬“贼性”，请听：“至于贼性，则无论势力不敌，亦必起角，百死无馁，千败无怯，必复其自由而后已。虽贼性至厉，然用以振作积弱之社会，颇足鼓动其死气。”（林薇：《林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这怒其不争的激愤之语，强烈透发出林氏的一腔血泪真情。应当说，家国之悲。是林氏从事西方小说翻译的初始动力。而偏重悲情的审美倾向，使其对狄更斯、哈葛德等西方作家产生强烈共鸣．他尝谓：“哈氏所遭蹇涩，往往为伤心哀感之词，以写其悲。”（《斐洲烟水愁城录·序》，见《林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又云：“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 （《滑稽外史·短评数则》， 《林纾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这种俨若从天性中流溢而出的悲情，无疑与他本人的精神样态互为表里。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