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江艺平、刘香成、土家野夫倾情推荐！关注普通中国人命运，力图为新旧交替的中国留影！

《陌生的中国人》是一本非虚构作品集，作者杨猛是著名特稿记者，曾两次入围“开发亚洲新闻奖”。作为一名作家，他一直对遥远的陌生人的生活充满好奇，作为一名记者，让他有机会接触光环以外的中国，接触那些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它们不只是欢呼和烟花，还有一些伤感、阴暗、遗憾和荒诞。就像野夫所说：中国故事有两面：一面精彩，一面悲伤。杨猛用娴熟的非虚构叙事技巧，展示了中国沉默的一群人为了创造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努力。

《陌生的中国人》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它道出了大国盛世背后的欢笑与悲歌。

《陌生的中国人》讲述了大地震后一对小同学的故事，一个成为了国家英雄，另一个失去胳膊为明天的生计发愁；它讲述了一群被人遗忘的弃婴的生活，婴儿被亲生父母抛弃，在收留者那里成为得到社会资本的筹码，并最终死于一场大火；它讲述了到西欧的8万青田人建立的商业王国；它讲述了广西上林乡淘金者在非洲遭驱逐的故事；它讲述了互联网如何启发了苏北一个村庄的民主冲动……

作者杨猛希望借助笔下的人和故事，可以带来一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时候，如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感，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自序

1 经济动物

八仙过海

金奴

淘宝村的冬天

2 摇摆的信仰

赞美诗

隐士

合唱团

3 田园将芜

发现莫言

荒野淘金

回家

最后的眷村

4 幽暗心灵

命若垃圾

双头女婴存世录

同桌的你

5 国家囚徒

国家敌人

陌生的中国人

换偶者

6 帝国的边缘

夺宝奇兵

澳门大佬

开往平壤的火车

基督村

福贡县匹河乡的老姆登村，白族语意为“金竹”，位于4000米的碧罗雪山的半山腰。全村1100人，差不多都为怒族，70%以上笃信基督。34岁的郁伍林长相英俊，人很谦和。“我们和别的村子最大的区别，就是脸上常带着微笑，”他说，“这要感谢神。”

郁伍林开着嘉陵农用摩托车载着我盘山而上，浑浊的怒江渐渐在视野中化为一条细线。他的家庭成员包括：患忧郁症的70岁的母亲，教名“玛利亚”；33岁的独龙族妻子；三个孩子，分别是12岁的长子郁吉，8岁的次子郁乐，3岁的幼女郁欣；一条叫“海豹”的1岁狗，一只尾巴先天畸形的本地猫，2头猪，5只鸡，以及数目不详的家鼠。

富有传统的怒家姓名，在郁伍林这一代就被简单的汉字取代了。他行五，叫伍林，最小的妹妹就叫七妹。

郁伍林是典型的农家。家里有4亩旱地，2亩水田，6亩茶园，靠着开农家客栈接待天南海北的驴友，全家年收入能在3万元左右，在村里收入属中上水平。郁家隶属于一个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在村里很有影响力。

郁家劳力只夫妻2人。这一天下地插秧，又来了5个人帮忙，包括他的舅妈、一个表姐、一个堂姐，一个表妹，一个表哥，7人分别来自6个家庭。没有机械化，完全人力牛耕，水稻要在6月中旬前插秧完毕，连续下雨，玉米地里的杂草长得很快，他认为除草剂会破坏土壤，坚持用人力拔干净。帮忙是义务的，郁伍林只负责管饭。中午2时结束上午的工作，大家坐在怒江边的桃树下吃完简单的午饭，又继续工作到天黑，日落而息。几天之后，郁伍林又去帮助舅妈家插秧。年轻人大多离开了村庄到东部的大城市打工。劳力匮乏的乡村，形成了这种互助的帮扶方式。

1996年，怒江州在每个少数民族中选6人到上海的民族村表演，郁伍林是怒族代表，认识了作为独龙族代表的妻子。工作就是为游客表演改良了的民族歌舞，工资都是1300元。他们都不习惯上海的生活，觉得城里人不好相处。两人在上海呆了一年后回家结婚。在老姆度村历史上，两人是第一对异族通婚。

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早上，郁伍林开着农用摩托车到匹河乡小学，看望寄宿的长子郁吉。郁吉读五年级，每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要步行两个小时山路。郁吉从教室懒洋洋走出来，他是一个安静友善的男孩，脸上永远挂着微笑。郁伍林掏出5元钱，说“今天儿童节，给你的过节钱。”

老姆登村小学只有三年级，三年级读完，孩子们都要到乡里继续上学，二年级的郁乐明年也将重复哥哥的寄宿生活。

郁乐看起来有点少年老成，经常流露出困惑和不解的神情，他个头和哥哥相近，力气很大，可以轻易把同学倒提起来。晚上的饭桌上，妻子拿出从福贡买来的猪头肉，配上简单的青菜，郁乐就吃得很满足。他问爸爸，“为什么今天的饭菜特别好吃？”郁伍林重复着同样的话，“今天是儿童节，给你改善生活。”

7点半，钟声敲响，提醒村民该去教堂了。

郁伍林和妻子在地里已经忙了一天。浑身沾满泥巴的郁伍林，到教堂出资建设的太阳能洗澡房，花一元钱洗了一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带着郁乐去教堂。

教堂位于老姆度村的开阔中心，旁边就是悬崖，可以看到山下怒江奔流。教堂正上方，十字架刻着“神深爱世人”，出自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一个孩子哼唱着“耶稣为我们，来世界”，从教堂门前穿过。教堂内没有太多装饰，设施简单，白墙红窗，灯光昏黄，红色胶带黏贴成的十字架，贴在一张破损的布道台上。

老姆登基督教堂1930年建成，最早在上村和下村有两个。1958年的政治运动中被拆毁。直到1979年，两处的教堂合并成一间重建。此后教堂又先后修建三次，先是草木房，继而石棉瓦房，1984年圣诞节前，修建了现在的砖木教堂，朝向由东西改为南北。这是整个福贡地区最大的一间基督教堂。300平方米，能容纳1000人。5万元建筑经费全部来自村民奉献。

这天晚上的布道员是李继才和阿米娜，村民习惯称他们的教名尤纳和玛塔。“感谢主，让我们平平安安又到了星期三的晚上。”阿米娜说。她看到我这个外人混杂其中，很谦虚地说，“我讲的也许不好，但是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

周三晚上的圣经课只有十几个村民参加，几乎见不到郁伍林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人劳作了一天也许睡下了。郁伍林在祈祷时也打起了瞌睡。郁乐双手合拳闭眼祈祷，问他想了些什么？他的眼里还是流露出困惑。P60-62

这本非虚构作品完成于2008年至2013年，跨度5年，都是我在中国各地以及西班牙、缅甸、朝鲜这些中国影响力触及之地的游历、见闻，记录了中国崛起的辉煌背后，一些小人物的故事。

1998年，我写了第一篇长故事。山东泰安的一个县城，女孩被继母打死了。我学习做一名侦探，还原事发当天的全貌。在看守所，我获准采访了继母，她缓缓道来，脸上带着从容不迫的笑，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这一幕当时让我困惑，我曾想当然地认为她更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辩护。这些经历教会我，要仔细观察，写作不可脸谱化。从那时我喜欢上了写“故事”，这比单一的报道更能传递人性的复杂微妙。

1998年，中国新闻业的操作和传播还很传统。这一年互联网介入工作。我开始用电子邮件联系采访，用QQ和MSN交流信息，但是网络只是辅助工具。

到2008年，情况发生巨变。这一年社交媒体开始井喷，影响了新闻业的生产方式。2009年我去湖北石首报道一起群体事件，现场被警察封锁，很难进入核心区域。我得到的有效信息，都来自社交网站饭否上一名当地匿名网友的帮助。报道见报后引起了较大影响，神秘网友却消失了，我从未能见过他。后来我据此经历写了一篇短评“石首有网吧”，阐述网络已经开始介入中国公共事件，并将发挥更大作用。这篇文章被当年中国社科院舆情报告引用。情况发展正如我的判断。2008年之后的中国故事更加复杂和多义，原因就是网络让信息自由流动，信息不再属于政府和记者的垄断品。同时，捕捉到更准确的中国故事也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噪声太多，往往无所适从。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判断哪个故事更值得去记录。

我对喧嚣年代里那些沉默的边缘人物情有独钟。2008年发生了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三件大事，促成我开始有意识去搜寻和记录他们的故事。

5月。汶川地震造成7万同胞丧生，对全体国民造成强大的心理冲击。我在震后次日出发到灾区采访，我记录灾难来临、灾区重建、人的情感怎样碰撞和进发。那些迷失已久的坚韧、柔情、凝聚力，纷纷唤醒。中国人展现的团结、中央政府应对灾难的表现，感动世人。

8月。汶川悲剧结束仅3个月，北京奥运会如期举行。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不可动摇的发展决心和国家意志。欢呼取代灾难，一场集体狂欢终结了那些具体的悲痛。强烈的反差让我无比震撼。我发现中国故事具有了达到极致的戏剧性冲突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岁末。金融风暴把世界带入寒冬。而中国拯救了世界，四万亿投资不但带来国内经济增长，也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后，曾积弱不堪的中国经济奇迹般跃居世界前茅。中国不光能生产雨衣和圣诞饰品，也有能力建造高铁和卫星。出手阔绰的中国人挤满了巴黎奢侈品商场和澳门赌场的名表店。

一个强大的中国，陌生的中国，突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热情拥抱了市场经济，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和执行系统。当古老社区推倒消失，崭新楼宇拔地而起，改变的不只是旧有格局，还带来人对新的空间方向的迷茫感。每个个体的诉求，势必和坚硬如铁的国家意志发生碰撞。过去中国只有一个故事，现在演变成为13亿个故事。一切都必须重新了解、重新认识。

记者职业让我有机会接触鸟巢烟火照耀不到的地方。和奥运夜那个光辉灿烂的让GDP和金牌概念化了的中国相比，非常不同。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还是那场地震，把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问题，短时间内全面引爆呈现。人们热切讨论地质突变是否缘自三峡大坝的建设；问责大规模城市化中，粗制滥造的豆腐渣校舍让孩子丧生；继而关注社会保障，失去孩子的父母沦为“失独者”后怎样面对老无所依；灾区重建还引向社会力量培育的议题。最终，国家力量雷厉风行主导了救灾过程，社会力量有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最后大部分走向了无声无息。

我的经历则体现出中国故事荒诞的一面。北京奥运会开幕时，我在中俄边境的抚远宾馆，通过电视看到了直播。我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却无法在北京观赏这难以一见的场景。以保证盛会安全举办的名义，官方在奥运会前全面清理非北京户籍人口，很多普通打工者也不例外，离开了北京，北京真成了北京人的北京。此时房东要求我提供完整的暂住证明和单位证明，其用意是要借机涨房租敲我一笔。面对这样的黑色幽默，我不胜其烦，于是选择来东北“避运”。

看着张艺谋营造的大脚印在北京上空凌云踏步，我心情也不平静。中国正在急于向世界展示速度和力量，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崛起能证明一切吗？中国成为一个一流国家还缺少什么？如果人民无法享受到参与其中的快乐，这种崛起就是残缺不全的。

2008年之后的5年，中国沿着既定路线继续努力奔跑。2011年7月，一列从北京南站驶往温州的动车倾覆，40人丧生。这是一个警告，中国的步伐太快，让人民感到幸福，也感到焦虑。动车事故后，评论员童大焕用诗样的文字写道：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慢点走，让每一位公民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位公民都不被“时代”抛下。

中国处在伟大的转型时期。中国完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消灭贫穷、最大范围的工业化，以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和改革最重要的发展，不是发生在国家中心内部，而是源于体制边缘的普通人为了实现美好生活付出的努力。我意识到：关于中国的叙事，不应该只有一面。变革的时代，参与变革的也不会只是光鲜的人。所有人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只有完成对中国基层的踏访，才能呈现真实的中国，并提供一个未来的中国。

怀着打探陌生人的秘密心灵的好奇心，我拿起笔记本，背上相机，走出家门，有时候我还要再穿上件雨衣，打亮手电，去发现他们卑微的梦境和盛世下的真实生活。

2008年至今的5年，我陆续走遍了中国。

我记录汶川地震一对小学同桌的故事，他们的命运被一场国难改变。一个被宣扬为国家英雄，另一个则因伤残为生计而愁。我走进河南一群弃婴的生活，他们被亲生父母抛弃，又无法享有国家收养政策的庇护，最终在收留者那里死于一场大火，让人感叹“命若垃圾”。

在澳门，一位堪称中国通的赌场大佬展示商业背后的政治逻辑。广西乡下，被遣返的淘金者讲述中国势力在非洲的挫败。在武汉，我走进一位老者的书房，听他私语历史的教训。在南京，我访问了一个希望获得性爱快乐的孤独的大学教授。

我记录转型期的农村，作为一个传统的集权社会，互联网如何启发了苏北乡村的民主冲动。我去了西班牙，寻找偷渡到西欧的8万青田人建立的商业王国。然后来到中朝边境，记录走私者的冒险生涯，血腥的贸易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换来市场的固定和信息的流动。

收入本书的十九个故事，部分内容曾在《彭博商业周刊》、LENS、《南都周刊》发表，现在重新进行了补充完善。分为六个部分，反映了转型期国人的某些共性特质及现实困境。“经济动物”不只是渲染中国人攫取财富的野心，也探讨商业道德和民间力量的发育。“摇摆的信仰”描写普通人在外部压力前如何遵照内心的召唤。“田园将芜”聚焦家乡和乡愁，前所未有的经济开发，冲击着所有中国人的心灵原乡。“幽暗心灵”讲述三个孩子的故事，弃婴、双头婴、地震灾童，怎样沦为成人世界的工具。“国家囚徒”有关三个囚禁者的命运，关注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碰撞。最后，“帝国的边缘”是在偏远地区的游历，展示国家力量对边缘区域商业生活的深刻影响。

我希望借助笔下的人和故事，能带来一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时候，如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幸福感？我担心中国除了经济数据增长、人们更加物质化之外，几乎没什么变化。希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不要陷入一切推倒重来的历史迷途。借用我喜欢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眼下，人们正在讨论传统媒体何时被新媒体取代。我并不担心记录者这个行当的前途。因为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我们还没有做到最好，何谈消亡的恐惧？正如我们没有轰轰烈烈地爱过，就没有资格怀疑爱情这码子事。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记录下花花世界，而没有认真倾听来自内心的召唤，对记录者而言就会失去真正的价值。正如我们生活在从上古神话到《聊斋志异》的伟大叙事传承中，如果没有为今日中国留下值得尊敬的肖像，又何谈使命终结？

是为序。

本书的19篇故事并无直接关联，却以散点透视的手法，忠实地记录了转型期中国人的命运。它聚焦草根，却力图为一个新旧交替的国家留影；它酝育于社交媒体，却以富有文学意味的笔触，构成传统新闻文体的回响。它甚至令人依稀回想起茨威格的“历史特写集”《人类群星闪耀时》。

——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胡舒立

《陌生的中国人》告诉世人，“中国故事”并不都是宏大叙事，“国家命运”无法替代个体命运。作为曾经的同事，杨猛的非虚构写作令我感动。他的笔下充满真实的力量，充满人性的力量。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原《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

自尼克松访华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经久不衰的共同话题，过去中国是一个集体社会的故事，现在演变成为个人主义的故事。关于宏大的中国叙事，不再只有一面；变革的时代，参与变革的也不再只是光鲜的人。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人，杨猛踏访了中国各地以及中国影响力触及到的国外一些地区，真实反映了在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中国人的矛盾与激荡。

——“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美籍华人摄影家刘香成

中国故事有两面：一面精彩，一面悲伤。作者用娴熟的非虚构叙事技巧，展示了中国沉默的一群人为了创造美好生活所付出的努力。